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亲美、哈日、厌中——台湾社会一种“泛在化”心理倾向 作者：安拴虎（漳州），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教授
中美日在台湾人的情感坐标里呈现完全不同的位置，亲美、哈日、厌中（大陆）是一种常态化的心理倾向。虽然这是一种基于偏见的情感错置，但却在台湾社会里属于一种“泛在”现象，这种情感表现是台湾人对中国大陆、日本、美国的认知（偏见）基础上的情感反应，既是基于台湾人过往的生命体验和集体记忆，同时也反映了中（大陆）美日三方围绕台湾问题长期角力的事实。它在台湾人的“态度”链条（认知—情感—行为）中处于中间环节，因此必然会在台湾与中（大陆）美日三方关系建构当中起到“规范”作用，不自觉地驱使台湾朝野时常进行与中国大陆、美国、日本的关系再梳理，明确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并再次划定与它们之间的距离和边界，从而影响地缘政治生态的重塑；不仅如此，它也会通过一系列模仿和学习，影响台湾人自己的价值取向和重塑台湾的社会文化，甚至因此强化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毫无疑问，这种心理倾向本身就自带势能，必然在两岸互动过程中产生消极影响。
放在国际视野来观察，中美日三方对台湾的影响无与伦比，其在台湾人心目中的地位更是非同小可。1990年代以前，台湾民众“一方面是对‘中国’的认同，另一方面是美、日发达国家的美好样板”。〔1〕时至今日，中美日在台湾人的情感坐标里呈现完全不同的位置，亲美、哈日、厌中（大陆）是一种常态化的情感倾向。〔2〕虽然很明显这是一种基于偏见的情感错置，但却在台湾社会里属于一种“泛在”现象，这种情感表现是台湾人对中国大陆、日本、美国的认知（偏见）基础上的情感反应，既是基于台湾人过往的生命经验和集体记忆，同时也反映了中（大陆）美日三方围绕台湾问题长期角力的事实。它在台湾人的“态度”链条（认知—情感—行为）中处于中间环节，因此必然会在台湾与中（大陆）美日三方关系建构当中（比如马英九上台宣称“亲美、友日、和中”，而蔡英文则推行“亲美远陆”、“亲美抗陆”、“脱中”）起到“规范”作用，亲美哈日厌中（大陆）作为台湾较恒定的社会心理倾向便成为关系建构中这种“行为”的情感基础。〔3〕
一、厌中
曾有学者直言，“国民党迁台以来，台湾舆论一直呈现两个基本面向：一个是美化美国，一个是丑化大陆。历经……政权交替，各个政党派系尽管在许多方面不同，甚至水火不容，但在这两个面向上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而舆论的惯性也是不能忽略的分析维度。50多年来，在一代代动机不同的政客操纵下，红色大陆成为台湾舆论一致诅咒的对象。要将对手贴上红色标签就行，就可以如愿以偿。……这样荒唐的历史闹剧，在政治人物的操弄下几十年来一直连续不断在台湾上演着，而台湾民众也一直扮演着忠实的观众，可见红色禁忌的‘舆论麻醉’是多么的成功。”〔4〕
去过宝岛台湾的大陆同胞相信对“426”这个数字不会陌生，它看似是一个普通的数字，实则是“死阿陆”的谐音，有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在台湾次文化中“阿陆”一词是对大陆人的贬损称谓，前面再加个“死”字，可见其感情色彩之强烈。很难讲这个词出现于何时，但是它的出现无疑是糟糕的两岸关系现实的折射。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念念不忘“反共复国”、“反攻大陆”，在这样的政治社会背景和氛围下，台湾当局对新闻业实施了严密的控制和严酷的管理，为了实现“反共复国”的“大业”，不惜动用全社会的力量进行反共宣传，对大陆极尽抹黑与丑化，长期的反共宣传和反共教育在台湾人的思想意识里打下深深的烙印，在一代一代的台湾人的内心深处植下抹不掉的“反共基因”。
