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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2016-2018年亚洲“四小龙”经济表现比较 |
中评社╱题：经济因素对台湾选举的影响及思考 作者：邓利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国台办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蔡英文执政第一个任期内，台湾社会仍处“闷经济”窘境，但2020台湾大选结果却是蔡英文高票连任。在各种复杂的影响因素中，经济因素本身的影响也不能忽视。一是青年选民对低迷经济感受不深；二是选前当局大肆政策买票达成经济利诱；三是当局极力美化经济形势误导民众。鉴于台湾经济与大陆对台经贸政策关系密切，新形势下，大陆出于反制“台独”的战略需要，必须调整对台经贸政策：其一，有针对性地调整大陆惠台经贸政策；其二，在市场原则下推动两岸经贸关系发展。
影响选举结果的因素无疑是多方面及复杂的，但其中经济因素应是基本性的因素，台湾2020大选也应不例外。但选举结果蔡英文高票连任，其原因绝不是因为如其所称“台湾经济目前处在过去20年来的最好状态”，①客观事实正相反，蔡英文执政第一任期内，“闷经济”依然严重困扰着台湾。那么，为何台湾大选结果会违背“选举终究决定于基本面”②这一常理？除了各方讨论较多的内外环境因素及民进党当局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操作外，经济因素本身究竟对这次台湾大选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也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台湾社会持续受困于“闷经济”
自21世纪以来，台湾经济发展便陷入长期低迷的困境。2016年民进党重新上台执政4年来，虽然随着全球经济的变化，台湾经济的若干指标有所改善，但因岛内政治与经济结构性的问题依然存在，台湾社会总体上仍无法摆脱多年来的“闷经济”窘境。回顾4年来台湾经济的发展状况，以亚洲“四小龙”其他三个国家及地区作参照，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来观察。
（一）2016-2018年的台湾经济
全球经济自2016年下半年起逐渐复苏，对外向型的台湾经济产生了一定刺激效果，使长期低迷的台湾经济景气出现好转，但力道十分脆弱。据台湾“主计总处”统计资料，2016年台湾经济增长率为1.51%，2017年回升至3.08％，2018年又下降为2.63%。这个阶段不论从纵向或是横向比较，台湾经济都表现得十分“平庸”。
其一，台湾这三年的增长低于自身21世纪以来平均经济增长水平。2000年至2015年，台湾GDP年平均增长率为3.6%，这期间台湾曾经历了两次全球性的经济不景气：2000年发生的全球性网络泡沫，2008年底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其二，台湾经济增速连续三年都低于全球经济平均增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资料，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2%，2017年达3.8%，2018年为3.7%，对此情势，就连岛内亲绿的媒体《自由时报》社论都急呼要重视“台湾长期落后全球经济成长率的警讯”。③
其三，台湾经济在亚洲“四小龙”中连连敬陪末座。如表1所示，2016-2018年，台湾的经济增长率与人均GDP均落后于新加坡、韩国及香港。以2018年为例，新加坡、韩国及香港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2%、2.7%及3.0%，台湾2.6%垫底；人均GDP方面，台湾则更显落后，台湾人均GDP为25004美元，而新加坡、韩国及香港则分别为62504美元、31670美元及48872美元。
（表1：2016-2018年亚洲“四小龙”经济表现比较）
（二）2019年的台湾经济
