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落跑市长”成为韩国瑜头上挥之不去的形象阴影。韩国瑜在2018年底奇迹式的胜选，“光复”了被绿营盘据了二十年的高雄，结果市长的位子还没坐热，也还没拿出可观的政绩就匆忙投入了大选，不仅给高雄人带来很深的背叛感与羞辱感，也容易激起全台范围的普遍反感，进而让人质疑他的诚信与人品。虽说“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在政坛中有普遍的先例，但在韩国瑜身上的反差和对比仍然过于强烈了。高雄市民的反扑也来得迅速而猛烈，不仅在大选和立委选举中用选票惩罚了韩国瑜和国民党，并发起来势汹汹的“罢韩”活动。由此可见，韩国瑜阵营当初过于轻忽“落跑市长”可能带来的形象与实质危害。
其次，韩国瑜在大选中仍主打“庶民”牌，延续了以往市长选举时的竞选主轴，将“庶民”作为主要的诉求对象。当然，何谓“庶民”并没有精确定义，姑且可视为社经地位中等偏下的群体，相较之下，“精英”可视为社经地位中等偏上的群体。另方面，韩国瑜的出身也绝非“庶民”，但也不见得非要出身自特定阶层才能为该阶层代言或争取福利。
“庶民”牌是把双刃利剑，虽然在市长选战中帮助韩国瑜吸引到对弱势者的同情票进而胜选，但和蓝营传统上偏好高级精英的政治审美格格不入。韩国瑜在大选中继续打“庶民”牌，不仅会让许多传统的“精英蓝”产生距离感，觉得“非我族类”进而动摇了支持力度，也让一些党内外的有心人士找到见缝插针的机会，即使在韩国瑜正式获得国民党提名后，仍在谣传会有戏剧性的“换瑜”上演，蓝营可能因此分裂，这些都对韩国瑜的选情造成很不利的冲击。
更为负面的是，当“庶民”人设结合了“落跑市长”的形象，很容易发生化学变化，形成一种可怕的印象：这是个热衷权势的贪婪“小人”。如此一来，“精英蓝”与韩国瑜阵营间的嫌隙不断加深，并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同时也普遍招致年轻人的反感。韩国瑜在选战中所打的“庶民”牌，本来效果应该是利弊互见的，但越到后来却越发显得弊大于利，这恐怕也是韩国瑜阵营始料未及的。
最后，在选战的过程中世代间的矛盾被激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背离了韩国瑜阵营，这也是韩国瑜败选的主因。前述现象的产生，和从“韩流”到“韩粉”的蜕变密切相关。在“韩流”初起之时，构成这股风潮的群体多种多样，特别是和年轻人之间并不互斥。但随着时间过去，持续力挺韩国瑜的从原本多元的“韩流”，逐渐转变为定型化的“韩粉”。典型的“韩粉”多半年龄较长，属于父母辈，经历过威权统治，更看重经济发展与两岸和平的价值，在社会议题上更多持相对保守的立场（例如反对同性恋婚姻）。坚定的“韩粉”很多是退休的军公教人员，这些人往往也是构成“深蓝”的骨干群体。虽然并非所有退休的军公教人员都是韩粉或是“深蓝”，但是以偏概全的结果，却很容易让“韩粉”与“深蓝”划上等号。
相较于典型的“韩粉”，年轻人的想法和生活经验显得格格不入。一方面，他们一生下来所见即是自由民主的台湾，很难想像以往威权时代的生活方式，也害怕改变既有的生活方式。在“去中国化”的教育之下，强调台湾的主体性，结合了不愿改变现状的倾向之后，就构成了所谓台湾年轻人亲绿、“天然独”的特性，也成为蔡当局与民进党行销“芒果乾”（亡国感）的沃土。另方面，年轻人多半成长于物质条件较为宽松的时代，普遍拥有“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对经济议题的关注下降，更为在意性别、环保、社会公平等议题，多半支持蔡当局力推的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反核四、年金改革、转型正义等政策，这也是他们和父母辈普遍的差异，存在着世代矛盾的操作空间。
