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布“令和”新年号的官房长官菅义伟接替因病辞职的安倍晋三，标志着令和时代政权更迭的序幕拉开。菅义伟政府是稳定地长期执政，还是重回以前日本政坛政权频繁更迭的状态都是值得认真关注的。无论如何，更迭带来的波动与政策的不确定性都给未来的中日民间交流提出了新课题。反过来，这也给有着以民促官传统的中日民间交流凝聚积极民意促进中日关系向前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两国战后关系的发展历程中，每当官方政治出现波动的时候，民间力量的推动都是两国关系维护与改善的积极要素。邦交正常化之前，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官民并进，是推动邦交正常化的重要力量；刚刚所梳理的近年来两国关系低谷期两国民间交流，虽规模较从前有所收缩，但包括智库交流、青少年交流、旅游在内，一些新增长点的出现也为后安倍时代民间交流的走向和可为之处作出了揭示。
昨天，日本政权更迭后中日两国领导人首次通话，就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交换了意见。这也为后安倍时代民间交流应该努力的方向提出了遵循，应该充分重视与调动民间交流积极要素推动官方外交，开拓新时代以民促官、官民互动的新局面。为此，就后安倍时代民间交流，我作了一些特点归纳，并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1、寻找东方共同的文化价值。此次疫情突发之后，历史、宗教、文化差异导致的行为差异使得疫情的发展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不平衡的情况。表现为意识形态挑战的新冷战局面似乎呼之欲出。然而一个事实是，当人类面临疫情病毒这样共同的敌人时候，东亚各国人民表现出的自律性和纪律性，对后来形势很快变得可控，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里东方历史文化提供的相近或共同的价值观对我们行为产生的规范意义深远。比如说，历史上面对大洪水，诺亚方舟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而大禹治水提供了另外的解决方案。这不是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是文化或文明理念的差异。据我所知“禹”文化的传承不仅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记忆，在日本很多地方也存在着“禹”文化的痕迹。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深入发掘的、有意义的共同的历史文化价值。在后安倍时代，中日民间或半官方地探索组建新的以超越意识形态价值差异，发掘出蕴藏于我们社会与民间当中的传统价值观为目标的友好团体，或对一些政治家、外交家（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村山富市、明石康）政治外交思想中的东亚价值要素加以提炼，对增进两国之间政治互信的基础，促进两国之间高水平的人文交流将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2、弘扬邻里守望相助精神。东方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守望相助精神。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疫情发生之后两国民间表现出了非常淳朴感人的互助精神。不论是中国网民对东京奥运会的持续支持，还是在疫情初期，来自日本“风月同天”的口罩捐赠都是患难之际雪中送炭的生动实例。包括自民党内部发起的向中国捐款的热心倡议也经中国媒体广泛报道感动了许多普通中国民众。后来疫情在日本扩散，来自中国许多民间团体企业的防控物资捐赠成就了新一轮的互助佳话。在后安倍时代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两国合作推动疫苗铺开。我建议两国医学界扩大交流，媒体应为消除偏见，推动这样的交流多发挥作用。中日医学方面合作将为为两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福祉，推广疫苗应用发挥关键作用。同时，在未来两年的民间交流中，应一如既往地推动文体交流，中国应积极支持明年东京奥运会召开，日本应积极支持后年北京冬运会召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