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的善政治理”的“依法治理”：在中国战国时期，法家韩非子曾言：“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不过传统中国的法制思想，重点在于以法利民，而非当代法治精神，而中共在完备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过程中也将依法治理视为重要内容，“法”代表透明的规矩，它可以减少治理成本，在法治精神逻辑下，“法”一旦制定，就必然公示于众，而且人人得而遵之，所以称为“依法治理”，而非“以法治理”，故而“依法治理”也意味在中国大陆任何人、任何团体、任何政党都必须平等守法，依法而治，当然，“法治”决不是有法就可以治，习近平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历史任务，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当前，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都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法治领域改革面临许多难啃的硬骨头，迫切需要从党中央层面加强统筹协调”。 因为中共对“法治”重视，也是改革开放之后，走过“从‘社会主义法制’到‘社会主义法治’﹔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法治之路”漫长而艰辛，所幸中国大陆有两个因素，有可能促使其政治文化逐步迈向“依法治理”：一是中共政权曾经历过长达十余年、最令人难忘的“文化大革命”时代，当时是极端人治时代，所以，如果当前中共教育中能对这一段历史，进行足够深刻反思，则法治重要性就必然慢慢深入人心，深入社会；二是习近平提出法治落实的主要因素是各级“领导”，习称为“关键少数”，习近平在2015年初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强调指出：“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带动全党全国一起努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上不断见到新成效。”
“稳定的善政治理”的“执政为民”：表现在政策的决策、执行及效果：关键之首在决策，什么政策才是“造福人民，与民兴利”的合理政策，中共提出决策必须“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在中共国务院2019年4月20日下发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中“第五至七条”，对三者有所解释： “科学决策”指“作出重大行政决策应当遵循科学决策原则，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从实际出发，运用科学技术和方法，尊重客观规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要求”。“民主决策”指作出重大行政决策应当遵循民主决策原则，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保障人民群众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参与决策。“依法决策”指作出重大行政决策应当遵循依法决策原则，严格遵守法定许可权，依法履行法定程序，保证决策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等规定。我们注意其政策决策的排序是“科学决策”最先，这是要求任何政策的内容，必须以当前的综合、客观知识为根本依据，还必须为以后负责。其次“民主决策”，追求政策的决策过程必须协商、沟通，政策执行必须人民支持，受人民监督，所以人民利益、认知都必须到位，政策才能执行。至于“依法决策”，追求的是决策的程序，也包括政策决定权和决策者法定责任。一般而言，政策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不必然共存，甚至是相互矛盾， 而中共政权做法是政策首先有科学支撑，才进入“民主环节”，前者避免一把手独断，后者避免民粹主义干扰；总之，政权必须以“为民与利”之心，将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三者辩证地统一政策的决定、执行全过程，才是“善政”，才能获得政权的“合法性”。
所以让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信赖，对中共政权的政策有信心，对中共领导人充分信任。制度的信赖来自于依法治理，政策信心来自于施政为民，对领导信任来自于接班人经历。要求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并表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且提出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这就是前段所说在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基础上，把集体和个人的利益调合起来。当然这一套制度，从中共建立政权发展至今最大问题有二：一是过度强调效率，在集体主义和绝对公有制主导下，执政者很容易忽视人民、漠视个人；二是过度强调稳定，在没有相对制衡情况下，执政党容易腐化，领导人容易独裁；而集中表现在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了上述中共执政经验的历史教训，习近平强调了“依法治理”的法治要求和“不忘初心”的党性要求。
