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蝴蝶效应”较多来自外部，那么“灰犀牛效应”则在台湾内部就有。蔡英文们知道，利用这种效应对选情也大有好处。本来，台湾最大的“灰犀牛”是经济社会问题丛生，是蔡英文的执政败绩，是两岸大环境的恶化。假使蔡英文仅仅凭藉自己的执政优势、连任惯性，选前开出教育、医疗、养老等支票，加上攻讦对手“亲中卖台”这种惯用的抹红战术，在她自己“最大灰犀牛”劣势面前，并不能保证她顺利当选。但长期流行的民粹政治和作为岛内主要矛盾的“统独”矛盾，也是另一只“灰犀牛”。自2014年太阳花学运以来，岛内政治生态“绿大蓝小”，认同层面的“台湾主体意识”滥觞，这些一直都是显在的事实，形成了某种“反中抗中”的小气候，给这头“灰犀牛”发作提供了适宜的土壤。特别是台青的认同已经发生嬗变，其在意识形态煽情下的政治选择、包括选举动作都一直成为大概率事件，“天然独”只是一个表面说法。由于蔡英文和民进党擅长于进行“台独”理念和民粹主义的操弄，将蓝绿对决与“统独”矛盾密封打包是其拿手好戏，所以，蔡英文会毫不犹豫地锁定选举主轴是打“主权牌”，基本手法是激化蓝绿对决，让绿营支持者相信自己是“捍卫主权”、“抗中保台”的不二人选；这样就足以使“绿大蓝小”政治结构和岛内认同结构发酵出作用，启动另一头“灰犀牛”，使其奔跑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蝴蝶效应”和“灰犀牛效应”能够在蔡英文选情上发生催化效果，也在于以下三点：一是在互联网时代和新媒体时代，青年人都更多置身于网络社会、而非现实社会。⑨在新技术条件下更容易催生类似于“皮下注射”的效果，从而更能直接受到“蝴蝶效应”与“灰犀牛效应”的影响，在特定条件下甚至催出倍增效果。二是青年群体中存在着一种其他年龄段少有的“同侪效应”，大多数青年人有从众心理。这种“同侪效应”和从众心理容易加剧“蝴蝶效应”，从而形成青年群体中较为稳固的同温层。“蝴蝶效应”较多地体现在青年族群一边倒、外部因素刺激这样两个方面。三是需要有制造话题、设置议程的能力，甚至不排除有伦理越线诉诸造谣等不端行为。民进党、蔡英文本就擅长于制造话题、引导议题、谎言叙事。在蔡韩对决中，蔡在锁定“主权”选举主轴后，即以“芒果乾”口号、“辣台妹”角色外加小清新形象，加之绿媒扭曲事实重构事实的操作，建构起了同温层话题的逻辑链条，客观上起了助选情、吸选票的作用。蔡英文民进党心里明白，制造或利用“蝴蝶效应”，更能摆脱奥步的坏形象，成本更低而效果却更好，更能借力使劲。
这场选举给人印象较深的是，“蝴蝶效应”、“灰犀牛效应”在影响、诱导民意方面还是有一些显着效果的，如何利用对选举期间的民意塑造至关重要。应该看到，对这次选举有较大影响和产生明显效果的是“蝴蝶效应”、“灰犀牛效应”，不是“钟摆效应”和“骨牌效应”，也没有发生“黑天鹅效应”。有人在这次选后还用“钟摆效应”形容、分析选举结果，是很不准确的。在研究方法上，这仍然局限于传统分析框架与方法，“钟摆效应”、“黑天鹅效应”等属于线性思维，而“蝴蝶效应”、“灰犀牛效应”则需要研究者以立体思维、复合思维、联动思维为主，分析框架肯定带有后现代的特征。料想今后，用话题能力加新技术工具培育形成同温层，将在各种类型的选举中发挥更大作用，成为新型选举战术。这就取决于话题设置能力和技术支撑，是思想与技术的即时性结合。
五、“韩流”表明岛内社会存在着政治对冲现象
尽管选举结果反映了“绿大蓝小、绿长蓝消”的结构特征和政局走势，但还需要注意到的是，本次选举中确实有“韩流”的存在，毕竟韩国瑜在蓝营整合并未发生最终效果的情况下依然获得了552万票，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成绩，因为它代表了另一股政治势力和另一种社会现实。
选举后期冲刺阶段，韩国瑜造势的那些场子可以说是人多势众，用发生革命、盛大节日来形容也并不过分，一时间媒体使用最多的字眼是“挤爆”和“外溢”，确实有一种“挤爆—外溢”的现场效应，这一度让某些人坚定预判韩国瑜可能取胜。不难发现，从选举声势和场面看，确实是蔡的民调高、韩的场子热。这种看似很矛盾、很诡异的现象，实际上意味着在台湾政治中发生着一种“对冲效应”，在政治地层深处积聚着一股对冲的力量。从选举布局来说，有先前的“三角督”，后来有个韩蔡宋“小三角”；但“韩流”的再现，呈现出的是一幅各自能顶半边天、看似五五波的图景，谁都明白最终选举冲刺还是韩蔡的两极对决。韩蔡对决的实质含义就是岛内政治中的对冲效应已经台面化了，代表着依靠蓝绿对决还是依靠庶民革命两种政治路线，以及意识形态挂帅与经济民生挂帅的两条选举路线。从一开始，这种对冲就预示着这将是一场与以往历次选举分量不同、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选举，因为其前景将会出现令人奇怪的两个矛盾着的情况，即：若蔡胜选必是蓝绿对决的结果，蔡英文的竞选策略就明显表明她完全依赖并充分利用了这一点。