当原本多元的“韩流”逐渐蜕变为同质性更高、凝聚力更强的“韩粉”时，也意味着群体的排他性不断上升。当“韩粉”充斥着父母辈甚至是“深蓝”的老人家时，往往就会产生一种反作用力，将年轻人推离支持韩国瑜的队伍。辩证地来看，当韩粉越支持韩国瑜，就越容易激起年轻人的逆反心理，再加上对绿营本来就有较强的亲近性，使得年轻人更义无反顾地支持蔡英文。这甚至形成一种群体动力，仿佛在年轻人中不支持蔡英文就是非主流的另类，容易受到冷落和排挤。所以不能轻易给出“年轻人天生反韩”的结论，更多观察到的是年轻人因为所排斥的对象狂热支持韩，就很容易藉由反作用力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个逻辑不难理解：敌人的朋友（韩）就是敌人；敌人的敌人（蔡）就是朋友。
与此同时，韩国瑜阵营主打的“庶民”牌也在年轻人身上出现了反效果。年轻人虽然在经济基础上相对弱势，原本应该是“庶民”牌能打动的对象，但两方面因素抵消了“庶民”牌的作用。一来是由于之前的政策失误，台湾滥设大学，使得读大学的门槛降得很低，也让年轻人的学历普遍提高。对于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而言，即使刚出社会，收入不多，也很难会自我定位为“庶民”。二来是许多退休军公教人员由于年金被砍，收入减少，自我解嘲为“庶民”。看在年轻人眼里，会觉得这个群体即使收入减少，但退休金总体还是拿得挺高，自称“庶民”根本就是矫情。正由于前述的逆反心理，“庶民”在年轻人间逐渐成为一个污名化的字眼，韩国瑜阵营的“庶民”牌非但没有吸引到年轻人，反而将这个群体越推越远。
到了投票前夕，无论是蓝营和绿营都在操作“大局为重、含泪投票”，但针对的群体不同。对蓝营而言，一致的共识是“下架”蔡当局和民进党，虽然“精英蓝”不喜欢韩国瑜，但在“大局为重”的考量下，很多人仍然票投韩国瑜。韩国瑜拿到552万多票，可说蓝营的基本盘都有开出来，虽然不足以胜选，但也远超“深蓝”或“韩粉”的数量。另方面，蔡当局的政策有许多弊案和问题，年轻人对此并非一无所知。但由于绿营的宣传策略成功，在网络上带风向，将竞选主轴上纲到“亡国感”的层次，仿佛票投蓝营马上就会和大陆统一并改变生活方式，放眼所及许多深蓝“韩粉”的狂热挺韩又加深了这种恐惧，许多年轻人同样在“大局为重”的考量下，只能暂不追究公共政策的缺失，先把选票投给蔡英文再说。
四、另一种可能？
综观整个选局，国民党党内初选的纷扰让蓝营失分不少，韩国瑜“落跑市长”的形象包袱和“庶民”牌的策略不当也很大影响了支持率，至于“韩粉”的强烈支持反而激化了世代矛盾，赶走了年轻选票，这点确实让人始料未及，对韩国瑜而言则是非战之罪了。要从后见之明来解析韩国瑜何以败选不难，但是否能得出“韩国瑜已是国民党最佳候选人，国民党在这次大选注定无力回天”的结论则未必。如果将时钟拨回到国民党提名时，韩国瑜没有因一念之差而出马角逐提名，反倒是选择了保守策略深耕高雄，并按照原先默契支持朱立伦参选，那结局很可能因此而不同。
在韩国瑜的支持下，朱立伦很有可能在党内初选的民调中击败郭台铭，进而获得国民党的提名。如果由朱立伦代表国民党参选，韩国瑜在参选过程中所面临的劣势都可以被轻松化解。首先，朱立伦已从新北市长卸任，就不存在“落跑市长”的指控，不仅可保持他个人与国民党的形象，同时韩国瑜也逃脱了“落跑市长”的污名。在韩国瑜坐镇高雄且名声未损的情况下，朱立伦在高雄的选情应较韩国瑜自己参选还乐观许多。
其次，朱立伦相当符合蓝营的政治审美品味与社会上对“精英”的认知：博士学位、大学教授，担任过多项政府职务，政治历练完整。虽然顶着精英的光环，但朱立伦的选举经验丰富，不会放不下身段和“庶民”互动，同时还有韩国瑜的帮衬，对吸引中下阶层的选票有很大助益。
最后，朱立伦并非民粹型的政治人物，虽然没有“韩粉”般的强烈支持者，但也因此能够避开触发世代矛盾的导火线，反而有机会争取年轻人选票的支持。很多论者认为，蔡英文能成功连任的关键，是利用习近平发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讲话，以及香港的“反送中”运动的契机，在台湾社会煽动“亡国感”，成功吸引了年轻人的选票。但试想：如果不是“韩粉”和“深蓝”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连性，让“抹红”韩国瑜事半功倍，“亡国感”并非如此容易煽动的（郭台铭在这方面同样有着致命的缺陷）。
