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从任何人那里窃密——他可能就是坐在对面的你，或者是一位联邦法官，甚至，如果我有总统的电子邮箱，我也可以从中窃密。”他这样向记者描述他所在的“骇人听闻”的庞大情报机关。斯诺登说，在这个情报机关里，他和其他分析师可以拦截这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电子通信。
现在，爱德华•斯诺登已经逃离了这个机关并将它揭之于众。他走出了这个阴影，并勇敢宣告向英国《卫报》提供秘密情报的就是自己。他声称，美国国家安全局经常会锁定一些监视对象，但很多时候，这种锁定是错误的，因为这些对象本并无意图监听或窃取情报。
他也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这样公开地表达他的担忧，无疑会被认定是违法的行为。而这种行为很可能也将会给把自己置于极度困难的境地。但是，对于爱德华正在挑战的庞大力量而言，他理所应当地已经变成了一个极度危险的人物。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某种意义上来说，那是有先例可循。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政府和安全机构必会对斯诺登穷追不舍，直至世界的尽头——在他的情况中，这个世界尽头可能就是他藏身的香港。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思考，这种惯常的处理方式已经是不妥当的了。这案件不用泄密调查，因为“深喉”已经自我曝光。
然而斯诺登当前的落脚点让这个事件对美国政府变得极度的棘手。美国政府不可以直接逮捕，或者单独拘禁斯诺登，也不能要求把他遣返——另一个年轻的泄密者，布拉德利•曼宁现时正在受审，面临着或许要终身监禁的命运——所以，爱德华•斯诺登可能会成为一个复杂得多的问题。
要求美国政府不接近斯诺登，这显然是徒劳的建议。法律和外交的运作机制是强大而不可阻挡的。有关当局无疑会记得上一次与之相当的另一个高调举报人——丹尼尔•艾尔斯伯格，他因1971年私自拷贝并向媒体提供五角大楼机密文件为世人所知。因为政府行为失范的缘故，艾尔斯伯格最终在宪法保护下被法院判定无罪。
但是，我们希望白宫和国会能够对斯诺登必须要说的内容高度关注，并希望这并不是一个荒谬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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