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反红色媒体”的操作，主要是设定台湾旺中集团所属的《中国时报》、《旺报》两家报纸，以及中国电视公司和中天电视台等两大电视频道为“红色媒体”，指称他们“收受中国大陆政府资金”，“置入中共要宣传的内容”。
为了加深“反红色媒体”的舆论战效果，绿营还在6月23日于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上举行示威集会。主办者还强调，组织示威游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台湾岛上与中共有关连，甚至接受中共资助的台湾媒体消失，不要再“赤化”台湾的媒体空间。
大陆国台办对此提出批评说，民进党当局和岛内一小撮“台独”势力，害怕两岸走近走好，用“拆桥”、“毁路”的手段来阻止两岸之间相互瞭解，来割裂两岸同胞的亲情纽带，对那些能够“客观报导大陆真实情况和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媒体”，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大肆进行抹黑抹红，煽动围攻，现在更公然伸出黑手，进行打压和迫害、升高两岸对抗。
可以看得出来，两岸舆论战的较量将会持续在反红色媒体的主轴上，民进党为了达到“抗中保台”的选战目的，针对“红色媒体”进行持续的抹红，将是最廉价的手段。祇是，这不仅造成两岸的互信荡然无存，也在台湾内部制造世代对立的恶果，这也是民进党为了达到执政目的，不择手段的最好见证。
事实上，台湾从解严以后，媒体挣脱了威权体制的宰制，变成是反映各方意识形态的一个战场，不管蓝绿，祇要你喜欢，你想在媒体上表达什么样的意见，祇要不违反公序良俗，没有什么不可以。所以媒体虽然已经变成一个“意识形态战场”，但这也正是反映台湾民主最可贵的言论自由精神。
但是，民进党执政3年来，由于执政不力，去年九合一选举遭到人民的唾弃，却不知反省，反而指称是媒体制造假新闻，误导民众认知政府的执政能力。于是，就像台湾的农委会还特别编列1450万元预算，作为买“网军”向假新闻宣战的利器，“1450”在台湾就成了民进党“网军”的代名词。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还亲上火线证实养“网军”的行为，并强调这是为了让误导讯息出现时，农委会能第一时间站出来正面迎战不实报导。
而蔡英文也曾声援反“红色媒体”说：“过去这段期间，境外势力，透过错假讯息，在网络、媒体散播，制造台湾内部的对立与分裂。”祇是媒体既然是造就各种意识形态的战场，不仅是“红色媒体”，“绿色媒体”也一样扮演对战的角色，民进党过去就以“绿色媒体”大打“舆论战”，并因此两度取得执政权，怎么现在反对党有样学样，也利用媒体跟民进党大打舆论战，就变成“境外势力”了呢？这也是民进党为了胜选的目的，全力操控舆论战，让台湾的威权体制有借尸还魂的可能性，这可是比抗中更可怕的转变。
四、民进党抗中的法律战
所谓法律战，是指依据国内法、国际法和国际惯例，透过管道进行各种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法律斗争。它以法律对抗作为主要斗争手段，贯穿于政治、经济、军事斗争的全过程，而且先于军事斗争展开，后于军事斗争结束，被称为任何武器都无法代替的“新式武器”。
而民进党采用的法律战，主要是针对台湾对大陆的交流层面。从今年初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习五条”之后，蔡政府为了强化两岸互动所谓的“民主防护网”，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快速地进行修法的行动。在完成“国安五法”修法之后，蔡英文更宣示，立法院下一个会期还要完成“中共代理人”修法。
“国安五法”包括今年5月7日三读的“刑法部分条文修正案”及“国家机密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案”、5月31日三读的“两岸条例增订第五条之三修正案”、6月19日三读的“国家安全法部分条文修正案”，以及7月4日三读的“两岸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
这些法条的修正，除了把大陆、香港、澳门及境外敌对势力增列为外患罪的适用范围，还严格管制卸任高官与退休将领赴大陆参与政治性活动。甚至还将网络空间纳入国安范畴，让一些假新闻也可以变成国安侦察的对象。如此无限制的扩充，让台湾民主已经变成一个“紧箍式的民主”，严重地限缩台湾人民的自由权力。
而蔡政府想要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增订的“中共代理人”法条，规定台湾人不得与大陆党政军、团体、代理人从事危害国安的政治宣传，或参与会议发表危害国安的决议、共同声明、相应声明等。这种完全用一个类似“国安疑虑”的莫须有的语词，就可入人于罪，等于是想要斩断两岸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交流，这对破坏两岸关系甚巨。
而民进党政府操作的另一种法律战，也可从反对引发香港“反送中”抗争的箱尸案嫌犯陈同佳来台受审为例，原本港府拟安排陈嫌赴台投案，但蔡政府却不断地推卸责任，认为港方应该有法律管辖权，所以案子祇要在香港审理就可以。蔡政府的推托，使得原本一件单纯的杀人刑事案件，不仅在香港掀起勇武派暴力抗争的风波，在台港间也变成一个被政治化的案件。
先来看港台两方的说辞，香港方面说，对陈案没有司法管辖权。蔡政府法务部却反驳说，去年6月香港执法人员曾透过情资交换，向我方表示港方积极调查陈嫌，是否于香港境内串谋杀害计划，指若罪行一部分在香港发生，香港法律管辖此类犯罪，仍符合属地原则。
但是陆委会却不从刑事案件本身思考问题，反而在一日内连发两次新闻稿，指责港方不就案件执法，是推卸责任、别具用心，藉案件政治操作。这句“政治操作”何其沈重，其实最喜欢政治操作的反而是民进党，但他们却又害怕港府也可能来个“政治操作”，可见蔡政府有他们心虚的一面。
的确，蔡政府在见到政治操作无法得分之后，不得不让步，陆委会祇好说已透过既有管道机制，致函致电港府，将派员赴香港押解陈同佳来台受审，希望港方提供本案相关合法协助，并强调“香港不办，我们来办”。
尽管如此，陆委会还是要在口舌上占港府的便宜说，政府对本案自始至终立场一贯，司法单位已尽最大努力积极侦办，但港方迄今未提供本案任何在港证据，更漠视应追诉杀人犯罪的执法立场，在在显示其推卸责任、刻意放弃司法管辖权、别具用心。
陆委会还辩解，针对本案香港并非无管辖权，港府应秉持追诉杀人罪执法立场，依法律程序积极续押侦办。祇要港府提出请求，政府会在对等、尊严及互惠的基础上，提供相关证据，进行司法合作，让本案司法公义。
而更为恶质的是行政院长苏贞昌在立法院接受访问时，关于陈同佳案竟然说出：“现在看来政府步步为营是对的，原来早在几个月前，马英九的密友律师（陈长文）已经到香港为港府反送中解套来擘划，他的律师为凶手辩护，马英九再来扮演哽咽、同情被害家属，政协牧师居间跑腿、‘牵猴仔’(掮客)，国民党再来吆喝、唱和，现在照妖镜一照，魔鬼和魔鬼中的魔鬼一一现形。”把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辩护说成是魔鬼，以律师出身的苏贞昌看来才是法律人的耻辱。而这也是民进党政府为了权力，不惜败坏法律正义的恶例，或者说是为打法律战，已经不顾法律是最后一道正义防线的恶例。
可以看得出来，民进党为了达到选举的目的，已经不择手段地阻挠跟大陆有关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与文化活动，不惜为两岸关系埋下冲突的火种。所以，明年1月11日台湾的总统大选，将是决定两岸关系能否持续和平发展的关键之役。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9年12月号，总第26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