相较之下，朱立伦针对这两件事的表态认为：“一国两制”在台湾没市场；“反送中”是港人共识。也许这些话北京不爱听，但确实反映出当下台湾的主流民意与政治正确。绿营要“抹红”韩国瑜是事半功倍，但要“抹红”朱立伦则是事倍功半，一来一回之间，差距甚大。朱立伦既不会触发世代矛盾，又难以“抹红”，只要能争取到部分年轻人的选票就足以扭转选局，最终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虽然历史的发展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最有胜选可能的人选却争取不到政党的提名，政治人物重私利、轻公益更是普遍的常态；但进行前述的推演仍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助于判断国民党是否会一蹶不振，就此走入历史。如果认为韩国瑜已是国民党最强候选人，由他出马仍然败选，自然会得出国民党已被历史淘汰的悲观结论。另方面，如果经过深入的考察后发现，韩国瑜从争取提名到最终败选是一连串策略计算结合偶然情势发展而成，其结果并没有历史的必然性，就不会对国民党的前景过度悲观。而本文的判断显然是后者。
五、国民党的出路
在1月11日败选后，国民党中的青壮派很快就跳出来炮打党中央，并要求改革。有些诉求很合理，例如去除党内暮气沉沉的宫廷政治文化；有些则显得很荒谬，例如要求调整党的两岸政策路线，甚至拿掉党名中的“中国”字样。会有这样的诉求主要来自错误的归因，认为韩国瑜之所以争取不到年轻人的选票，是因为党的两岸政策路线出了问题。这些武断的看法没有深入去分辨作用的机制，其实是由于“韩粉”与“深蓝”的连结激化了世代矛盾有以致之，这一切并非必然发生，前文已推演过其他的可能性。
如果贸然抛弃“九二共识”，并在两岸政策路线上向绿营一边倒，这才是国民党真正的悲剧。其实蓝绿之间的关键差别不多，主要就在于两岸路线，国民党如放弃了自家的神主牌，而选举技巧又比不上民进党，恐怕只能沦为永远的在野党，难逃被历史淘汰的命运。另方面，蓝绿的两岸路线虽有差异，但也有共识，最大的共识就是：和北京的立场存在更大的差距。但无论如何，北京的立场毕竟和蓝营近些，无论是从两利相权或两害相权的角度出发，北京都很难越过蓝营而直接跟绿营建立较佳的关系。
所以创造性模糊的“九二共识”和既有的两岸政策路线正是国民党的瑰宝，能发挥稳定两岸局势的重要作用，贸然改弦更张，只会未见其利、先见其弊。虽然台湾的年轻人可能有“天然独”的倾向，但只要国民党推出的人选和立场不走向深蓝的极端，仍有望争取到一定比例的年轻选票支持、扭转局势。
对当前国民党未来走向的适当建议就是“守时待变”，应该进行适当的内部改革以强化体质，为未来的选举和执政做准备。虽然蔡英文在此次大选中获得了创纪录的817万多票，但不应忽略许多人是在“亡国感”的操弄下，以“大局为重”而决定“含泪投票”的。虚幻的操弄无法长期遮掩施政上的满目疮痍。从陈水扁和马英九的执政经验来看，都是到第二任期才发生地方选举大溃败的现象，但蔡英文却在第一任期就已发生了，显示台湾民众对蔡英文的“失政”其实很有感。而陈水扁和马英九也都是在第二任期的第二年发生了足以撼动执政评价的社会运动，分别是2006年的红衫军“倒扁运动”和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蔡当局在第一任期中的许多政策作为具有高度的争议性，同时也不断加剧社会中的对立。当“大局为重”的前提不复存在，就是社会清算其“失政”的开始，到来的时间可能比蔡英文的两位前任都还来得快，爆发的程度也可能更为激烈。届时，国民党翻身的机会就来了。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3月号，总第26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