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余英时人文思想的“盲点” 作者：黄光国（台湾），台湾大学心理学系荣誉教授
【摘要】西方知识分子对于“理念论／经验论”、“唯名论／实在论”的争议，是从古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现代，始终一贯，没有间断过的。时至今日，它们仍然是科学哲学演化系谱中的核心概念。余英时忽略掉中世纪欧洲文化内部的哲学冲突，反倒从“旁观者”的立场，强调“主智论”和“反智论”的对立，用柯灵乌的历史哲学来说，它是用这样的“历史建构”，在找寻西方文化中的“人文思想”和“人文主义”，结果是祇看到西方文化的“光明面”。然后再用移花接木的手法，以“反智论”的“历史建构”来对“中国思想传统”作“历史批判”，结果是看到了中国文化的“黑暗面”。
《余英时的“迷阵”和牟宗三的“偏误”》一文指出：余英时的著作就像一座庞大的迷阵，如果没有一个参照系统的指引，一旦误入其中，便再也难以脱身。为了要建立华人自主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我们有必要检视余院士的重要著作，指出其中“陷阱”之所在，以免后学者为其所误。
余英时是个非常重视“人文思想”的人。《历史与思想》在介绍西方文化的特质的时候，从〈工业文明之精神基础〉（1958）谈到〈西方古典时代之人文思想〉（1960），再往上追溯〈文艺复兴与人文思潮〉（1959）。对西洋史稍有涉猎的人都不难看出，余院士在认识西方文化的时候，中世纪长达一千年的“黑暗时期”（Dark Age）竟然被他忽略掉了。他一心想要掌握欧洲“人文思想”的来龙去脉，却祇看“光明面”，不看“黑暗面”，结果根本掌握不住欧洲思想发展的主要轴线，反倒自以为是地创造出一个“反智论”（Anti-intellectualism）的词汇，硬要用它来分析中国文化，他的整个研究路线也因而呈现出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误”。今天华人学术社群要想跳脱“唯美是尚、自我殖民”的困境，必须先瞭解欧洲思想的一贯特色，才有可能破解余院士布下的这个迷阵。
一、唯名论、实在论与理念论、经验论
从古希腊时期开始，西洋哲学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便是：“人如何认识其外在世界？”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作为思考之主体的“人”，必然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是：这个被认识的对象，其本体(noumenon)到底是什么？
在西洋哲学史里，关于世界中所存在事物之本体论（ontology），一直存有“唯名论”（nominalism）和“实在论”（realism）两种不同的主张（高宣扬，1994:14-15）。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用感官可以经验到的单个的个别事物，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对于这一点，唯名论和实在论两派哲学家并没有异议。然而，人们用来指称某一类事物的名称，是不是真实的存在呢？比方说，个别的张三、李四，固然都是真实的存在，可是，用来指称同一类个体的“人”，是不是真实的存在呢？
对于这个问题，实在论和唯名论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唯名论者认为：人们感官可以经验到的个别事物，固然是实在的，人们用以指称“一般性事物”的名词却祇不过是“名相”（nomina）而已，并不是真实的存在。实在论的观点则正好与此相反。他们认为：人类观察到的现象，祇不过是表象而已。在表象背后的本质，才是真实的存在。
在西洋哲学史里，主张“理念论”（idealism）的柏拉图（Plato），可以说是最早的实在论者。柏拉图认为：世界中事物的形相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人类对于个别事物的知觉也必然是不完整的，所以人不能由此获得永恒之知识。能够作为永恒知识之基础者，不是个别的事物，而是人类从众多个别事物抽象出来的“形式”（form）或“理念”（idea）。人类赋予同一名称的同一类事物，都具有共同的“形式”，人类知觉到的个别事物，不过是这些“形式”不完整的复制品而已。
柏拉图提出的“理念论”对西方的哲学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他也被当作是最早的实在论者。柏拉图的弟子亚里斯多德和他的老师抱持完全相反的立场，他主张“经验论”，认为人必须以感官经验为基础，来发展知识。这样的论点后来成为“经验主义”（empericism），被大多数西方科学家奉为圭臬。他们强调：祇有感官所感受到的经验才是实在的，因为知识是不确定的、概率的，需要不断修改和证伪，所有的理论都应该经过实验的检查。
西元前338年，马其顿王腓力普二世降服希腊，其子亚历山大继位之后，曾从学于亚里斯多德。率领马其顿与希腊联军，征服了东方的埃及、波斯，建立了强大的帝国。他虽然以三十二岁龄英年早逝，他建立的帝国也随之分裂，但在此后三百年间，希腊文化却传播各地。
二、西罗马帝国的兴衰与基于恐惧的宗教
罗马是希腊文明的继承者。古罗马广场的中心是大家集会、进行政治讨论、商业活动或审判的场所。西元前五百年左右，即成立共和政体，由执政官、元老院和市民会议所组成，但仅有成年男子享有市民权。他们相信多神教，把战争俘虏当奴隶，强迫他们在竞技场上当角斗士（gladiator），和猛兽或其他角斗士做生死拼搏，而且女性的社会地位也很低。
西元一世纪，大约中国的西汉时期，凯撒、庞培、克拉森三巨头执政，罗马开始往外扩张领土。公元前44年凯撒（Julius Caesar）成为终身独裁官（Diatator），不久即遭到暗杀，他的养子奥古斯都继任后，清除政敌，在位40年，为罗马帝国奠下雄厚的根基。从此罗马改行帝制，实行奴隶制的君主专制，但并未将世袭制度化。其后的“五贤君时代”，罗马进入全盛时期，成为人口逾五千万的庞大帝国。
