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2月6日电（记者 段晓鲁）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前正式对外发布《冲突与动荡：复旦国际战略报告2022》。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张春研究员撰写专题文章，他表示，自2014年起，非洲发展便反复遭受危机冲击，在体系性危机冲击和外部帮扶减弱背景下，非洲唯一的出路在于自救，由此而来的非洲主动提升战略自主性的努力，已然成为并将继续是非洲发展的基本逻辑。
张春谈到，对非洲而言，俄乌冲突的最大后果是美欧的“选边站”压力。在2022年3月2日联合国大会有关俄乌冲突的决议中，非洲并未盲目追随美欧：仅28个非洲国家投票支持，另有17国弃权，1国反对，更有8国缺席。尽管此后美欧迅速施压，非洲并未改变自身立场，在3月24日有关俄乌冲突的人道主义后果的决议中，投赞成票的非洲国家数量减少了，共有27票赞成，另有20国弃权，1国反对，6国缺席。厄立特里亚在两次投票中均明确反对。非洲连续在两次投票中“不服从”美欧“指令”，引发美欧强烈反弹：美国国会4月出台专门法案施压非洲；4—8月，德国新任总理舒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等先后造访，对非洲又打又拉。尽管如此，非洲国家通过将外部压力转化谈判筹码，积极提高自身战略自主性，南非总统拉马福萨面对拜登施压时强调非洲不应“被教做事”。
张春表示，如果说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仍是种反应式的战略自主性提升努力，那么非洲逐渐强化内部团结，并寻求转变与大国合作模式的努力就更加主动。冷战结束后，大国对非关系的重要发展之一是建设各种对非合作机制，如欧非峰会、日本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中非合作论坛、印非峰会、韩非峰会，等等。这一发展往往被冠以“1＋N”模式，1为域外大国，N即非洲。但自2022年起，非洲提出要将上述机制转化为“非洲＋1”模式，并在2022年的非欧峰会、TICAD和美非峰会中加以贯彻。由此而来的一个重大战略性后果便是，拜登政府的美非峰会不再遵循2014年美非峰会和2021年全球民主峰会的“民主标准”，而是以与美国有外交关系且是非盟有效成员为标准。尽管象征意义更大，但这仍暗示着非盟在统合成员国、提升战略自主性等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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