第四、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关怀”推动“共议、共治、共享”新型国际社会：不同于西方政治以“国家”为典范的国际关系，中国传统一直是以“天下”为典范；以“国家”为典范，则思考国际关系时，就必然从“排他、利己”为导向去建构彼此的关系；而以“天下”为典范，则必须以“秩序、分享”为导向，传统中国朝廷就在此观念下，建立一套维护政经秩序“天下观”：以经济上分享，建立起以中国为首各统治者间“均衡秩序”，被称为“朝贡体制”的秩序观，如今看来，存在几个不稳定因素：第一维护者本身必须富有而强大，富有故而可以分享，强大可以维持秩序，一旦维护者自身衰弱，体制就难以维持；第二形成“朝贡体制”过程中，其他参与者并没有话语权，所以“朝贡体制”越来越是中国朝廷“政治面子工程”；第三“朝贡体制”在本质上除“薄来厚往”经济利益之外，欠缺其他的论述基础；第四中国的历代王朝对周边关系也并不重视。因此，“朝贡体制”至多祇是中国朝廷“理藩策略”，并不是东亚的各“国”（正确地说是“朝廷统治”）秩序架构体系。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入侵后，旧秩序立即崩溃。
二战之后，帝国主义撤离殖民地，然而在几乎所有被殖民地区，许多新兴独立国家国界都是殖民者依继续控制需要而划定，于是不同民族、不同宗教间纠纷不止，冲突不断，动乱不已，老殖民母国依然可以“火中取栗”操纵得利。美国崛起于二战后，虽无殖民地，却承继帝国主义野心，冷战后，更是转为“霸权主义”，肆意践踏、霸凌亚洲小国，仇视、挑衅亚洲大国，无所不用其极破坏国际规则，挑战世界和平，原本因科技神速发展和中国大陆快速崛起带来世界变局，又忽然被“新冠疫情”和美国右翼政客的流氓行径搅成百年未有的国际乱局。在此混局之下，中共政权舍弃中国传统的“朝贡体制”，但发展以“国家”为基础的“天下观”，并且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新天下观”认知基础，大大强化“新天下观”理论必要性，且还提出“共议、共治、共享”“一带一路”政策，作为实践方案，使“新天下观”国际新秩序是经由共议过程，实现共治理念，达成共享目的。所以有人要问中国大陆所希望新国际格局、新国际架构是什么样架构?中国的答案一定祇有方法，没有蓝图，因为未来是“共议”结果，不是中国一家说了算。但是对西方国家特别美国霸权主义惯了的国家自然不会赞成，所以她必然反“一带一路”，极力破坏、丑化、污蔑“一带一路”，挑动“一带一路”国家不与中国合作，然而此次“新冠疫情”给地球上的人类很好机会反省“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命题与人类未来关系。
中国首次提出时祇称“命运共同体”，2011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其中“四、中国和平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乙节中，指出“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又说“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到了中共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明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其后习近平大力地向国际推销此一理念。如2013年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同年在印尼；2014年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2015年又在博鳌亚洲论坛、同年在巴基斯坦，在印尼“亚非领导人会议”上，在出席第70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会上，在巴黎气候大会开幕式上；2017年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旨演讲，虽然习总书记每次使用名词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核心精神完全一致。
“新冠疫情”是由“新冠病毒”传播所引起，由于“新冠病毒”带有变异快、传播管道多元、时间长等特点，它的传播大大改变人们自工业革命以来比较习惯社会经济密切互动生活方式；而且祇要世界仍有一个地区疫情未能得到有效控制，人类生活方式就会受影响，是以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了一篇 Science：根据论文中的描述，无论是否能研发出疫苗，“新冠病毒”都可能会陪伴人类到 2025 年。那么，2025 年以后人类能摆脱“新冠病毒”吗？不，祇是到时我们就已经习惯了这种隔离的生活方式了……” 我们不知道未来是否真的如此，但是现代世界的人类，已经因“新冠疫情”被迫成为一个不折不扣“健康共同体”，“新冠病毒”存在于今日世界200个国家，限制人类已习惯的“正常生活”，一如身体祇要有病毒入侵，而我们自身免疫系统，或是当今医术无法治疗，则我们日常作息必受影响，所以说人类已进入“健康共同体”新时代。如果说以往我们强调“利益共同体”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依据的话，那么如今“健康共同体”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然合法性基础。前者祇能依据“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经济理性发扬，而后者则是“一损俱损，一衰俱衰”人类基本生存法则底线的体现。因此，此时此刻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必然更有其“正当性”。未来若能证明“一带一路”设想成功实践，对于建立相关国家“利益共同体”可行性；再配合中国研发疫苗，惠及其他各国，彰显“健康共同体”必要性，则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必然获得更加广泛、更加坚定的支持，则更加合理，更加稳固，不以武力，不以吓阻为依归的国际新和平观就有可能被思考、被提及、被讨论、被试验、被架构。而建成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的、更合理的国际上层建筑。
