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与台湾选民的变化
台湾新一代“中间选民”的偏好是多元的，各大偶像的死忠群体或许也可因而细分，但其基本偏好和取向却存在高度理性务实的共性和新特点，这集中表现在经济议题对选举的主导与民进党“统独牌”和美国等外部因素干预的失能。选民更多将地方选举视为改善生存状态的手段，而未必是政治上划线表态的舞台。因此，选民很难会被只懂得高举“神主牌”要求基本盘归队的候选人所打动，而更倾向于能务实处理两岸关系，平和包容政治与族群分歧，同时在经济或公共事务上有能力、潜力，并且个人形象不令人望而生厌，甚至更加有趣和有料的候选人。但选民并不期望一劳永逸解决问题，而是愿意给新候选人试错机会，如果4年后不满意则不介意再次换人重练。高雄选战中，韩国瑜在政策辩论处于下风但仍能大幅胜选，某种程度上是基于理性选民上述“非理性”投票意向，选民心态愈发“不严肃”，更强调表达权而非为选择负责，造成了选举高参与度背后出现仪式化和娱乐化的侧面，也为CrazyFriday、学姐、馆长、蔡阿嘎等一批“政治网红”提供了土壤。
但值得注意的是，理性选民、“经济选民”的爆发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民生因素完全压倒意识形态成为台湾选举的第一性和唯一面向，中间选民失去了统“独”立场。某种程度上，韩国瑜的口号能获得如此高的认同，背后反应的是选民这样一种潜意识：即统“独”重要但难解，“台湾人”认同重要但代价不能是无限的，在理性和感性的拉扯没有结果的时候，就只能用“维持现状”框住，某种程度上鸵鸟而务实地谈经济面向，并且将两岸关系约等于两岸经贸文化交流。一个证据是，通过此次选举和“东奥正名公投”的实证研究显示，选民的政党倾向和统“独”、价值议题仍有高度相关性，并且有潜力在2020年选举中爆发。另一方面，韩的胜选的确如其所言，代表了正向选举在高雄的胜利和台湾选举制度的不断成熟。民进党不是没有“奥步”，但在全世界的瞩目下，最终没有“让子弹飞”或者录音带这样公然挑战选举秩序和制度良俗的滥招。而这种成熟的另一面是，随着选举、“公投”的周期性举行，或许选民热情会降低，但对“国族”和制度的认同会不断被强化，并将其内化为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在“韩流”中被父母带到凤山等待开票的“00后”们，在未来若干年也必然会认为这样的政治生活是其应然的常态，培养出更为浓厚的“我族观念”。
不过，这一现象还要在2020年“大选”来持续验证。经过多年选举的锤炼，选民的经济理性和政治理性同步提升，他们懂得在不同的平台上做出不同侧重的表态来最大化收益，也懂得必要的时候隐藏其属性偏好，避免自己在社群中被孤立、异化。这在2016年特朗普民调不佳却突然胜选，以及2018年韩国瑜在长期不被看好的情况下逆势翻转的案例中都有体现。因此，韩让“九二共识”成为了高雄的热搜词，更多体现的是岛内选民对谋求两岸和平发展红利的“工具理性”。这并不能必然推导出“九二共识”就此成为高雄或全台民众的长期共识，或就此判断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完成转移，两岸关系的政治阻碍正在减弱。
四、“韩流”会昙花一现吗？
正是由于韩国瑜跳脱传统政治窠臼，擅投变化球，既让绿营无所适从，也让舆论对其冲多错多的失言有高度宽容。这种光环只有柯文哲曾享有，柯也证明，空气票可以实体化成为政治力。但韩以及其他非传统政治人物能否突破局限，应对复杂考验和时代变迁，成为下一个“台湾最大尾”，变数仍多。