进入2019年后，中美经贸对抗持续升级，国际政经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全球许多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备受冲击，而台湾则因所谓“转单效应”及“台商回流”促成民间投资增加，成了中美贸易战的意外“受益者”。④按台湾“主计总处”的最新概估（2020.1.21），全年经济增长率为2.73％，不仅高于原预估数，还逆转为“四小龙”中相对最高的经济增长率（韩国1.9%，新加坡0.7%及香港-1.3%）。尽管如此，台湾并没有摆脱“闷经济”的窘境。
一是，台湾经济增长2.73％，仍低于全球平均经济增长3%（IMF），人均GDP概估为25917美元，仍远低于新加坡、韩国及香港。
二是，2019年12个月中台湾有9个月出口贸易额为负增长，全年出口额3293.35亿美元，较2018年衰退1.4%。其中，对占台湾出口40.1%的大陆市场（含香港）的出口1322.28亿美元，较2018年衰退4.1%。
三是，2019年台湾股市在大型科技股强劲增长及充足的国际资本拉动下，股价指数突破12000点，创历史新高，但因台湾股市结构性的问题，⑤股市万点行情对岛内民间消费刺激作用十分有限，2019年民间消费仍维持2.15%的低增长水平。
四是，2019年在中美贸易战引发的全球产业链重组过程中受惠的仅是台湾少数的电子资讯大企业的生产与出口，如台积电、联发科、大立光、鸿海等，而其他多数产业特别是传统产业的出口则是普遍衰退，如化学品出口为-15.7%；塑胶、橡胶及其制品-10.7%；纺织品-8.9%；基本金属及其制品-11.6%；机械-8.2%。⑥
此外，台湾“国发会”每月发布的景气对策信号亦可佐证2019年台湾经济景气仍处低迷状态。2019年1月至10月，景气灯号连续10个月亮出代表景气“转向低迷”的黄蓝灯。11月及12月总算出现代表“景气稳定”的绿灯，但在其九个项目构成中，11月就有5项仍是黄蓝灯、1项是代表“景气低迷”的蓝灯；12月仍有2项黄蓝灯、1项蓝灯。⑦
综上，在蔡英文执政的第一个任期四年，特别是2019年，藉助国际政经环境的一些有利因素，台湾经济的若干指标有所改善，但总体上台湾社会持续处于“闷经济”的窘境中。而台湾无法摆脱低迷经济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蔡英文当局4年来的施政，都是以政治为优先、以意识形态为主导，只“拚政治不拚经济”，特别是，不顾大陆是台湾最大市场的客观事实，不断升高两岸对抗紧张气氛，妨碍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严重伤害了台湾经济正常健康的发展。⑧
二、“闷经济”下的台湾2020大选
与主导台湾2018年“九合一”选举的是经济民生议题不同，2020年大选则是个明显“缺乏经济议题的大选”⑨。大选结果也是没有经济施政成绩的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以817万票、得票率57.13%高票获得连任；而高举“台湾安全、人民有钱”大旗的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则是以552万票、38.61%的得票率败选。大选的结果之所以会这么严重背离经济这个基本性的因素，固然有复杂的内外环境因素及民进党当局成功操作主导大选的议题等因素，但不应忽视的是经济因素本身也是造成这种结果的重要原因。
（一）青年选民对低迷经济感受不深
关于大选结果影响因素，选后有各种分析与解读，而共识度较高的一个结论就是青年选票是蔡英文高票连任的关键。从选举结果来看，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政党票分别为472万票及481万票，二者相差不大，一般认为，政党票就是蓝绿两党的基本盘。这样，在基本盘之外，政党忠诚度不高、蓝绿色彩不浓的青年选票就成了左右选举的关键。曾任亲民党文宣部副主任的吴昆玉，运用人口结构和民调估算的结果是，40岁以下的青年选票约有509万票，蔡英文获得其中7成选票，就得到356万票；而韩国瑜与宋楚瑜加起来大约3成，153万票。⑩另按台湾“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学者选前进行的调查分析，同样发现“青年崛起”是蔡英文高票连任的关键之一。其选前民调资料显示，在40岁以上的选民当中，有54%支持蔡英文，这与整体选民比例没有很显着的差异。但在40岁以下的选民中，有72%的青年世代倾向投票给蔡英文，支持韩国瑜与宋楚瑜者加起来是28%。⑪
