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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毅夫（来源：中评社资料图） |
中评社北京12月9日电（作者 汪毅夫）主持人、学界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鲁迅翁的小说名篇《阿Q正传》里，目不识丁的阿Q住在“本不是大村镇”的未庄，却也见过“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讨候，锣声镗镗地报到村里来”的情形，知道“夫文童者，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的道理，听说“皇帝已经停了考，不要秀才和举人了”、“举人老爷到乡下来避难了”的消息，有过“文童落第似的觉得冤屈”的时候，他在“秀才赵大爷”家做工、也曾“在举人老爷家里帮忙”，还有把“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的“革命”计划。如鲁迅翁所写，科举制度对乡土社会的影响是无微不至、无远弗届的。
我们来看闽南乡土社会的情况。
明代嘉靖二十四年（1545）勒石的泉州〈青阳乡约记〉里说：“夫乡之有约，古也。而约正之名，委重于士类，自吾郡守方南王公始”。乡约制度，古已有之。乡约同乡规民约有关，但不是乡规民约。乡约是官方认可的乡民自愿受约、自约、互约的自治制度、自治组织，乡民推举年高有德之人为约正（又称约首、总理等），“为小民平户婚、田土、斗殴、赌盗一切小事”，“不但果决是非，而以劝民为善”。在闽南乡土社会，自泉州太守王方南（名士俊）始、从王方南在泉州太守任上的明代嘉靖年间以后，闽南地方乡约的主事者改为“士类”即有科举功名之人。据〈青阳乡约记〉，青阳乡约的约正庄用宾“年未三十联魁科第”，“其为约正”也，年仅30余岁。他是明嘉靖八年（1529）进士，属于“士类”即有科举功名之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勒石的南安〈乡约社学记〉也说，南安各乡之乡约也“择乡之庠士秀而有文者，使摄其役”，如“邑之二十二都为霞美乡，有士之秀而有文者陈生育俊”摄乡约之役。由于“士类”或有非“年高”者如庄用宾，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李光地特地在〈丁酉还朝临时公约〉里与其安溪乡人约定：“约正于族行虽卑幼，然既秉乡政，主持公道。自后乡邻曲直，有未告官而投诉本乡者，除尊长发与约正调停者，则为从公讯实，覆命尊长劝惩之。其余年少未经事者，虽分为叔行，不得役约正如奴隶，约正亦不得承其意指，颠倒是非，以坏民俗”。李光地本人也是“士类”，返乡居住期间也主持乡约事务如制定〈临时公约〉。在台湾，日人当据台之初也发现，有科举功名之人是“地方的指导者，具有相当势力”。
科举制度对闽南乡土社会的影响，在闽南民俗、民谚和民间文学作品里也有留存。例如闽南中秋“博状元饼”的节庆习俗，就是对科举之途博取功名的模仿。饼分一秀、二举、四进、三红、对堂和状元，一一对应秀才、举人、进士、探花（一甲第3名进士）、榜眼（一甲第2 名进士）和状元（一甲第1名进士）。中秋博饼，取的是“秋闱夺元之兆”，乾隆《台湾府志》记：“是夜，士子递为宴饮赏月，制大饼名为中秋饼，朱书元字，掷四红夺之，取秋闱夺元之兆”。实际上，不仅读书人和读书人家，其他人和其他人家也热衷参加博饼以取“秋闱夺元之兆”，因为科举制度是开放、公平的，对乡土社会各成员也是开放和公平的。闽南民谚“秀才人情纸一张”（自作字画送人是秀才的交际方式，喻君子之交或世态炎凉也）、“秀才讲人话，举人打官腔”（秀才不失乡土社会成员的身份，举人可以是官员或准官员）、“有穷秀才没有穷举人”（举人社会地位高收入也高）、“人怕老债怕讨，秀才怕岁考”（岁考是各省教育行政长官提督学政对在学生员的考试，每三岁凡二举，考后，一、二、三等有奖，四等以下有罚甚至被黜革）、“一名透京城”（入京中进士一举成名）、“家伙了，秀才无”（科举之路艰难，考试失败陷于困顿）、“米街土地公，头顶戴官帽”（台南米街出了施琼芳、施士洁父子进士，是当地荣耀）等，其内涵和背景都同科举制度相关。至于闽南民间文学作品，容我举《畅所欲言》为例。这是泉州秀才杨介人用闽南“俗语缀成”、闽南“老妪都解”的奇书，收文21种，写作的时间跨度为1897～1907年，曾在泉、厦、漳、台流传。《畅所欲言》一再语涉科举制度，尤其是科举罢废后的社会情形，如“有穷书生旧以钞书度日，转（赚）了三百二百，就有乌米白米，自无小考场，无人倩钞小书”，“自停科、岁，无教书，无用功”，“无考校，又无处转（赚）食，十分枯燥”，“科举一废，书房兄改途趁食，有个学命卜，有个学山医，各人行各路”等。涉笔成趣，是很精彩的“清末科举制度与闽南乡士社会”讲义。
主持人，各位朋友，感谢大家耐心听完我的发言。
（作者汪毅夫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