若是韩胜选必是庶民运动的胜利，是反蔡联盟的胜利，是“韩流”的胜利；这同时意味着不是韩在蓝绿对决中获胜，当然也不单纯是国民党和蓝营的获胜。反蔡联盟、庶民运动超越蓝绿政治，是对蔡英文民进党各种不满的集中、集聚和强力反弹，是民怨的总体爆发。选前，在韩国瑜阵营有个词很流行，叫“翻转”。韩本来是具备这种翻转的条件，如果翻转成功将是结构性翻转；韩最终也确实激发出了蓝营与“韩粉”的552万票，在蓝营动员力方面可以说达到极限（其他蓝营政治人物很难做到这一点）。因此，韩国瑜竞选团队喊得最响的口号是“下架蔡英文”、“翻转台湾”。他发动了很有声势的庶民运动，把厌恶和反对蔡英文和民进党的人都发动、团结起来。但经过激烈较量和大型造势，这种翻转没有成功，它聚集了足够的人气，却没能赢得够数的选票。然而，无论如何，“韩流”蕴藏着的政治对冲因素、以及这种对冲中浮现的社会矛盾仍然是存在的，对今后政局走向仍然有影响。
这主要在于：第一，从2018年“九合一”选举到这次“二合一”选举，“韩流”的两次出现绝非偶然。从这次韩国瑜的场子看，“韩流”掀起的对冲程度也并不低，选举态势已非五五波，但又看似五五波。几场大规模造势活动对蔡英文选情产生了实质威胁，使民进党继续执政之路遇到劲敌。“韩流”之所以能掀起政治对冲的巨大漩涡，在相当意义上，是韩国瑜阵营确实利用了一直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韩流”所产生的对冲效应，反映了岛内社会普遍存在（不是个别存在）的矛盾、裂痕、伤痛是真实的，如阶级、世代、地域、南北、族群、政党、蓝绿、认同等，还有庶民与精英、经济与政治、两岸关系等方面的问题。这些多方面的矛盾错综复杂、交叉互动、迭加博弈，使台湾社会处在问题丛生、前途茫然的状态。每一次选举都是矛盾集中爆发与直接对撞的过程，都会经历一次社会撕裂的巨大阵痛。韩国瑜以所谓“劳苦大众”、“庶民阶层”代言人自居，一句“台湾安全，人民有钱”也吸引了众多民众；这向台湾社会强烈暗示，“韩流”并不是韩国瑜个人的运动，而是一场社会运动。反蔡联盟、庶民运动是突破蓝绿界限的，是各种民怨、不满的大集合，它显示出的一定气势，有反映人心向背的一面，有反映人心思变的一面。当然，“韩流”的对冲没能导致蔡英文落选，在对冲力度上也没能最终冲破蓝绿政治结构，但它仍然是一种政治存在、政治现实，也是另一种政治结构。今后，它可能遇到的问题是缺乏号召人物、缺乏组织条件（是否还有号召人物、组织条件），还有能否与其他社会势力结合，如搭建蓝白组合。
第二，“韩流”恰恰反映了台湾政治中确实存在政治泛化的背景。显然，政治泛化是“韩流”兴起的重要社会条件，泛化力量对蓝绿政治的突破与超越给“韩流”提供了得以发展成势的历史机会。韩国瑜没能最终取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较明显的是缺少经济蓝知识蓝精英蓝的稳定支持，未能获得年轻选民的认同，国民党整体的不团结（包括党内初选开局不利），以及赵少康喊话的弃保效应并未发生（来得太晚，都是快闪，也不可能发生）等等。但是，“韩流”本身是跨蓝绿的，除了蓝营支持者外，“韩粉”中很多是中下层民众，也就是庶民。韩在趋于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中能够得到中老年群体的力挺，也是难得的。甚至可以说，韩国瑜除了在国民党和蓝营基本盘获得支持外，肯定在泛化力量范围内赢得了支持者。反蔡联盟是突破蓝绿界限的，是各种民怨、不满的大集合，虽有临时性质，但还是可能在各类选举和日常政治运作中起作用的。这就说明，今后“韩流”（如果还有）仅仅依靠国民党的支持或蓝营的支持是不够的，它需要在泛化的群体中找到更多支持者，在政治泛化中的其他政治力量或政治人物那里找到盟友。
第三，这自然提示人们，蔡英文胜选赢得了好看的面子，却并未解决台湾社会面临的各种矛盾，并没有化解民间的疾苦和怨气，甚至很多问题见不到解决前景。长期孕育在台湾社会内里的阶级、世代、地域、政党、族群等诸多矛盾，近年来不断发酵激化，是台湾社会真正的“灰犀牛”，在蔡英文连任后仍可预期无法一一解决。蔡高唱的“主权”、“安全”、“价值观”，容易在选举时发挥吸票作用，但不能当饭吃，大多数人还是得回到现实生活中来，还是要解决实际问题。台湾报纸在选后即发表评论说，“天然独”终将在“闷经济”的苦果中觉醒。⑩需要注意的是，前面所提到的诸多社会矛盾，若有哪个矛盾激化并进一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就会激起久已存在的政治对冲效应，从而影响到台湾政局的走向。
结语
