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2020大选与国民党未来走向评析 作者：黄宗昊（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台籍讲师，台湾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
如果贸然抛弃“九二共识”，并在两岸政策路线上向绿营一边倒，这才是国民党真正的悲剧。其实蓝绿之间的关键差别不多，主要就在于两岸路线，国民党如放弃了自家的神主牌，而选举技巧又比不上民进党，恐怕只能沦为永远的在野党，难逃被历史淘汰的命运。另方面，蓝绿的两岸路线虽有差异，但也有共识，最大的共识就是：和北京的立场存在更大的差距。但无论如何，北京的立场毕竟和蓝营近些，无论是从两利相权或两害相权的角度出发，北京都很难越过蓝营而直接跟绿营建立较佳的关系。
所以创造性模糊的“九二共识”和既有的两岸政策路线正是国民党的瑰宝，能发挥稳定两岸局势的重要作用，贸然改弦更张，只会未见其利、先见其弊。虽然台湾的年轻人可能有“天然独”的倾向，但只要国民党推出的人选和立场不走向深蓝的极端，仍有望争取到一定比例的年轻选票支持、扭转局势。
台湾2020年大选的结果在1月11日的晚间揭晓，有人额手称庆，有人扼腕叹息。大选虽然尘埃落定，但岛内政坛并未就此平静，特别是对败选的蓝营而言，仍然回荡着许多大问题有待探讨与分析：国民党在这场大选中是否注定失败？国民党是否必须修改两岸路线以吸引青年选票？国民党未来是否会一蹶不振，又将何去何从？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先有效把握事件发展的脉络，当厘清了从何处来，才能研判将往何处去。一个不应绕过且适合作为探讨起点的，就是2018年底的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
一、从九合一选举开始
在这场选举中，在高雄根基尚浅的韩国瑜代表国民党出征，竟然击败了选前普遍被看好的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光复”了已由绿营执政二十年的高雄，堪称是一场奇迹式的选举。韩国瑜之所以能获胜，绿营在选战中的大意和过度自信是一大关键，总觉得“民进党哪怕提名一颗西瓜都能当选”，最终果然被人民用选票惩罚，吞下了败选的苦果。
针对这场选战，有三点观察值得一提：首先，地方选举更为务实，就事论事，蓝绿的区别有时没这么重要。竞选一个市长职位，两岸路线与“亡国感”之类的议题很难操作，更多聚焦于地方事务，这既是地方选举的特性，也限缩了绿营煽动“恐中”情绪的空间。其次，这是一场凭藉网络宣传扭转胜败的选战。韩国瑜和国民党欠缺行政资源，只能以小博大，用网络宣传的方式打选战。但事实证明，只要人对了，议题也对了，尽管被认为是深绿的高雄，也非铁板一块，仍然有撬动的空间。最后，在“韩流”形成的初期更具有多元性，既不排斥年轻人，也未被年轻人排斥。不仅那支“高雄又老又穷”的影片就是年轻团队帮韩阵营打造的，而后的宣传和造势也顺利唤起年轻人返乡投票的风潮，才能一举超越绿营长期盘踞高雄所掌握的选票。
如果回到“九合一”选后、蓝营声势一片大好之际观察，实事求是地说，执政的蔡英文当局确实不受欢迎，否则绿营就不会败得如此之惨，输掉了大部分县市，甚至是高雄的地方政权。另方面，“韩流”初起之时相对清新、包容力强，和年轻人间并不互斥。有些论者以大选中年轻人几乎都把票投给了蔡英文来说明韩国瑜始终不受年轻人欢迎，这是由果推因，并不正确。国民党手中原本握了一手好牌，但优势的局面却在之后逐渐反转，这和党内初选的纷扰密不可分。
二、党内初选的纷扰
由于2018年底“九合一”选举大胜，国民党内有多位候选人对于挑战2020年大选跃跃欲试。其中，最有可能出线的人选是刚卸任的新北市长朱立伦和党主席吴敦义。自从2016年大选失利以来，朱2020年的大选，在之前的“九合一”选举中朱立伦也卖力辅选，广结善缘。许多国民党的地方实力人士，尤其是被外界戏称为“秃子、燕子、汉子”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台中市长卢秀燕和新北市长侯友宜基本上都有“挺朱”的默契。当时，韩国瑜虽然没有把“绝不参选”的话说死，听其言的同时又观其行，他确实没有朝向参选做准备。
反观党主席吴敦义，虽然能力不弱，但民间观感较差，关键的优势是掌握了国民党的党机器。所以第一阶段国民党提名人选的“朱吴之争”，重点就放在候选人的产生方式：吴敦义对自家的优势有自知之明，主张提名与否全部参考党员投票；朱立伦当然反对，针锋相对主张应全部依据民调高低。本来按照国民党党章的规定，是采三七开，三成依据党员投票，七成根据民意调查；如果按照既有规范，吴敦义并无优势，所以才会提出“全党员”的主张。但大选毕竟是面向全台，并非国民党的家务事，所以增加党员投票所占比重的主张难有说服力。吴敦义退而求其次，自己不选，反将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拉入了局中。国民党提名人选也从第一阶段的“朱吴之争”进入到第二阶段的“朱郭之争”。
