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点希望”的修辞格式是共同的，都是“更加积极主动”，这表明中央对港澳既往贡献方式与程度的高度肯定，但也对近些年产生的偏差、冲突和仿徨状态有所清醒认识及更高的角色期待。在直接体现贡献具体方式的关键性“动词”上，习总书记又有所分别，相继使用了“助成”、“融入”、“参与”和“促进”，针对不同发展任务匹配不同贡献方式，根据港澳所长发挥恰如其分的作用，既不看低，也不拔高，体现了中央在新时代治理港澳的策略成熟。
三、继往开来：四点希望的具体改革内涵
对“四点希望”的具体政策内涵与发展意义，我们可以进行更为内在性和针对性的解读。
第一点希望：更加积极主动助力国家全面开放。这是国家在新时代的顶层战略和生命线，也是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中国“改革再出发”的战略号角。“国家全面开放”是相对于改革40年中“国家选择性开放”而言的。从“选择性开放”到“全面开放”，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总战略的转型升级。这一“开放”的性质不是某些知识分子或境外势力所理解的贸易战下的被动应对，而是中国根据自身国家利益和全球治理理想进行的自主性开放。这种“开放”不仅针对欧美发达国家，也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在国家全面开放新格局中，中国努力通过“一带一路”体系建设打造“中国式全球化”愿景与方案，建立中国技术文明与标准的国际地位，催生共建共享的和平发展产业链与制度链。“国家全面开放”无疑为港澳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源头活水，开辟了“柳暗花明”新境界。
在国家的战略大棋盘上，港澳的具体作用被归结为“助力”，这表明国家是主角和主场，港澳是战略性辅助力量。如何辅助呢？总书记提出港澳要以“资本、技术、人才”参与国家新一轮高水准开放和高品质发展，继续释放港澳“国际联系广泛、专业服务发达”的优势，促成香港之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的巩固以及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建构，促成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及中葡商贸合作平台建设。“全面开放”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内涵指向，即“双向开放”，中国与世界相互开放与共存发展，而港澳在其中继续发挥“重要桥头堡”作用。
第二点希望：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融合发展是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新发展，以国家性的“粤港澳大湾区”为主要战略框架和实践地域。国家在第一轮改革开放中以“深圳”与“香港”的“双城分立模式”撬动整个国家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发展大局，如今则以“粤港澳大湾区”的整合性发展寻求一种更具技术创新性和制度现代化的国家改革样板模式。“融入”也是港澳治理近几年的热词和新共识，并非回归以来就有此清晰明确之观念。从“隔离”到“融入”，反映了国家与港澳经济实力的结构性消长以及国家与世界关系的重大变迁，也反映了中央对“一国两制”理解上的完备化。
在具体的融入策略上，总书记讲话指向了如下层面：其一，紧抓“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契机，输入发展动能，兑现比较优势，占据发展先机；其二，大湾区建设的关键在于“创新”，这里“创新”是全方位、全要素的创新，不仅涉及技术创新，也包括“体制机制”创新，而在大湾区实施“体制机制”创新，不仅可以解决湾区发展的具体现实问题，更可以藉此打造“中国式全球化”的治理样板区，为“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建构提供“原型机”；其三，港澳要练好内功，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这表明港澳需要寻找自身优势点，在大湾区竞争性结构中凸显竞争力和比较优势，这是期待，也是压力。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意义上的“新深圳”，有着“一国两制”的宪制优势，有着多元制度、文化及国际化属性，有着科技创新与人文进步的巨大潜力及实现可能性。一个充分释放港澳比较优势的粤港澳大湾区，不仅可以给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提供直接功能，而且是对中国之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球治理创意创制能力的最佳证明。由“粤港澳大湾区”模式向全国乃至于“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辐射扩展，正是新时代改革开放及全球化的理想路径。因此，“融入发展”不只是融入国家内部，更是合作建构“新全球化”模式及推动中国主导全球治理的重大战略设计。