大量青年选民选择支持蔡英文连任固然有很强的内外政治与意识形态因素，但同时与台湾低迷的经济对他们冲击并不明显也有密切关系。一方面，作为东亚经济“模范生”的台湾，大约是在进入21世纪后经济发展处于持续的低增长甚至负增长，即进入所谓“闷经济”阶段，而这些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之后的青年人，这时候大约20岁左右，正是开始有政治意识并参与政治的年龄，他们对台湾经济环境转折性的变化难有深刻的体验，甚至对“闷经济”状态已习以为常。另一方面，虽然近20年台湾经济增长迟缓，但以往较快的经济发展使台湾社会尚有较充裕的物质积累，在此环境里成长的部分台湾青年人养成了所谓“小确幸”的生活态度，他们不必担忧景气低迷找不到工作或者薪资低下，靠着家中长辈积蓄的支援，依然可以衣食无缺。正是在此背景下，这些年轻人才会容易在民进党当局在各方面强势操作下，认同所谓“顾主权”远比“拚经济”重要。
事实上，也并非所有台湾年轻人都对台湾的“闷经济”，特别是长期存在的薪资停滞不前、高房价、高婚育成本等这些攸关他们切身利益的经济议题“无感”。2018年“九合一”选举时，台湾社会氛围普遍对蔡英文执政下的民生经济不满，年轻人同样也对蔡英文没有兑现其2016大选时对年轻世代的承诺感到不满。2020大选，虽然年轻世代是蔡英文获得高票的主要来源，但执政的民进党获得的政党票比率却从2016大选时的44.0%大幅下降至33.98%，这显示年轻世代仍然对民进党执政的现况感到不满。但他们毕竟对“闷经济”的感受不及父辈们感受得深刻，从而导致他们的政治倾向容易摇摆不定。
（二）选前当局大肆政策买票达成经济利诱
经济施政不力无疑对大选是不利影响因素，为降低这种影响，从2018年“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大败起，蔡英文当局便凭藉公权力及所掌握的经济资源，大肆政策性买票，以短期的经济利益诱骗选民的支持。具体操作，从打算用400亿元新台币的超征税收来发红包给全台民众，到一系列减税撒钱措施，可谓琳琅满目，不胜枚举。至2020大选前几个月，当局更是密集出台“选举利多”政策，毫无顾忌地进行政策买票。⑫
1.采用大量“补贴”措施掩饰景气低迷的窘境。
在“闷经济”下，台湾旅游业及相关行业可谓最典型的“惨业”。从2019年9月起，蔡英文当局密集出台相关补助措施。如，“第二波扩大秋冬国旅补助方案”，包括“搭高铁送住宿”、“逛夜市补助两百”；“百亿融资”纾困方案，协助旅游住宿业者应对低迷景气；10月起对游览车业减征一年汽车燃料费，等等。此外，当局还采取控制公用事业费用价格的做法，来暂缓低迷经济状态下民众的生活负担，如，不顾“台电”大量亏损的事实，在9月出台“冻涨电价”的电价调整方案；面对公路客运成本上涨压力，“交通部”原本核定调涨运费17.2%，但最终却决定“冻涨票价”，业者的损失由“交通部”补贴。
2.向年轻人等特殊群体进行针对性经济利诱。
年轻人是蔡英文当局争取选票的最重要对象，拉拢措施主要有：一是急速通过调整基本工资方案，2019年8月14日“劳动部”决议基本工资月薪从现行新台币23100元调至23800元，涨幅3%；时薪则由现行150元调升至158元，涨幅5.33％。二是8月开始实行新制育儿政策，2到4岁的育儿津贴，每胎每月补助2500元；儿童上准公共幼稚园，每月缴费不超过4500元；10年以上娃娃车换新，当局补助每辆30万元。三是“内政部”从9月起开办针对20到40岁的单身青年、新婚家庭或育有未成年子女家庭的“租金补贴”，每月可补贴2600元至5000元不等。此外，老年人也是当局政策买票的重要对象。“农委会”在选前放宽农保的资格，并宣称要推动“农民退休制度”，让农民除老农津贴外还可另外领取退休金。
3.滥开公共建设项目的选举支票。
台湾高铁南延一事在岛内讨论多年，因建设工程支出金额庞大、成本回收困难及预期外溢效益有限等原因，一直争议不休而无法定案。然而，在临近大选的2019年9月10日，“行政院长”苏贞昌赴屏东时突然宣布高铁将延伸到屏东，一时引发各方惊讶与质疑。而“交通部”在事后（27日）才急忙审查高铁南延屏东案，开始准备可行性评估报告。这是典型的行政决策在先、专业评估在后的选举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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