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从“政治消费主义”与“网络政治学”观察台湾主流民意 作者：王昆义（台湾），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教授
“逃避选择”确实是台湾民众在选择困境中最佳的选择策略，这也是“维持现状”一直会占有大多数的原因。纯粹支持“中华民国”和纯粹支持“台独”，都不是台湾政治市场的主流价值。
一、飘移的政治认同与民意
近年来随着“政治消费主义”与“网络政治学”的兴起，台湾的民意取向越来越被“去中心化”，其中包含“中华民国图腾”的消失，“台独图腾”也难以完整地建构，使得台湾的政治认同还在漂移之中，主流意识无法建立，只要兴起一种新的主流运动，认同的图腾就会跟着转向。
简单的类比，2018年“韩流”兴起之后，“九二共识”一时之间似乎成了台湾的主流意识。但是，2019年初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讲话中提出“两制台湾方案”，经过民进党的扭曲谈话意涵，以及接下来香港的“反送中”运动的催化，“九二共识”一下子就被等同于“一国两制”。特别是在“网络政治学”的不断操作之下，台湾民意快速漂移，让原本声望趴在谷底的蔡英文，快速活了过来，并在2020年1月11日的总统大选中，赢得817万的史上最高票。
只是，到了2020年的11月下旬，蔡英文因为“开放莱猪牛”、“关闭中天”等两项不得民心的政策，让她的声望又快速地跌破50%，也让民进党又对2022的“九合一”选举感到不安。
而在民意的“摆荡效应”中，“中华民国”与“台独”的认同，也跟着转向，从民意调查中可以发现，不管是支持“中华民国”或是“台独”，都已经不是台湾的主流民意，“维持现状”反倒是一直维持最高的支持度。
那么什么是“维持现状”呢？所谓“维持现状”其实也是一种投机的“商品”，就像直播“网红”不断推销的商品一样，在单一价值采购者倾向少数之下，只好向多数倾向的商品移动，所以“维持现状”是一种不做选择的“搭便车”商品，这也是在政治动员与政治集体主义中最常出现的结果。
二、什么是“政治消费主义”
美国学者卡兹（Meredith Katz）对“政治消费主义”的定义为“政治化的消费行为”。在研究受众与政治相关的取向和特点（譬如选民政治参与程度、经济消费能力、种族等）之后，传播相关讯息的人员会对症下药，使用品牌行销及政治公关之类的手法，令受众认为自己的实际或虚拟消费行为是在选择支持某种价值。
“政治消费主义”可以引导“抵制商品”或“购买行为”。例如，习近平提出“两制台湾方案”之后，蔡英文以总统的高度直接扭转成“九二共识”的内涵，让“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划上等号。由于“一国两制”在台湾早已经被污名化，导致原先在“韩流”中再度提升为可接受的“九二共识”，也跟着被污名化。“九二共识”所代表国民党两岸政策，也开始遭到台湾选民的抵制。
更为显着的是，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中，一些标示“黄店”的门外大排长龙，而“蓝店”除了被罢食外，更常成为示威者攻击的目标。
而类似的行为只是政治和消费主义结合的众多例子之一，政治偏好能影响消费者的行为，而反过来，在消费行为染上政治意义时，亦会影响到一些企业的政策。这样看来，对商品采取有意识的抵制或购买行为，与常见的政治行为如投票、参与社运等其实大同小异。它为消费者提供了另外的出路去阐述自身的政治身份、对时事议题的态度，以及在政治局势中采取何种立场。
当然，若要解释“政治消费主义”中消费者对于商品的消费行为，则还需要运用到行为心理学中的“趋近”（approach）与“规避”（avoidance）两项原则。它描述人类对正面积极的线索做出趋近行为，会为了支持政权或企业而购买商品；相反，则会因为负面消极的提示，而做出抵制的行为。
政治消费主义中，受众会受到来自意图瓜分政治市场、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并获得市场主导权的各方势力所进行的讯息、舆论及宣传轰炸。这主义具备了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特色，把消费主义与政治相互结合。
而“政治消费主义”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台湾学者庄佳颖就认为，“政治消费”是一个当代台湾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也是一个发展中的研究国族建构和民主化的另类观点。其中包括两项意涵：
1、作为一个正在发生的文化现象，台湾的政治消费文化乃是政治逻辑和商品化逻辑，相互交迭于文化实践领域中的台湾特殊政治文化。
2、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研究国族建构和民主化的另类观点，“政治消费”观点试图从当代台湾社会的脉络出发，将台湾（国族）认同建构过程，放置在台湾急速发展的民主化过程中所共同发生的消费社会的无限扩张脉络之上。
另外，“政治消费”将研究聚焦于政治人物（文宣幕僚）/社会运动发起者与政治迷/支持者/社会运动参与者的文化实践场域，藉以捕捉台湾认同和民主化是如何在政治人物（文宣幕僚）/社会运动发起者、政治商品与政治迷/支持者/社会运动参与者之间的文化生成过程中形成。
因此，理解台湾政治图腾的转换，跟“政治消费主义”现象的关连，可以有以下几个基本观察点：（1）进行对于台湾“政治消费”文化的命名及描绘，提供一个思考当代台湾民主参与和（国族）认同建构的另类观点；（2）与古典国族主义研究和民主政治研究对话；（3）反省首次政党轮替、二次政党轮替和当代台湾社会民主化过程中，政治消费文化所扮演的角色等。掌握这几个关键点，这也是“政治消费主义”近来会成为研究台湾民主化与政治认同的显学之因。
三、什么是“网络政治学”
2001年，美国学者Marc Prensky基于对于网络世代的观察，发表一篇著名的文章，从传播学角度将现代人划分成“数位原民”(Digital Natives) 与“数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s)，两者之间的差异重点不在于“能否”使用网络，而是“如何”使用网络。
“数位原民”是指伴随着网络成长的世代，“数位移民”则是上一个世代，出社会后才碰到全球网络普及化。“数位原民”习惯使用具有“多元”、“双向”、“即时”、“去中心化”这四个特性的网络作为传播工具，连带也影响到他们的思维方式、习惯“去中心化”，透过各种资讯比对，以及讯息快速流通来认识世界。
“数位移民”则是惯于使用“单向”传播工具，如电视、报纸、广播，大多有“确认讯息传播者”的天性，通常是透过自己认同、习惯的管道或是亲身体验来建构自己相信的“真相”；“数位移民”，既然是“移民”，当然也使用网络，但显然大多数都是用旧思维使用新工具，只是将网络当作另一种单向传播工具。
而Tim Jordon提出“网际权力”（Cyberpower）的概念，并定义：“网际权力是在网际空间以及网际网络上，建构文化与政治的权力形式。”它是由三个相关领域组成：个人、社会与想像。
“个人”的网际权力由化身、虚拟阶层及资讯空间组成，然后导致网际政治活动。权力在这里就像个人所有物一样。“社会”的网际权力是由科技权力螺旋与资讯流空间构建而成，然后产生虚拟菁英。权力在这里乃为统治形式。“想像”是构成虚拟“理想国”及“地狱国”组成想像的网际权力。
在这个“网际权力”之中，个人的网际权力表示使用者在虚拟世界中，拥有隐藏身份、性别错置、角色扮演等权力，并且有权能够选择、发起、组成、或参与各种虚拟的社群。
这就像目前在相当流行的网络聊天室，每个人都可以自订一个ID，选择某一个聊天室，并且透过文字交谈、表情符号、昵称，以及签名文件等来描述自己，或者与其他成员交流。然而，一旦成为社群中的一分子，个体的权力便会受到制约，必须遵守该虚拟社群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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