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8月31日电／2009年被视为中国新医改的元年，国家公布了关于医改的顶层制度设计，至今已是第10个年头。新医改为医疗、医保、医药中的诸多“疑难杂症”开出了处方，疗效几何？记者采访了部分参与和研究医疗体制改革的官员和学者，回顾和梳理了医改进程中的经验与挑战。
“掏空腰包看病”成历史 财政投入结硕果
全球第188位。2000年，中国在世卫组织卫生筹资公平性榜单上位居末流。“不能让群众掏空腰包看病。”医疗体制市场化弊病逐渐引发反思。2006年，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确立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属性，开始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
“有位东北出租车司机跟我讲，过去得了病就是忍着、耗着，哪敢看？现在报销比例高了，看病负担小了。”北京大学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说，让群众不再恐惧看病，是衡量医改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
从看病“自掏腰包”到国家“拿大头”，医改十年来，公共财政支持力度持续攀升，医疗筹资水平不断提高。2009年至2018年，全国卫生总费用年均增长14.2%。与此同时，个人卫生支出占比从十年前的37.5%降至28.7%。
2009年至2017年，全国每千人口病床数从3.3张增加到5.7张，每千人口执业医师从1.8人增加到2.4人，基本实现每个县有一到两所公立医院、乡乡有卫生院、村村有卫生室。
医改全国一盘棋，一个也不能掉队。“合理布局优质医疗资源，让城乡共享医改成果。必须着力破解因病致贫、返贫难题，让困难群众也能看得起病。”国家卫健委财务司司长何锦国说，从全国来看，建档立卡贫困户医药费个人支付比例仅需8%左右，对农村贫困人口予以照顾倾斜，医疗救助制度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
2015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有序引导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促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公平可及。2009年至2018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直接补助从292亿元增至1974亿元，年均增长23.7%。全国832个贫困县的1180个县级医院实现三级医院对口支援，92%的贫困人口在县城就能看上病。
徐恒秋2006年在安徽省卫生厅任副厅长，2013年离任。七年时间里，她见证了安徽新农合报销比例从10%到69%的跃升。“我亲眼所见，一个农民和一个干部同住一间病房，老农的报销比例超过了干部。干部不解，老农报销的怎么比我还多？” 徐恒秋说，十年医改在医疗资源均等化上取得了丰硕成果。
从十年前广州市花都区农村卫生站试点“一元钱看病”，吸引村民小病不出村，到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双向转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筑底作用越来越强。
“互联网+慢病管理”“互联网+预防接种”“互联网+出生证预约”……近年来，广州打造市民健康信息联网平台，深化“互联网+医疗健康”信息服务，让群众少跑腿、更便利，共享优质医疗资源。目前，平台已接入广州各级医疗机构300余家，2019年底可实现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全部接入。
医改步入“深水区” 三大难题待攻克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到了啃硬骨头的攻坚期。”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为医改定调，改革将持续发力。尽管从财政资金流向和宏观政策导向来看，“三医”联动改革有着积极的支撑面，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阻滞改革的“硬骨头”也已逐渐浮现。
分级诊疗效果不理想。公立医院改革关乎群众日常就医直接体验。然而，分级诊疗制度推行多年来，最初根据患者病情分流，由不同层级医疗机构诊疗的设想效果并不明显。“相反，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大医院，门诊量继续快速上升，甚至三级医院的门诊量和二级医院调了个个，老百姓去大医院看病多有不便。”李玲说。
来自专业医学杂志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现有年门诊量超300万人次的“超大门诊量”公立综合型医院超过50家，多数集中分布在东南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包括部属部管医院、大学附属医院、省属医院、市属医院以及军队医院等各个类别，个别超大型综合医院年门诊量已突破700万人次。
超大型综合医院的建设对域外医疗资源布局具有虹吸效应。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就此提出质疑：“一些大型三甲医院的确集中了不少优势医疗资源，特别是人才资源。但把优秀人才、好医生都集中在一处，当地看不了病，必须跑到你这里，这符合区域卫生规划、医疗资源的合理布局吗？不一定。”
在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等部分发达国家，家庭医生首诊和转诊制度被严格执行，除急诊外，患者需经转诊才能到上一级医疗机构就诊。作为分级诊疗的重要环节，尽管国内不少大中城市也探索实行家庭医生签约制，但收效甚微。
一位中部省份医疗卫生系统干部告诉记者，家庭医生签约制在不少地方沦为形式主义，签了那么多约，但真正在诊疗过程中起作用的并不多，很多病历档案沉积多年，进不了信息系统，成为废纸。
医改统筹协调失衡。从筹资能力、医保水平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等多个方面来看，医改仍存在部门、地区间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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