本文意在强调，台湾政治并不是铁板一块，要全面辩证地看，不能孤立片面地看。“绿大蓝小”的结构、政治极化与政治泛化的并存、“韩流”（或“X流”）引领的政治对冲效应，都是显着存在的事实，也已成为台湾政治的几大主要特征。在这次选举中，它们表现尤为突出、集中呈现，但其演化发展并不仅仅限于此；也就是说，今后这些仍然是台湾政治中要继续延伸的主要脉络，它们既分别存在又相互联系、既交错发展又复合博弈，这将使台湾政治呈现出波浪式发展的全景。与此同时，并不排除伴随着新的“蝴蝶效应”和“灰犀牛效应”适时显现。就此而言，并不要以为一次选举结果就框定了今后的政局走向，不仅要看到蔡英文狂胜的一面，也要看到政治泛化已经撕开了蓝绿极化的口子，还要看到与其如影随形的政治对冲效应。在选后回归经济面、民生面、公共生活后，社会矛盾如何发酵，政治泛化就可能如何跟进扩张，政治对冲效应就可能再掀狂澜。在此情形下，蓝绿政治版图的挪移，极化与泛化的复杂较量，经济与政治来回拉扯，民意流变的续章，都值得继续观察。特别是，遇到新的激励性和扩张性条件时，政治泛化与政治对冲效应更可能迭加骤现，因为其背后都隐藏着一种政治与社会结构，而不是偶见的现象。
正所谓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今后台湾政治的关键看处，是在诸多相互纠缠的因素下能否出现最勇逆行者和最强翻转者。
注释：
①这次选举中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是，各类民调、地下赌盘、网络声量、造势场子等指标彼此间十分矛盾，透露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信息；对地方派系、宗教团体等因素的估计也比2018年底“九合一”选举更复杂，如王金平和他背后的地方派系到底支持谁；而有宗教背景的妙天（国政联盟）在韩蔡之间的态度游移变化也颇令人惊诧。
②相关分析文章、专题采访在中评网发表最多也最集中，可参见中评网2020年1月11日以来的相关分析。
③见新华社2020年1月12日根据台湾报纸的综合报导。
④在分析美国国内政治时，不少学者都用“政治极化”形容其特征，包括对特朗普能够当选总统的政治结构和选民结构进行分析。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何晓跃：《美国政治极化的层次界定与生成逻辑》，《国际展望》2014年第1期；李海默：《对美国政治极化现象的一种新看法》，澎湃新闻2018年12月30日；在这方面较为权威的著述可见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弗里纳(MorrisP.Fiorina)在2017年出版的著作《不稳定的多数派》一书，系统解析了美国政治极化现象及意义，在美国政界、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见MorrisP.Fiorina:UnstableMajorities，HooverInstitutionPress，2018.
⑤“蝴蝶效应”原本属于气象学范畴，是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EdwardN.Lorenz）最早提出的概念。1963年他在一篇提交纽约科学院的论文中分析了这个效应。后此概念广泛用于解释经济、社会、语言等领域的相关现象。
⑥（美）蜜雪儿·渥克着：《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22页、第48页。渥克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警示人们，为什么一些大概率、影响大的事件却常常被无视，而导致严重后果？她试图告诉人们注意和防范那些明显的、大概率的危机事件，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经济危机，自然灾害等。它要揭示的是：危机正向我们走来，但我们什么都没做；同时它又让我们明白：我们有能力解决危机。
⑦渥克详细描述并分析了灰犀牛经历五个阶段：否认、混日子（得过且过，拖延症）、判断（但犹豫不决，相互指责，推诿责任）、惊恐、行动或崩溃。见《灰犀牛》，第31-36页。
⑧2019年11月中旬，黄光国教授来北京大学参加第五届中华文化论坛前见面讨论时所说的观点。
⑨这次选举的一个特点是，青年世代似乎对造势的场子兴趣不大，他们的投票取向也不受场子冷热的影响，倒是受网络、新媒体、自媒体及网红的影响。
⑩庞建国：“‘天然独’真不在乎‘闷经济’吗?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中时电子报2020年1月13日。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3月号，总第26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