首先，展现解决结构性问题之能，建构统括政经的政策体系和有效执政。岛内所有问题的根源是两岸关系和台湾被全球化边缘化，政治人物最终都绕不过这个终极命题，这是“韩流”的起源，也是所有传统、非传统政治人物的终极考验。韩国瑜对高雄“又老又穷”的抽象与勾勒足够简洁有力，其多少有些天马行空的政见在选举期也达到了制造争议、博人眼球的效果，其“救高雄”的基本思路是“开门揖客，多路并行”。但从逻辑上看，“韩国瑜经济学”的简明直接，就必然难脱“头痛医头”、“蒙古大夫乱开方”之议。绿营人士向来将高雄没落的结构性原因归结为大陆崛起后，台湾产业出走、制造业下滑而导致出货量降低，以及两岸三通后高雄港被边缘化。以韩所着墨的“北漂”为例，其实质是台湾进入快速工业化、都市化阶段后，前后长达30余年的全台性的人口成长分布长期不均以及负增长。历史经验也显示，“大城市吸血”的故事是全球化时代的常态，而台湾又迭加了南北、政党和族群割裂，政党轮替也很难挽救南台湾的“边陲化”。韩在选前发下宏愿，要让高雄目前不到300万人口增长到约500万，成为超级大都市，却因只有愿景而无清晰路径遭对手在诘辩时猛攻。毕竟，全台2350万人口中，大台北都会区瓜分了700多万人；而去年出生19万人，是1980年代高峰的不到一半，出生率逼近日本。如何破解这样的结构性问题，是韩能否从江湖草莽中画大饼、打江山的“流寇”，蜕变为能稳居庙堂之上的“坐寇”的根本。
韩国瑜胜选后的戒慎戒惧，显然是明白相比选举时的情绪宣泄和两军对垒，执政后要直面的现实考验和实践检验才是真正的挑战。韩得票最终突破2008年马英九82.2万的记录，比4年前国民党的杨秋兴多了40万，更横扫高雄38区的28区，包括三民、小港这样的指标区和深绿区，可见投韩者除了“北漂”，还有重拾希望的蓝营选民，萌生求变意识的农工阶层，讨厌民进党的中间选民乃至惩罚菊、蔡的绿营“赌烂票”。韩国瑜要想行稳致远，就必须对“韩粉”的构成和诉求有更精准的测评，而今日将希望投给韩的90万人，未来必以更严苛的标准去检视韩的作为。
其次，需要能适应并引导快速民意变动的价值观念。虽然韩国瑜在高雄因地制宜地模糊其深蓝背景，但不同的语境和时期选民关注点不同，韩无法用一套战法打到底。韩已在圈内外摸爬滚打数十年而非白纸，其理念行事斑斑可考，到了更高的竞争平台，政治光谱和意识形态的挑战更无法回避，不可能永远做“非传统国民党人”，也无法像某些“第三势力”人物一样，做面目模糊的摇摆人、“中间人”。虽然“韩流”带动了经济选民的“觉醒”，但事实上价值对立的激化是此次选举的一个深层动力。只是这种斗争从往年的统“独”、威权、族群转化为披着“经济民生社会”议题外衣的同婚、核电、空污和“东奥正名”等议题上。由于民进党选战中顽守“挺同”、“反核”等神主牌，让位于岛内政治和价值光谱极端的中、南部深绿保守选民因对“同婚家庭”和空气污染的恐惧而转投蓝营候选人。这也是支持“民法”婚姻一男一女的韩国瑜获得南部宗教界、农工群体好感的原因之一。不过，这种变动也反应出，在蓝绿二元结构逐渐裂解、思想言论去中心化时代，岛内选民的价值观念分化程度出现多议题、多层次态势，且民意风向变化极快。这意味着：选民支持将更多根据议题类型，而非传统的宏观意识形态和政党、族群身份，出现更为碎片、交叉的民意效忠；与此同时，选民偏好随波逐流，政治人物若自恃家底，稍有迟疑保守即可能被抛在脑后。“网红政治”沦为政治快消商品，则难保韩国瑜不会成为下一个陈其迈。韩在市政府小内阁上的任命争议快速伤及其声望，说明了目前韩所承载的选举认同是基于价值和利益期望，因而是刻薄且多变的。韩也自知“没有蜜月期”，历史证明，对于如何厘清“做对的事”和“正确地做事”，选民看法多元；对于不能够快速兑现预期的候选人，选民更是没有足够耐心。值得韩思考的是，4年来，柯文哲能在施政争议和蓝绿夹杀中涉险过关、持盈保泰，目前仍稳居全台民意信任度和2020呼声最高人选之列，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其与“柯粉”形成的是价值而非利益的“契约”，换言之，只要柯能维持“推倒蓝绿”的想像和“反传统”的价值姿态，就足以维持“柯粉”的信心。然而，“韩粉”的构成更为复杂，其诉求也更为直接、务实，韩“发大财”理念这个更高、更明确的预期，在激情过后兑现的难度，恐怕要高于柯。
