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这一时期对大陆的认知多以“差评”为主，随便翻开这一时期的关于大陆的“见闻”、“游记”、“报导”之类，都有这方面的描述。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列举。很显然，这是以偏概全的片面认知，但是很不幸，由于受众选择性心理机制的作用，“偏见”总是被台湾人在不同的场域里讨论，被记忆并变成一种“刻板印象”。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见闻和体验，对当下台湾人“大陆形象”的建构至关重要，影响最大也最直接。也恰恰是在两岸深入交流的过程中，很多台湾人开始思考“大陆人和我们外貌相近，言语相通，但为什么生活习惯竟会差别如此之大？”〔7〕九十年代，也正是台湾在台独政客鼓动下，开始建构所谓自己的身份认同之时，“他们以‘台湾人’为‘我群’，而以‘大陆人’或‘中国人’为‘他群’。在这一过程中，对‘我群’和‘他群’都形成了‘刻板印象’。根据社会认同论的理论，‘对内群的刻板印象是积极的，而对外群的刻板印象是消极的’，因此，他们对中国大陆的刻板印象多是负面的、消极的、贬抑的，总之，在总体上是不好的。”〔8〕
第四个阶段，新媒体时代（2008-2016）
进入21世纪，随着移动网络技术的长足发展以及网络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台湾民众的网络普及度与运用频率大幅提升，网络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带动了台湾社会网络政治参与的全面兴起并形成对现实政治参与行动的深刻影响与制约。2008年前后，网络社交媒体平台“脸书”（Facebook）、“噗浪”（Plurk）、“推特”（Twitter）等在台湾大众中风行，逐渐从日常社交载体渗透成为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主流平台。网络政治参与打破了传统政治参与完全由政府集权控制的桎梏，开拓了人人可以自由传播的网络时空，使公民个体的政治个性可以得到自由张扬，满足了台湾民众潜在的政治表达意愿和自由需求。网络政治参与逐渐发挥着从虚拟到现实的强大影响力，许多台湾社会运动的话题兴起、结社、组织策划都源自网络并形成线上与线下密切配合联动，形成了颇具台湾特色的“网上串联、网下集会”公民运动模式。自2008年以来，“野草莓学运”、“洪仲丘事件”、“太阳花学运”等台湾社会颇具影响力的社会运动的源起都可追溯自网络社交媒体。社会话题争议的挑起、网络共识的凝聚、网络结社的串联、网络募款、社会运动的策划实施以及运动现场实况直播都以网络社交媒体为中心发起与运作，甚至形成了网络社会运动的教科书式的运作流程与经验，并移植与灌输到下一次社会运动中，形成了网络政治参与的巨大现实影响力。〔9〕
2008年马英九以六成的民意支持赢得大选，两岸在“九二共识”基础上进入和平发展的新时代。同一年台湾开放陆客观光，陆客从当年的32万多人次逐年增加，2015年达到418万人次的最高峰。〔10〕2011年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开放陆生赴台就读大学、硕士及博士班。从此，“陆客”、“陆生”成为台湾人认知大陆的又一媒介，“陆客”的素质也往往成为台湾人诟病的一个话题。〔11〕
遗憾的是，国民党虽然全面执政，然而由于政绩不佳，马王政争不断，和平红利不如预期，加之民进党野蛮杯葛，两岸关系并没有想像中那样平顺，很多涉及两岸的法案在立法院延宕多时难以通过。另外，经过多年的发展演变，两岸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台湾由于沉迷于政治分配，加上内部恶斗不断，经济停滞不前；而大陆经济则连年高速增长〔12〕。面对大陆的崛起，台湾有些人对两岸关系产生了极大忧虑，他们既对台湾没信心又对大陆不信任。特别是受“去中国化”教育成长起来的台湾年轻世代更是在身份认同上陷入了“中国VS台湾”的二元对立泥淖。他们把全球化后出现的贫富差距与薪资停滞，归罪于国民党的两岸政策，把大陆经济崛起，看作是威胁而不是机会。由于主权所有权的争端属于零和博弈，故虽然两岸在政治层面实现了“外交休兵”，但民间的对立气氛却随着一次次发生的两岸在涉外事务上的恶性事件〔13〕而不断升温，“厌中”、“恐中”、“反中”情绪在民间凝聚和强化。经过20多年“去中国化”教育培养起来的所谓“天然独”，在天生属于年轻人的新媒体的空间里一次次完成“反中”聚集、整合与动员，〔14〕以新媒体为战场，年轻人为主力的两岸网民失脚跌入互喷互怼模式。〔15〕对垒的双方根本就是“三观不合”、扞格不入，基本上不问是非只问立场，每一句话都带有“挑战”的意涵，使用的语言之恶毒无所不用其极，三言两语就会升级为谩骂和人身攻击。大陆网民呼台湾人为“台巴子”已是蔑称，台湾网民直呼大陆人为“中国人”、“强国人”亦是冷若冰霜；更有甚者，骂自己的同胞为“426”、“支那人”，凡此等等，亦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台湾人对大陆的负面情感指数。双方网民杀红眼，有时候还翻墙跨境玩起什么“帝吧出征”。这种互厌互怼是一种非理性的交流方式，有百害而无一益。可以说，两岸中国人的情感已经出现“断层”，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大陆人视台湾人为同胞兄弟，而台湾人则视大陆人为生意伙伴！〔16〕有人问，两岸的距离究竟有多远？其实，丈量一下两岸民心的距离就知道了。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威权时代虽然出于“恐共”、“反共”、“仇共”、“污共”的政治需要，对中共治下的“新中国”不遗余力地攻击抹黑；但是对于大陆“故国山河”以及人情世故的追怀与遥念，却也营造了一个故国河山锦绣美丽、“大陆同胞”淳朴善良的形象。