反中是反共的自然赓续和情感升华。两岸长期分裂隔绝对峙，思想意识方枘圆凿，扞格不入，缺乏共同的集体记忆和协同一致的情感脉动，当代台湾同胞很难体会大陆同胞近代以来因为中华民族频遭列强欺凌，面临民族生死存亡而郁卒悲愤的心情，以及极欲实现中华重新崛起、恢复民族尊严的强烈愿望和民族使命感。同理，大陆同胞也很难体会台湾人民百年来因被割让、被抛弃、两岸阋墙之争中“被放逐”、“被打压”而导致的爱恨情仇——“悲情意识”、“弃民意识”、“亚细亚孤儿意识”、孤苦无依的“失根之痛”、认同错乱而致的心灵之痛、不知哪里是未来的压抑苦闷和焦虑感以及社会转型形成的民主优越感等等。我们也看到，中国大陆同胞因历史形成的家国天下的传统价值观，在台湾已经没有市场。也应该看到，由于两岸分裂，台湾内部历来将大陆视作敌人和威胁，两岸关系中的确有着太多的“失和”、“伤感情”的过往，积存了海量的“怨望”情绪。当两岸关系解冻，“当面对中国大陆，埋藏在记忆深处的‘仇匪’、‘恨匪’情结即告表露”〔5〕，“大陆更强调统一，台湾强调‘主体性’”〔6〕。老实说，大陆人与台湾人的感情是不等距的，早在2009年6月一份“两岸民众互望”的两岸同步民调就发现，“大陆人看台湾人是一家人，台湾人看大陆人是生意伙伴”，〔7〕有台湾网友直言不讳地道尽这种不等距的感情和对大陆“统战”的“刻板印象”：“当团团圆圆来台湾时，很多台湾人想的不是谢谢祖国，而是‘想用熊猫同化我们？门都没有！’……台湾人不认为大陆人是一家人啊。你多么省吃俭用勤工俭学地给别人好处，然后希望对方把你当家人，但对方压根不认为你是家人，你给再多好处，他们也认为你这些是有阴谋的。”〔8〕当大陆同胞深情款款地谈及两岸同是“炎黄子孙”“血浓于水”、希望两岸同胞共同致力于“大国崛起”共圆“中国梦”的时候，岛内却毫不客气地说“请不要跟我谈‘大国崛起’，请不要跟我谈‘血浓于水’，我深深盼望见到的，是一个敢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第一次接到电话，希望我谈谈‘中国梦’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一千枚飞弹对准我家，我哪里还有中国梦啊？’”〔9〕与此类似，有一篇台胞写的流传很广的网文，颇有些讥讽意味：“我很清楚大陆同胞对台湾有一种‘血浓于水’的情感认同，但台湾人并不是这么认为，任何去过台湾自由行的大陆朋友都能清楚地感受到。所以这样好像大陆的热脸贴台湾的冷屁股。”他还不客气地直言，“对大部分台湾人来说，我们也是学中华文化长大的，只要触及‘政治’问题时，一切都是狗屁！‘台湾人’的组成分子很复杂，有比较亲中国的‘外省人’，也有比较‘本土派’的台湾人。”他自问自答地解释道：“台湾人为什么不哈陆？是有政治上的原因的。大部分台湾人一想到大陆，就会直接想到：那个打压台湾的地方……”〔10〕
似乎问题仍然集中在“情结”上。我们也必须看到，虽然在国际大形势下，大陆有足够充分的理由坚持“中华民国”已不存在，但作为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当前在岛内仍有相当多民众延续着对“中华民国”的情感认同。就像龙应台指出的那样，台湾几代人也曾经有过一个“海棠叶大中国梦”，因为两岸的高度对抗与激烈冲突而渐渐由“大梦”（“中国梦”）逐渐过渡到“小梦”（“台湾梦”）。〔11〕这一点其实在一次次两岸文化冲突事件〔12〕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产生的是同样的情感疏离效应。
两岸关系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台湾人对大陆的情感基础。一方面，两岸血脉相连，是同文同种，血缘亲情和文化亲缘造就了两岸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法隔断。两岸开放交流30余年，经济、社会、文化已密不可分，人员往来热络频密。两岸再怎么争吵不休，也是同胞兄弟，所谓打断骨头连着筋，血缘亲情是与生俱来无法磨灭的。但另一方面，两岸关系中的确因为太多的“伤感情”的过往，积存了海量的“怨望”，由怨生恨，加上独派一意煽惑，产生疏离感是必然的事情，也是值得大陆人思考的问题。