不过毫无疑问地，无论是去推广、行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或是去实践“一带一路”政策，去开发对抗病毒的疫苗，在现阶段都必须依靠和依赖“国家”，所以在“新天下观”中，“国家”依然是不可或缺的政治单元，祇是“国家”在人类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和功能，有可能慢慢不再是民族安全保障，而是地区人民发展推进者，不是军事载体，而是合作载体，不再是统理与管治者，而是善政与治理者。
四、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是基于逐步排除后殖民心态的学术殖民化现象思考，一方面是现存西方政治学，在人类政治实行经验中，理论上出现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实践上出现民粹主义等明显缺失，而且已看不出西方的政治在制度上有自愈机制和可能性；另一方面是中国大陆的实践，确实走出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加上中国传统朝廷政治积累数千年经验，因此如何走出西方政治学既定框架，保留西方政治现代探索，结合中国传统朝廷政治行政智慧，为政治学寻找新可能性，已经是这一代中国政治学者共同课题。事实上，西学东渐以来，反思西学，为自己民族寻找自主的现代化途径，代不乏人，祇是面对中、西巨大鸿沟，不先模仿、拷贝，根本无法跨越。因此，反省之思显得微弱而无力，而且是带民族主义的情绪性反对，所以从清末的“中体西用”，到民初五四的全盘西化，中国的变革之路漫长辛苦，如今的中国模仿、拷贝和西方自信和傲慢双双都走到尽头，中国大陆奉行的马列主义不得不向中国特色调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更显露其霸权主义困境，甚至以撕毁自己建构的国际规范来彰显其霸主的地位；这种“别人不从，我就耍横”的“破坏式”领导究归失败。
因此，在此时此刻立足中华民族再次复兴立场应该是正逢适时，当然在这样反思中，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立足“反西方”立场，因为西方当代文明的确为人类缔造今日世界和可预见明日世界，而我们也不可能反共产主义，因为正是共产主义道路引导中国大陆现代化进程，社会主义的价值和方法，已经渗透进近代中国的价值理念中，形塑中国人现代性规范，我们更无法反中国传统，因为那正是我们之所以为我们，以及我们唯一可以前往的归宿。因此我们必须“立足自主，不弃西方，善于综合”地努力探索，尝试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是回归“人”根本，依据历史经验、中西学理、当代科技以及“人”和人们未来发展需要，去建构一套开放而包容的新政治理论，以便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平等地对话，找回属于中国的话语权，复兴中华民族智慧，重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注释：
①何涛，“‘中体西用’思想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2013/0528/c40531-21645335.html，2013年5月28日；陈旭麓，“论‘中体西用’”，《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http://netclass.csu.edu.cn/NCourse/hep010/ke/ke04/04CK/085.HTM。
②“邓小平在十二大上致开幕词”，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6年8月3日，http://cpc.people.com.cn/n1/ 2016/0803/c69113-28608294.html。
③“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2016年5月19日 第2 版。
④申建林，“对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反思—思维方式突破与研究内容回归”，爱思想网，2014年7月27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6582.html。
⑤杨光斌，“中国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光明日报》，2015年8月2日。
⑥朱云汉，“突破与超越：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爱思想网，2020年7月21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2201.html。
⑦释仁，“孟德斯鸠：三权分立才可长治久安”，香港01，2020年1月18日，https://www.hk01.com/%E5%93%B2%E5%AD%B8/66452/孟德斯鸠-三权分立才可长治久安。
⑧张曙光，“从‘天下’到‘天人’：兼论中国思想的基本问题”，《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1期，2017年11月29日，https://kknews.cc/culture/8xo2lx4.html。
⑨贝淡宁由迪，“中国的垂直民主尚贤制及其启示”，爱思想网，2020年7月23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2223.html。
⑩主笔室，“从政府效能看大陆干部选训”，旺报，2018年4月3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403000183-260310?chdtv。
⑪“习近平：矛盾处理是长治久安基础 老百姓满意国家才好”，香港电台网站，2020年3月31日，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517960-20200331.htm。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10月号，总第27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