第二，自1980年代以来，两岸交流互动虽然日益频密，然就台湾人的“好感度”与“抱怨率”两项来看，似乎均不如预期，正面的亲善的“大陆形象”在交流互动中远未树立。
三、马蔡执政过渡期台湾人眼中的“大陆”
如前所论，经过多年的交流互动，中国大陆在台湾人心目中的认知，因为选择性定律的作用，而形成现阶段台湾人眼里的“大陆形象”，由于它属于片面的认知，具有以偏概全的性质，因此严格来说，这个阶段对“中国大陆”的认知完全是一种“偏见”。那么，这到底是怎样一种偏见呢？这里，选取一部分具有极大争议又极具代表性的语词加以分析。
“鸭霸”、“霸凌”。现阶段的台湾人尤其是年轻世代，其对大陆的恶感，首先来自两岸冲突时所留下的刻板印象。认为大陆“打压”、“欺负”、“鸭霸”、“霸凌”、“矮化”台湾，殊不知每每是“台独”势力制造事端，挑起冲突，大陆被迫应战，如此循环往复，却也逐步升高，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感情因素的左右，冲突时的是非曲直很难讲清，民众置身其中往往已失去“公允”的判断力。
“强国人”。实现国家统一，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一直以来是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中国梦”的核心内涵。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也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共同夙愿。相当比例的台湾人昧于“台独”梦想，他们不喜欢中国强大，将中国崛起视为威胁，有意无意地曲解“中国梦”的内涵，污名化中国强国形象。
“黑心商品生产基地”。改革开放起步的初期甚至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大陆的乡镇企业因为工业基础设施落后，靠仿制起家，产品品质不佳，假冒伪劣一度成为“国货”的代名词。一些无良商家制假售假，伤天害理，见诸于媒体报导的实在太多。台湾人有这样的印象，的确是其来有自。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的商品，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品质与信誉已蜚声海内外。
“污染大国”。改革开放之初，在“先污染后治理”的思维指导下，没有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虽然起飞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却也教训深刻。近些年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思想与发展思路指引下，中国大陆在退耕还林及生态建设方面、治污防污等方面均取得巨大成就，自然环境、人居环境连年得到改善。
“腐败大国”。台湾人对中国大陆的腐败仿佛有种种的非议，他们片面认为中国腐败渗透于政治、司法、教育、医疗等等方面，简直是无孔不入。一篇旺报征文写道：“就像大陆人看朝鲜人的感觉，认为朝鲜还活在过去文革年代，对他们物质贫乏饥荒不断却又精神生活饱足而感到不可思议与悲悯；同样地台湾人看大陆人，也觉得大陆人还活在过去台湾专制威权的年代，物质富足但生活却处处充满不公与暴力。大陆人觉得朝鲜人跟自己不一样；同样地台湾人也觉得自己跟大陆人不一样。”〔17〕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大陆的腐败都可以归因于政治制度。他们将大陆政治制度诬指为“威权”、“专制”，这种看法即使在那些颜色偏蓝以及持中间立场的的台湾人中亦具有普遍性，例如马英九、吴敦义、龙应台等都表达过相似的立场。〔18〕
“大陆人素质低”。关于大陆人素质低的刻板印象，可以说是大多数台湾人的成见。陈雅琳的文章《从北京……到东京……到斯德哥尔摩》〔19〕，可以一窥台湾人对大陆及对大陆民众素质的刻板印象及“疏离感”。不偏不倚地说，陈雅琳女士的看法并非个例，很多有大陆生活经验的台湾人都有类似的感受，这说明在台湾人的眼中，大陆的民众素质一直是个“问题”，也是直接影响“大陆形象”建构的负面因素。那么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国民素质是现代化的基石。国民素质是个综合概念，包括思想、修养、礼仪、文化、政治、体能、道德、教育、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等等。多年来，中国大陆国民素质在国际间屡获差评，中外媒体多有报导。2015年联合国公布的《全球国民素质排行》中，中国厕身于后十位名单当中，与阿富汗、刚果、东帝汶等为贫穷落后所困扰的国家同列。〔20〕时有见诸国际媒体的有关中国人国民素质的报导，大多是令国人汗颜为人不堪的桥段和故事。在两岸交流交往越来越密切的时代大背景下，台湾媒体对于大陆民众素质的报导也逐渐多起来，同样不乏大陆人超乎想像的不文明行为，形诸耳目的差不多都是“不守规矩”、“不尊重他人”、“暴发户心态”、“服务态度恶劣”、“随地吐痰”、“乱丢垃圾”、“随笔涂鸦”、“大声喧哗”、“铺张浪费”等。尽管有些说法不免夸大其词〔21〕，但总体而言，台湾地区国民素质整体上的确要比大陆民众高出一块。事实上，这些大陆民众素质低下的表现在过往台湾民众身上也有表现。大陆太大，整体发展水平也不均衡，落差很大，如同“从非洲到欧洲”。因此，两岸国民素质上的落差，也是对两岸民意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