第三点希望：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国家治理实践。港澳是基本法授权下的高度自治体，不是独立政治体，因此港澳治理在宪制逻辑上属于国家治理之一部分，而港澳亦有依法参与国家整体治理的正当合法权利和责任。这一点在既往的“一国两制”法理理解上并不清晰。由于港澳尤其是香港在法律制度及社会治理上与内地制度差异较大，中央政策部门及香港社会精英习惯于“井水不犯河水”，而基本法亦豁免了香港居民绝大部分的公民义务，这就使得香港参与国家治理存在诸多观念、制度及政策上的障碍。而十八大以来的依法治港和有序融合正在逐步且坚定地清理这些障碍，包括同等待遇的政策配置、居住证改革、“一地两检”决策以及在更大范围内对香港参与国家治理之“公民平权”的体系性政策路径探讨，在大湾区发展规划中亦有超出国家其他区域的更大力度治理性参与改革，触及港澳居民对国家公务员体系的正当参与权。
习总书记在讲话中延续了2017年“七一讲话”的要旨，提出了三点关键性的判断和认知：其一，港澳回归后已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港澳治理就是国家治理的一部分，因此国家有权有责加以监督和保障；其二，港澳本地治理要符合“一国两制”要求，完善宪法与基本法配套制度建设，这也是参与国家治理、落实宪法和基本法共同作为宪制基础的制度性要求；其三，港澳居民要走出港澳，心怀国家乃至天下，参与国家“五位一体”（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全体系建设，这也是对港澳居民完整而平等之“中国公民权”的确认与定位。这里存在参与国家治理的两个层次：其一，本地治理层次，即在高度自治中落实好“一国两制”，落实好宪法与基本法，实现繁荣稳定，有力保障国家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其二，全国性治理层次，即港澳居民以“中国公民”身份走出来，直接进入国家治理体系的各个层次，通过公民权利的行使建立与国家之间深刻而紧密的观念认同，完成港澳国民身份的“制度性再造”。只有更加完整准确地保障和促进港澳同胞的“治理参与权”，使之成为国家治理的平等主体，分享国家公权力及为国家服务的荣誉和使命，才可实现“一国两制”的完整内涵，并将所谓的本土和港独真正地边缘化。
第四点希望：更加积极主动促进国际人文交流。港澳的近代史既是殖民压迫史，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港澳本身就是中西文明冲突与整合的典范区域。对历史遗产，要合理批判，更要智慧运用。在殖民消解、东西方重新和解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港澳如何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枢纽推动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建构及输出，以及促成中西多种文化进一步平等对话与融合式发展，是“一国两制”内在文化价值的体现。“一国两制”本身秉持着一种制度多元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建立在认同不同制度与文化均具有正当性、合理性及可对话性的理性基础之上。这样的人文观念是和平主义的，也是中国文化属性使然。澳门的葡式文化带有欧洲天主教文化的深厚底蕴，而香港的英式文化则带有英美新教文化的深刻烙印。中欧是“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端点性存在，是麦金德所谓之亚欧“大陆岛”的平衡轴。港澳文化本身就是中西会通型文化，而复兴中的中国文化则内蕴着更为强大和系统的文化整合潜力，有着一种结合古典要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要素的“通三统”结构。港澳文化可以有效补充中国主体文化之现代框架，亦可进一步促成和推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更平等及更深层次的对话交流。
总书记讲话对港澳文化角色的期待在于：其一，保持国际性城市特色与文化属性；其二，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其三，讲好中国故事和港澳故事，即“一国两制”故事；其四，促进东西方文化与民心相通互鉴。立足港澳平台的东西方文化融合，对“一带一路”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文化建构甚至创造性突破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并可助成中国之国际文化战略与话语权的定型成熟。
四、结语
总之，在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之际，习总书记的主旨性讲话对“一国两制”及港澳在国家改革中的历史性贡献予以高度肯定，对港澳未来角色及“一国两制”转型发展提出了具有战略眼光的“四点希望”。这“四点希望”是十八大以来中央治理港澳新共识与新策略的体系性延伸及合逻辑展开。总书记讲话进一步确认了港澳“一国两制”的宪制杠杆作用，提出了港澳在新时代发展中国际与国内两个层面的战略进取方向和具体操作路径。我们有理由期待，港澳接续改革开放40年与国家良性互动合作的“一国两制”实践模式，在新时代的“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及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做出自身独特贡献，释放自身比较优势，在助成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寻求到自身新的身份认同与历史意义，让“一国两制”继续承担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第一杠杆”作用，行稳致远，历久弥高。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8年12月号，总第25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