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安全化与生物安全
安全化的理论指出，威胁的构成方式以及随着安全问题而形成的问题，如何改变政策应对方式，以及疫病等威胁改变国家对于安全的认定与作用。
实际上，“生物安全”并非专门指涉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政策与实践，及针对敌对者所攻击的军事防御策略。相反的，生物安全系指针对新的或新发现的病原性威胁，而订定的各种技术和政治介入举措，也就是“确保健康”的措施。
在2008年美国前总统欧巴马就任之际，白宫即将生物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优先事项。包括：第一，防止生物恐怖袭击：加强美国在海外的情报收集，在恐怖分子发动攻击前进行辨识并击溃恐怖分子；第二，建立缓解生物恐怖攻击后果的能力：藉由连结医疗保险系统、医院和公共卫生机构，确保决策者拥有管理疾病暴发所需的资讯和通讯工具；第三，严谨应对疾病的措施，减少遭受生物攻击的后果；第四，加快新药、疫苗的研究与生产能力；第五，领导国际合作，减少重大传染病流行的影响：促进国际合作与努力，开发在全球都可以买到和负担得起的新诊断方法、疫苗和药物。在组织方面，2015年欧巴马在国家安全会议当中设立一个常设委员会，协调整个政府疫情防备与应对措施。
法兰西斯·福山认为，建构国家体制意味着创设新的政府体制，并强化现有的体制。这牵涉到四个面向：组织、政治体制、合法化以及文化与结构因素。习近平于今年3月2日也提到，“要把生物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平时和战时结合、预防和应急结合、科研和救治防控结合，加强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科研攻关体系和能力建设”。
于是说，中国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当中，将更强调生物威胁的风险识别与预警系统，建立生物安全的事件调查与溯源能力，生物安全事件发生后的应变与回复能力，以及健全公卫基础建设与公众教育，并且生物安全更应为跨部门与多机构的整合事务，而非像过去计画经济体制下按照行业设立单独部门即可因应紧急事务。
四、安全化与新冠肺炎
“安全化”的作为并非直接说出“安全”的语汇，更在于话语的采用，也就是传达需要采取紧急行动的威胁。而一旦确认紧急威胁的存在，安全的专业人员便可以运用这些工具，这也是“安全化”成功的关键。也就是说，“安全化”源于政治决策者成功的言语举动，其所创造的动员结合专业人员的特定领域，也启动一系列政策作为的实践。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月28日说到，“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始终是第一位的，疫情防控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并需要建构“战‘疫’命运共同体”，强调“战疫必胜”，即已将新冠肺炎视为大陆严重的安全威胁。
在这之后，习近平在春节期间提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已处于“加快蔓延的严重形势”，强调党政各级领导干部，需要深入防疫控制第一线。在这情况下，大陆已将新冠肺炎视为安全威胁，并将其视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进行“乙类管理，甲类防控”。在面对此种疫病威胁下，强调以国家整体力量解决新冠肺炎问题。
当大陆对于疫病进行“安全化”的同时，已远不同于哥本哈根学派所说的“言语行为”，而包括官方与非正式的言语行为，以及结合人员调动与动员。首先，大陆许多省份宣布进入“战时状态”。武汉于1月23日宣布防疫全面进入“战时状态”，封闭交通并管制人员进出。2月12日湖北十堰市张湾区发布“战时管制令”，北京市疾控中心于2月13日发布战时状态令，包括北京与上海等直辖市进行小区(村)封闭式管理，广东省人大也紧急立法，授权“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广州、深圳)可以随时征用民间私人物资进行防疫。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也表示，要武汉以“战时状态”全力从源头防控，“实行24小时专人值班调度，快速解决病人就医、物资调度等问题”。而此处的“战时”并非严谨的法律用语，而是以军事语言表达公共事务的管理与危机处理过程。
其次，从中央到地方“一条鞭”式的管理体制。中国从中央到湖北的疫情防控体制，分别是以习近平为领导的中央政治局，以及以国务院李克强为组长的“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以及以湖北省委为主的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
第三，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每日公布最新疫情防控动态与相关政策。在非典疫情之后，大陆已建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要求各地医疗院所即时报告个别传染病资讯。外交部门多次召开外国驻华使馆(团)疫情防控通报会，让国际社会瞭解大陆疫情状况。第四，解放军派遣4千多名人员驰援武汉，负责兴建火神山与雷神山医院等，并从解放军各医疗单位调派1400名医护人员进驻。
此外，解放军也承担武汉市民生活物资配送供应任务，而且军事医学研究院也参与疫苗和抗体研制。所以，政府更为重视由疫情所延伸的安全问题，凸显政府严格管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项所能使用的工具、资产或改变治理模式。
在新冠肺炎爆发的同时，大陆也启动新一波疫情防控体制与国家公共卫生应变体系的建构。在医务人员方面，提高防疫医务人员的津贴，提高第一线医务人员薪资待遇，并与医务人员确认轮休制度与提供生活保障。在法规部分，除将订定《生物安全法》外，将修正《传染病防治法》与《野生动物保护法》，将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
在公共卫生体系部分，将继续培育全科医生与实施分级诊疗制度，并强化公共卫生的风险研判与协调合作机制，并利用大数据、云端运算与人工智慧等进行疫情追踪与研判。在医病保险与救助方面，将推动医疗机构先救治后收费原则，并改革医保异地即时结算制度，实施特定疾病医药费豁免制度等。
安全化的过程当中，涉及到资源调动与人力及物力的全方位动员。同时，提高民众的公共意识与改善国际形象，以及防止恐慌和社会不安，这也需要结合地方和全球公共卫生与更为广泛的疫病安全合作。这也回到“北京防疫模式”与“西方防疫模式”何者较能控制疫情的辩论。
未来对于全球健康的威胁将不仅来自于自然界的病毒，也可能来自于人为的病原体。随着科技的发展结合人类的恶意行为，而出现生物武器的威胁，实在需要进行早期疫病追踪，并促进通报体系透明的制度化。
一场新型疫情可能在大陆的社会与民间塑造公共意识与追求言论自由。民间社会所要求更多权利可能就此展开，而从大陆中央强调国家安全与生物安全的重要性来看，显见由上至下的治理模式仍是大陆因应危机的惯性作为。这场疫情终会过去，如何强化国家现有防疫与公共医疗卫生系统的机制、体制与法制，将是大陆未来的挑战。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4月号，总第26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