虽然存在差距和不足，但这并非无法克服的社会顽疾，通过全社会的努力，“道之以德，齐之以礼”〔22〕，庶几乎会在不远的将来能够脱胎换骨迎头赶上。存在差距和不足并不可怕，关键要看我们面对素质缺憾应该抱持什么样的态度。是讳莫如深甘于堕落还是勇敢面对有耻且格？知耻近乎勇，承认这一点并不能影响我们什么，反而能够成为推进社会改良提高国民素质的关键动因。
四、“知陆反陆”现象及其成因
赛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起源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指出，“冲突是差异的产物”。〔23〕毋庸讳言，两岸间因不同历史遭际而产生的差异，尤其是由政治分歧而产生的根本性差异，无疑是两岸冲突的根本症结所在。两岸政治的对立世人皆知，民意上的对立更是不可回避的话题。佛家有言“面对他、讨论他、处理他”；只有不回避矛盾，直面问题和症结，辨证施治，对症下药去处理这些问题才是根本出路。也许正是认识到两岸差异性所导致的文化冲突，陈孔立先生撰文提醒“在两岸文化交流过程中，应当注意由于两岸文化差异而导致的文化冲突”。〔24〕两岸差异表现在诸如交往动机与意图、两岸地位、价值观、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历史记忆、“中国梦”与“台湾梦”、身份认同、传播符号、国民素质等多个面向。由于在另文中已作论述〔25〕，在此仅作简要陈述。
（一）“拥独”与“遏独”这一对根本矛盾，决定了两岸关系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也是左右台湾民意走向的根本因素。
分裂的两岸，由于在未来两岸命运安排以及完成统一的方式上分歧严重，猜忌与敌意积重难返很难冰释，薄弱的互信基础难以持续夯实。毋庸置疑，反对“台独”、实现祖国统一是坚定的国家意志，也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所在，同时也是大多数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海峡对岸，一部分民众的独立倾向也是十分明显的，甚至拥护“台独”的人数有逐渐走高的趋势；而持续走高的“台独”支持率理所当然地转又引发大陆对“台独”势力的高度警惕与遏制。动机与意图根本不在同一个坐标上，由此而生的两岸“敌意螺旋”一再升高，是最易恶化两岸关系、引发两岸冲突的差异性因素。“拥独”与“遏独”这一对根本矛盾，决定了两岸关系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也是左右台湾民意走向的根本因素。
（二）两岸地位与名分（主权所有权）之争，致使两岸冲突不断，而每一次冲突都造成刻骨铭心的“创伤记忆”，加深岛内民众对大陆的反感与疏离，大陆被反复描绘成欺压台湾的“恶霸”形象。
两岸的分裂，是国共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过去相当长时间两岸之争表现为制度之争、政权之争、法统之争，双方都认为对方是“匪”，自己代表整个中国，两岸争的是主权所有权。反映在国际和外交领域，你死我活的斗争，残酷的厮杀，都是事实。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在外交领域遭受空前的挫折，“中华民国”作为一个象征符号也逐渐丧失了其正当性与合法性；而台独势力乘机彰显台湾的主题地位，“台湾”作为新的政治图腾从地平线冉冉升起，台湾人开始有意无意地将两者等而视之，甚至偷梁换柱。尤其是在“台独”势力的不懈操弄下，在李登辉陈水扁长达十几年的“去中国化”教育影响下，台湾人尤其是年轻世代的身份认同开始走上了二元化的不归路，“爱台”还是“卖台”，成为“去中国化”的主要情感动因。可以说，正是因为台湾当局长期坚持“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的说法，特别是“台独”势力一次次操作突破所谓“国际空间”，制造事端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引发大陆的强力反制，两岸冲突造成刻骨铭心的“创伤记忆”，每一次都会强化台湾人“国际孤儿”集体意识，恶化岛内民众对大陆的反感与疏离。“鸭霸”、“霸凌”、“打压”、“欺负”、“矮化”，大陆被反复描绘成欺压台湾的“恶霸”形象。岛民的情感一次次位移最终裂变为对自身“中国”身份的唾弃和对“台湾”这个新图腾的无限认同。
名分与国际地位之争，不啻造成两岸的长期对抗，也的确是两岸关系中最扣人心弦、牵动全民感情的大事，堪称影响台湾人“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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