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把提高国民福祉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目标,把国民社会福祉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0美元的水平,2023-2024年将超过12500美金,进入人均所得高收入国家行列。社会需求会发生质的变化,人均所得的持续提高依然重要,但是社会福祉将会成为人们幸福感受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医疗(与干部待遇相齐,大病免费医疗)、教育(12年义务教育,取消就学的城乡差异)的社会福祉以及住房保障(参考新加坡的制度),这几项的社会福祉的充实与改善,不仅可以提高国民的幸福指数,还将促进社会的人文发展和社会公正与社会安定,也是社会经济高水平发展和在世界大格局变动的博弈中保持优势的要件,更是软实力形成的要件。
第四,提供成长期待的舆论导向,改善企业经营的商业环境。市场预期对企业和投资家产生相当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历史趋势应该成为主要的增长预期导向。企业(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甚至外资企业)的商业竞争环境的公正需要完善的法规和有效执法保障。而商业经济活动一定要有企业为主体,通过公正的市场竞争发挥效应。给企业家以成长的预期和公正竞争的环境,就会出现技术进步与财富增长的局面。政府行为的重点应转向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基本的医疗和教育都应属于保障和促进国民公正公平发展的公共服务,不应成为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产品(部分个人需求除外)。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也应该改变为为引进人才创造环境方面上来。
第五,做好军事准备,抑制突发事态。台湾问题是最有可能被利用的局部战争导火索。台湾涉及到国家主权,台湾是中国安全保障的地理上的命脉,在危险到来时刻,中国没有放弃的选择。因此需要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军事准备得越充分,台湾为主战场的战争就越遥远;军事准备得越充分,就会在不得不战的危险时刻,战而必胜。
郭至君:好的,谢谢宋老师。接下来请汤绍成老师就中日关系走势与钓鱼台更名阐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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