郭台铭和多位国民党大佬交好，之所以入局可能来自这些大佬的力邀，未必和吴敦义直接相关；但吴敦义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就是藉由颁发荣誉状确认了郭台铭的党员身份，否则郭台铭根本不可能代表国民党参选。吴敦义何以出手帮忙？可能的考量是看中了郭台铭缺乏自身政坛班底的“政治素人”属性。一旦郭台铭挑战大位成功，手边可供分配的职务必多，吴敦义虽然自己没登上大位，但可藉机为自己和亲信谋到好出路，也是退而求其次的次佳选择。反观朱立伦阵营，班底完整，又和党内的地方实权人物交好，一旦当选，几乎就没有吴敦义的发挥空间了。所以在郭台铭参与党内初选的过程中，吴敦义之所以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有其理性计算的基础。
国民党的提名大战进入到第二阶段的“朱郭之争”，如果朱立伦按照先前的稳健布局持续运作，其实未必会输，甚至还赢面居大，只是相较于第一阶段对决吴敦义能轻松取胜，第二阶段势必得多费一番功夫，也未必十拿九稳。另方面，郭台铭虽然有较高的民间声望，也符合部分“精英蓝”的支持品味，但郭台铭如想挑战大位却有致命的弱点，就是他的财富与成功根本无法与中国大陆切割。在绿营擅长“恐中”、“抹红”的选战策略下，国民党如提名郭台铭参选，基本上就是以己之短和他人之长交锋，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很难有胜算。
就在“朱郭之争”陷入胶着之际，原本应该抬轿而非坐轿的韩国瑜却反客为主，加入到这场角逐之中。这也将国民党初选的局势，从第二阶段的“朱郭之争”推进到第三阶段的“韩郭之争”。原本位居舞台核心的朱立伦，就在这一波情势的变动下逐渐边缘化，最终被挤出了舞台，由韩国瑜取而代之。
韩国瑜何以甘冒大不韪而出马参选？归根到底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来是情势变动。虽然之前韩国瑜对支持朱立伦参选有默契，朱立伦也很可能给予了相应的政治交换与承诺，但初选的局势变化迅速，已从朱立伦十拿九稳的“朱吴之争”，演变为鹿死谁手尚未可知的“朱郭之争”。一旦朱立伦无法出线，之前的政治承诺都将成为无用的空头支票。与其如此，还不如化被动为主动，直接越俎代庖，出马挑战大位。
另方面，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源自韩国瑜的不自信，或者说对“韩流”的走向没有把握。平心而论，2018年底的“九合一”选举韩国瑜赢得很突然，支持他的“韩流”从何而来？为何会支持他？是否具有持续性？这些问题不仅媒体和学术圈很好奇，恐怕韩国瑜本人都没完全搞清楚。面对市长胜选、甚至有机会挑战大位的情势，保守但稳健的策略会建议他“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如果好好经营高雄的地盘，假以时日，纵使“韩流”消散，他也可以凭藉从政经历与人脉成为蓝营的“南霸天”；届时进可攻、退可守，就算出马角逐大位也会事半功倍。与此同时，高风险却高报酬的策略则会不断提醒他：“人气可用”。既然“韩流”的走向不易把握，不如趁现在一鼓作气、出马角逐大位。否则“过了这村，就没了这店”，就算未来厚筑地方实力，也可能终身和大位无缘了。
这两种看法没有绝对的对错，也许韩国瑜心中也天人交战、难以抉择了好一段时间。他身边可能也有人觉得“九合一”选举赢得太容易，存有一种侥幸的心理，或是为了个人的政治前途，不断拱着他向前走。于是韩国瑜跳了出来，一跃成为国民党初选第三阶段“韩郭之争”的主角，并最终在民调中击败郭台铭，取得代表国民党参选的资格。虽然韩国瑜获得提名，但在长达半年的党内初选纷扰中，政治人物的权谋和嘴脸对国民党乃至韩国瑜的形象打击甚大；与此同时，早期宽广的“韩流”也不断朝向定型化的“韩粉”转变，进而激化了世代矛盾，让年轻人的选票和韩国瑜阵营分道扬镳，导致韩国瑜败选。
三、从提名到投票
韩国瑜在2019年的7月底正式获得国民党提名投入大选。许多论者认为他最终败选的原因是香港情势的发酵，让蔡英文当局“捡到枪”，大肆行销“芒果乾”（亡国感）所导致。但这其实更多的是结果、是表象，而非真正的原因。值得指出的因素可分为三方面，包括：“落跑市长”的形象阴影、庶民人设是双刃利剑，以及世代矛盾的激化与反噬等。这些因素不但单独作用，还会彼此强化，最终让韩国瑜的选情滑落失败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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