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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两岸共同体的不同路径
--兼评谢明辉《“一中三宪”与“国家球体理论”的接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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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5-28 00:45:22
客观而言,哈耶克对人类理性的两种区分,尽管存在一些令人诟病的地方,但是在解释社会政治现象上还是具有相当的说服力。通过借鉴哈耶克理论,我们能发现“一中三宪”理论与“国家球体理论”在建构两岸共同体的路径上有着明显的差别。“一中三宪”理论主张,通过借鉴欧盟经验,在建构两岸共同体过程中,必须经由以下步骤:首先,两岸签订和平协定,这是建构两岸共同体的前提。第二,两岸签订基础协定,这个协定作为“一中三宪”的基石。第三,两岸在经济、文化、外交事务等方面签订各种协定,这些协定作为两岸共同体的经纬。第四,根据新功能主义理论,由以上协定统合而成第三宪,在第三宪的基础上,型塑出两岸宪政秩序,并进而形成两岸共同体。上述“一中三宪”的理论主张,思维不能说不细密,理性不能说完备。然而,按照哈耶克理论,这种理论设计却是建构理性主义的,两岸共同体的建构路径依凭的则是一种“外生”秩序。
与“一中三宪”理论不同,“国家球体理论”主张在建构两岸共同体过程中,选择的是一种“内生”秩序。理由如下:首先,这种“内生”秩序固然含有克服哈耶克所言理性有限的弊病的因素。第二,“国家球体理论”作为一种本土化的理论,其理论要旨是力图解决中国境内的政治歧见,因而容纳了大量的中华文化因数。“国家球体理论”借鉴了中华智慧中的道家无为思想,试图在特定的政治时空中达到政治有为的功效。第三,“国家球体理论”注意到,两岸政治歧见的产生,是特定时期两岸政治狂躁的结果,这种政治狂躁症状在台湾仍然时隐时现。“国家球体理论”主张,在建构两岸共同体过程中,两岸应该心平气和,避免不必要的政治纷扰。第四,“国家球体理论”吸收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认同“和合”之境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追求的理想境界,“国家球体理论”赞成两岸通过共同弘扬和合文化精髓,经由两岸对“和生”、“和处”、“和立”以及“和达”和合文化原理的实践,达致建构两岸共同体的目标。“国家球体理论”的上述主张,既勇敢面对历史、现实,又符合情理。它更关注的是,两岸如何在和平安宁中“内生”一个优质的可持续的两岸共同体秩序。
两岸共同体:我们共同的“家”
虽然“一中三宪”理论与“国家球体理论”在建构两岸共同体路径上截然不同,两种理论也都有待于实践检验,但是,两个学者的理论努力却依然值得我们敬佩。正如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其名著《共同体》所言,每个词都有特定的含义,然而,有些词,它还是一种“感觉”(feel),“共同体”这个词就是其中之一。
“共同体”这个词的感觉总是不错的,无论这个词可能具有什么含义,“有一个共同体”并“置身于共同体中”,这总是好事。(注9)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是一个家(roof),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风避雨;它又像是一个壁炉,在严寒的日子里,靠近它,可以暖和我们的手。在共同体中,我们能够互相依靠对方。如果我们跌倒了,其他人会帮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正如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包括大陆和台湾在内的中国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家园,两岸同胞有责任把她维护好、建设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两岸同胞共同奋斗,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要靠两岸同胞共同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由两岸同胞共同享有”。(注10)两岸共同体不正是这样一个家园吗?在这个家园里,每个成员都有着共同的精神寄托,人们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福祉共用。(注11)这不是一幅美妙的图景吗?
注释:
(1)谢明辉:《“一中三宪」与“国家球体理论」的接轨战略》,载香港《中国评论》2010年02期。
(2)(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31-32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3)刘国深:《两岸政治僵局的概念性解析》,载《台湾研究集刊》,1999年01期。
(4)张亚中:《共同体:两岸统合与第三宪的梁柱》,载香港《中国评论》2009年10期。
(5)(美)加布埃尔.A·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470-48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6)刘国深:《加强两岸政治互信ABC》,载香港《中国评论》2009年12期。
(7)刘国深:《和平发展背景下的两岸共同治理》,载《台湾研究集刊》2009年04期。
(8)(英)哈耶克:《自由宪章》81-9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9)(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1-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0)胡锦涛:《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08年12月31日)新华网2009年1月1日。
(11)刘国深教授关于《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台湾问题》、《台湾问题的历史回眸》等学术报告中对“球体国家理论」有着深入的探讨,笔者有幸聆听了这些报告,限于条件,恕无法注明出处。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0年5月号,总第1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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