二、亲美
台湾人亲美其来有自，众所周知，两岸分裂是中国内战的延续，台湾问题的由来，也是美国横加干涉的结果。长期以来，美台互相利用：台湾在美国的卵翼下而不虞生存，因此，不论蓝绿，台湾人皆将美国作为倚重和“保护”的对象，将其作为反制中国大陆“并吞”的资本；而美国，冷战时期把台湾作为不沉的航空母舰以及第一岛链重要的一环永续经营。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仍然通过《美台关系法》等一系列干涉中国内政的法律以及对台售武等手段将台湾牢牢置于控制之下，把台湾当作制衡中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棋子。“过去数十年来，台湾经济依赖、资讯依赖，大大小小问题已变得‘比美国人还要美国’”，〔13〕“数十年来，我们的一切均遵循美国官方的立场”。〔14〕在1980年代后期两岸关系解冻以前，台湾的经济一向是“双重依赖”——进口依赖日本，出口依赖美国。
1960、70年代台湾地区的留学生在留学的去向上，主要以美国为主。“如1962年至1972年，免试出国留学人数为16542人，其中赴美国留学的人数为14023人，达84.8%”，〔15〕返台留学生有的在行政机构工作，有的在公营事业及金融机构工作，有的在科研院所从事科研工作，有的在大专院校任教，有的在中等学校任教，有的在医院工作，有的在新闻界工作……总之返台留学生在各行各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涌现出一大批佼佼者，既有于梨华、丛苏、施叔青等为代表的留学生文学作家，也有在美国普渡大学获工科博士学位的台湾第一位博士营长吴东明，还有曾经担任过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李登辉，也是60年代在美国获得农学博士的留学生。最值得一提的，还有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和李远哲。赴美留学不仅对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也带来一个十分深远的影响，就是美国文化开始全面全方位地影响台湾。“1960年代台湾的‘文艺复兴’基本上是在这反共亲美框架里进行的。……”〔16〕
关于台湾的亲美，南方朔也有过精辟的分析：
战后台湾，自美军在韩战期间协防台湾起，台湾即被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军协防台湾，签订共同防御协定，这是被纳入“军事圈”；1960年代，美国经济扩张，台湾出口加工业兴起，台湾又被纳入美国的“经济圈”；随着军事及经济的关系开展，台湾留美学生日增，他们是台湾社会的上层。于是台湾的亲美特性又随着被纳入“文化圈”而更加固定。……整体而言，台湾可以说是举世少见的亲美地段。台湾的安全仰赖于美国，不会出现反美的统治阶级，台湾的经济成长与繁荣依赖美国，不会出现反美的中产与农工阶级。台湾有着稳固的亲美结构。〔17〕
1970年代的到来开启了台湾（所谓“中华民国”）外交挫败的时代，中美建交、美“台”断交，“自美国与台湾断交后，常理上，它必将引起极大的反美风潮，然而，由于台湾对美的外销持续增加，台湾经济更趋繁荣，政治的所失在经济上获得补偿，而且‘台湾关系法’的制定也阶段性的保障了台湾的安全。‘名’的受损有了‘实’的弥补，台湾的亲美特性也就维系了下去。”〔18〕一系列的外交挫败在台湾人情感天平上引发地震，一方面是认同的加速错位和对“中国”“台湾”等象征符号的情感裂变；另一方面，对美国“弃台”虽有怨愤却也在“美台关系法”中寻求到心理慰藉与安全感，又在接下来的寻求台湾出路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师从美国，无论是价值观、社会思想、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在“去中国化”、消解中国元素的乱糟糟的大氛围下，均呈现加速“美国化”的趋势，显示出美国软实力对台湾的巨大影响。