西元三世纪，康茂德大帝遭暗杀之后，罗马进入“军人皇帝时代”，依存军队力量维持政权。由于北方蛮族的入侵，统治阶级发生内讧，人民发动起义，基督教迅速发展，政治动荡不安，五十年内，换了26个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 243-313）结束了罗马帝国的长期动乱，以铁腕压制基督教，并将帝国分为四个部分，设立两个正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两个副皇帝（凯撒，Caesar）。
这种“四帝共治”的安排再度引起内战，由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274-337）取得胜利。他看到信奉一神的基督教有一种团结信众的精神力量，于313年和李锡尼共同签署“米兰敕令”（Edict of Milan），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又召开尼西亚会议，通过“尼西亚信经”，确立“三位一体”的信仰。然后将国都移往拜占庭，并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并在死前受洗，成为基督教徒。
但这并不能根本解决奴隶制所造成的危机。西元380年，迪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346-395）订基督教为国教，他逝世前，将帝国分给两个儿子，遂形成东、西罗马帝国，分别以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为首都。此后双方即因文化差异、教义教仪，乃至于世俗辖区的冲突，而纷争不断。公元第四世纪以后，北方日耳曼蛮族大举入侵，国内人民起义不断，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西欧分裂成许多封建王国。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在日耳曼野蛮民族的统治下，基督教也成为西欧国家的国教，基督教会成为唯一有文化的机构。在教会神学的垄罩下，经历了长达一千年的黑暗时期。基督教势力垄罩一切，一个人从出生领洗到入土安葬，都必须服从教会的安排。一般人将圣经视为神的指示，《新旧约全书》上所说的都是真理，圣经上的训诲都是最高的道德标准。违反基督教会的指令和教义都是死罪，没有人敢说任何跟教会不同的意见。
基督教会传教时，有一句著名的口号：“神爱世人。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于那些“不信祂的”呢？基督教并没有为他们预留任何“宽容”的空间。基督教教义有所谓“最后审判”（Last Judgment）或“末日审判”的说法，认为现实世界将会最后终结，那时上帝将审判一切活人和死人，蒙救者升天堂享永福，受罚者下地狱受永刑。魔鬼也将被丢入“火湖”中承受永罚。这是基督教末世论的基本神学观念。《旧约》中称之为“主再临的日子”（Kairological time）。《新约》也继承了这种观念，认为世界末日，基督将再次降临，并审判世界。因此，《旧约》和《新约》的教义，尽量描绘地狱的可怕，恐吓人们如果不信基督教，就会下地狱云云。由此可见，基督教徒对于神的信仰，不是基于“爱”，而是基于“恐惧”。基于对死亡和死后被审判的恐惧。
基督教原本是受迫害者的信仰。公元380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将基督教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基督教反过来开始迫害其他的宗教了。公元388年，对宗教的所有公开讨论都成非法，所有其他的宗教都受到迫害而消亡。到了435年，其他宗教的教徒都要处死，祇有犹太教是例外。但是犹太教徒必须被隔离，基督徒与犹太教徒的通婚被视为犯通奸罪，女人要被处死（Ellerbe, 1995）。
希腊人的主神原来是宙斯（Zeus），希腊的宗教和神话也有悠久的历史，基督教变成国教以后，希腊人自己的宗教就没有了。罗马人也一样，罗马人原来的主神是丘必特（Jupiter）。基督教变成国教以后，这些都变成了异端。入侵罗马帝国的蛮族，原来也有自己的传统民族信仰，在基督教变成国教、统摄一切的情况下，这些在历史上都被消灭了。
基督教早期的教士，已经把希腊的科学和哲学视为神学的俾女（handmaiden to theology）。他们认为：“这些知识祇能用来更好地理解基督教，不能为自身的缘故进行研究。”丹皮尔在他的《科学史》（A History of Science）中说：“基督教徒把世间学问等同于必须排除的异端，基督教思想因而跟世间学问变成对立（Dampier, 1942）。”
为了要消灭异端，基督教会把跟教义不合的书都烧掉了。公元391年，基督徒烧了埃及亚历山大城最大的图书馆，造成人类文化史上的浩劫。教会也关闭了许多古老的学院。公元529年，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 483-565）关闭了雅典已经存在近千年之久的柏拉图学院。中世纪人民没有什么机会受教育，祇有教士可以学习。在基督教烧了许多年的书以后，君士坦丁堡的一位主教克里索斯妥姆（John Chrysostom, 347-407）很骄傲地说：“古代世界的古哲学和古文学，所有的痕迹都已经从地球表面上消失了。”（Every trace of the old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of the ancient world has vanished from the face of the earth.）（Ellerbe, 1995: 4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