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是，日本政府为证明钓鱼岛（日称“尖阁诸岛”）是日本固有领土而编造出1895年以前钓鱼岛是“无主地”，然后把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秘密窃占钓鱼岛说成是根据“先占”原则合法占有。这就是扣错的第一个纽扣。其实，日本 官方文献在甲午战争前20年一直认定这些岛屿是中国台湾东北岛屿，而非属琉球。其证据链包括日方无法抵赖的1873年日本海军省编撰的《台湾水路志》、1874年日本海军省、外务省绘制的《清国沿海诸省》图、1892年日本海军省编撰的《支那海水路志》。日本社会只有瞭解这些基本史实，重新扣好这第一颗纽扣，才能理顺整体对华认知，产生平衡感。
第二个是，日方所谓长期实际统治这些岛屿纯属虚构。日本1895年至1945年殖民统治台湾期间曾对钓鱼岛做过民间殖民开发，但根据1945年日本政府和昭和天皇接受的《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无论《马关条约》前后，日本从中国窃占的一切领土必须归还中国。因而日本对钓鱼岛的50年殖民统治归于非法无效，必须同台湾一道归还中国。1945年至1972年冲绳回归日本期间，钓鱼岛根本不在日本实际统治之下。1970年日本从美国手中收回冲绳谈判时，因美国将这些岛屿管辖权交给日本而引起中国海峡两岸反对和美国华人华侨和留学生的“保钓运动”。1972年9月，田中角荣访华时与周恩来就搁置钓鱼岛争议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达成政治默契及共识。迄今，日本官方人员从未在岛上常驻或建立国家界标。2012年日本野田内阁“购岛”后，中方在钓鱼岛领海常态化执法巡航等，更谈不上日本有效控制这些岛屿。日本政府和媒体指责中方公务船“入侵”日本“领海”，无任何法理依据，只能严重误导日本国民对中国产生敌视或受害意识，给中日关系埋下祸根。
六是，尝试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有利于中日两国及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例如，在全球防疫方面，日本采取了有别于美欧的做法，防疫效果好于欧美。中日两国国情不同，难以采取完全一样的防疫措施，但防疫规则基本相同。如果中日两国能求同存异，守望相助，相互借鉴，便可以为两国及全球的共同防疫、综合防疫、合作防疫和可持续防疫做出贡献。又如，针对常态化防疫，如何在防疫中复工复产复学，在复工复产复学中防疫等，中日可以共同切磋，彼此合作，加强中日韩三国的相关交流与合作。又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等自然灾害造成的生态安全方面，中日两国在坚持和平发展的同时，在防灾减灾及灾后重建方面的合作潜力与需求巨大。日本政界、政府内的友好人士、民间和平力量、经济界，潜在着推动日中友好合作的巨大能量。今年是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10周年，伴随中国在未来10－20年进一步发展壮大，中日关系有可能迎来新天地。
郭至君：谢谢刘老师的精彩的发言。刘老师是从全球可持续安全与中日两国选择这个话题切入的，给了我们一些很深刻的启发。接下来请在日本的汪鸿祥教授围绕“疫情下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抒发他的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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