三、哈日
台湾人对日本一向具有独特的“情结”，由于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使得日台两地有一种奇特的文化上的亲缘关系。
光复初期去日本化与再中国化过程中对福佬文化（闽南文化）有过限制甚至破坏。有人上升到族群矛盾的高度，认为这是外省人对本省人的文化宰制。其实除了文化政策的原因外，受限于文化生活体验，迁台来的大陆文化精英制作的文化产品例如电视剧，很少有真正反映本省人生活和命运的连续剧，他们制作和放映的大多是关于大陆生活的内容或与大陆相关的内容，这一般很难引起老一辈台湾人的共鸣。反倒是在观日剧的时候，老一辈的台湾人找到了更多相近的生活以及文化体验，这种依赖日剧解“乡愁”的奇葩现象体现一种特殊的“情结”，有人称之为自虐情结，有人认为是一种“错置的乡愁”。
更有甚者，日据时期，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推行“皇民化”教育，包括改日本国籍、讲日本话、取日本名、行日本风俗习惯，灌输“皇民意识”，以达到奴化教育的目的。以李登辉为例，其父李金龙毕业于警察官练习所，在日本殖民者手下充当刑警十余年。李登辉一直对其父这段“三脚”的过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说他父亲是当时的“菁英人物”。李登辉生于1923年，“自幼接受正统的日本教育”，这对他的人格养成有极其深刻的影响，1940年日本殖民当局推行“皇民化运动”，李登辉给自己取了“岩里政男”的日本名字；他的大哥李登钦也改名为“岩里武则”，二战时在日军服役战死在菲律宾，其灵位至今奉祀在日本靖国神社。李登辉的成长经历使他讲日文比讲中文还流利，在说中文时不由自主地夹杂着大量日文语法、日文单词，他的言行也深受日本传统文化的影响。他十分推崇日本的剑道和武士道精神，自称“22岁以前是日本人”。崇尚日本文化，美化、颂扬日本殖民统治是李登辉这类接受过皇民化教育的人共同的特征。
然而这并不能代表日据时期台湾人的全部，事实上，中国传统社会用以潜移默化的文化传承，并没有因日本殖民政府从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造而全面断绝。中国传统典籍文化与传统的说书、歌仔戏、布袋戏、民俗信仰等所传承、所涵育的精神文化和中国意识，是万难断绝的。台湾人对中国大陆怀抱着“原乡唐山”的感情，当他们以传统武力方式抗日失败之后，开始采取现代政治社会运动形式进行抵抗，如蒋渭水、翁俊明、杜聪明、林献堂等即其代表。这种淳朴的民族感情从台湾民间对日本及台奸称谓上可以窥见一斑。日本殖民者利用人性弱点，鼓励台民做当局密探，以此探知民间抗日所在。这些甘做日本鹰犬的台民，当然被台湾民间社会视为台奸，台民谑称其为“探子马”。
日本最喜欢顺民，特别是那些经常主动为日本人通风报信的顺民，这种人被称为三脚；台湾人呼日本人为四脚，意即四足落地之畜牲，而甘心替日本人当“探子马”，比畜牲还低一级，因此俗谓三脚。〔19〕
日据时期台湾同胞对日本的感情态度于此可见一斑，台湾光复使得这种感情得到尽情宣泄，当家做主的那一刻是全民尽欢。但是随着短时间里接近两百万的“国军”及其家属的到来，局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光复烘焙出来的民族感情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期许也逐渐幻灭，二二八事件的发生既是这种变化的“果”，也是后来族群裂痕以及情感错置的“因”。人们生活在白色恐怖的重压之下，两相对比，有的人开始怀念日本殖民统治的时光，对日本的好感也就这样奇妙地潜滋暗长起来，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的言论也渐渐有了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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