更进一步，虽然韩国瑜对“九二共识”做出明确支持表态，但“0分政治，百分经济”的“务实理性”，客观上是弱化这一共识的政治内涵而将其作为某种“经济策略”。韩选后讲出“台湾不要轻易答应大陆、美国求婚”，在江启臣等人急切地对美表态“国民党从来都是亲美”的呼应下，不由得让两岸舆论高度关注选后国民党强势崛起的“本土派”、“中生代”在两岸关系上的真实动向。对于大陆而言，经历过马英九时期的“和平发展”和民进党上台来两年的“冷对抗”之后，势必会对两岸交流与两岸关系的辩证关系有更深邃和动态的思考。蓝营胜选人密集打出的两岸交流和经贸牌，在大陆网络民意中也引发了正反两派的舆论。毕竟，如果中国国民党以“理性人”假设为前提来处理两岸关系，即是对其政党价值本身的考验，也必然引发“势倾则绝，利穷则散”的疑虑。两岸关系显然不是建构在大陆“让利输血”来满足岛内政客“发大财、拼经济”宏愿的线性逻辑上的。在这方面，首代“政治素人”柯文哲的得失值得韩评估。任何以全台、两岸为视野的政治人物，势必都要在两岸关系上有更多务实、稳定的创见，模糊和摇摆只能是对其本人核心价值与政治信用的磔伤。
同时，需智慧处理与党内权力格局和政治生态关系。韩国瑜在国民党宫闱中长期是“边缘人”，多年来远离这一“酱缸”，但在韩如今众星捧月般地回归主流且“如日中天”之后，如何进行自我身份、价值和愿景定位，并且如何基于此处理与党内同志和相似理念政治人物的关系，是决定“韩流”持续力和上限的重要因素。
一是须稳健处理世代交替问题。韩国瑜人气爆棚之际，被不少人拱为国民党新“太阳”、未来共主。有舆论指出，在“党国大佬”、“地方大佬”和“学者儒帅”分别被贴上“权贵”、“黑金”、“无能”标签，蓝营旧领导核心弱化后，韩国瑜、侯友宜、卢秀燕、江启臣等“本土”、非传统、高人气的战将在乱世中应运而生，构成新一代明星梯队，同时也承担了革新国民党路线和文化的期待。但在吴、马、朱“老三公”不会轻易退位的情况下，权力新一极的崛起难免引发蝴蝶效应，世代交替不会一蹴而就。韩国瑜在进行时或未来时的世代交替中是否、能否和应否去扮演领头羊的角色，都需要精准拿捏。
二是谨慎评估是否投入2020。选前，舆论拱韩国瑜联合柯文哲参选2020，更多是基于其“惜败”的预期。如今韩“意外”胜选，情势变化，反而让韩没有了孤注一掷的必要。一方面，高雄市民选择韩国瑜做市长，显然不会乐见其在中途而废地投入2020年选举，更何况“韩流”热度能否延续到2年后、能否拓展为全台性也存在很大变数。另一方面，由于蔡英文的颓势，以胜利者自居的国民党的出线权之争开始摆上台面。曾在选战关键阶段闹出“失言危机”、被质疑是要“弃韩保丁”的吴敦义，选后又以“知人善任”居功，且手握党机器和规则制定权优势，对2020的提名资格似是志在必得，甚至已规划5月提名，使其能以“提名人”身份参加“国共论坛”。而朱立伦则有侯友宜、卢秀燕、徐臻蔚等多名“泛朱系”人马当选，且有高民调支持度加成，是比吴更受多数选民接受的人选。如果再加上不甘寂寞的马英九等老人，韩是否投身2020，是对其个人、政党和整个台湾政局都会产生复杂影响的决策。
不过，在处理党内关系方面，韩国瑜选前已有过极为明快、精准的操作。即在吴敦义“辱菊”失言第一时间，罕有地以参选人身份点名批吴，用成功的危机处理尽可能地与国民党的负面影响切割，也引发卢秀燕等多名参选人效仿。而在此前，韩在“与柯文哲的人情和与党内同志的义理”中，选择没有北上参加“六都合体挺丁”，而是与侯友宜等人结成从台湾头到台湾尾的“正义觉醒”连线。一方面，这显示“韩流”加速催动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迁，诸侯指挥中央和凭藉战功上位正在成为现实。另一方面，这也能看出韩本人的世情练达和价值观念。正如韩妻子李佳芬所言，他们相信选举是一时的，而人际关系是长期的。政治家往往是好的演员，但一个人的情怀胸襟却无法长期伪装。韩在政治大学求学之际，就有念旧重情义之名，其毕业论文序言写道：“学艺已成，甫将下山步入潇洒江湖，回首前尘纵然苦多于乐，可是我已走过，我已征服。眺首前程，虽然扑朔迷茫，但天下即我心，侠义藏胸襟，杀恶便是善，剑出鬼神惊，归德公子，又何惧之有？”如果韩能继续保有这份可贵的初心，在加上其政坛浮沉所凝练的智慧、洞察和勇毅，则“韩流”未必会陷入“出道即巅峰”的悲剧，舆论也可期待新的政治势力等为台湾政治注入活力和正能量。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9年1月号，总第25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