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进党：“推翻+接受”的无奈
在1987年“解严”之前，民进党的主要政治诉求是民主，其重点反对的是国民党政权的威权统治，而非“中华民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民进党的政治诉求开始发生变化，由“民主诉求”转向“主权诉求”（即追求“独立建国”）。至此，民进党对“中华民国”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主张推翻“中华民国”，以建立“台湾共和国”。以1991年10月民进党“全代会”通过“台独党纲”为标志，民进党开始诉求“独立建国”，②其具体路径就是要将台湾从“中华民国”分裂出去，这自然就决定了民进党不会承认“中华民国”。“台独党纲”内含的激进“台独”主张，增加了台湾选民的顾虑，影响了民进党的支持率，导致民进党在接下来的多次选举中屡屡失败，无法有新的突破。在这种情况下，民进党不得不向现实妥协，以施明德、许信良等为首的民进党中央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于1999年出台了“台湾前途决议文”，正式承认台湾现行政治体制即“中华民国”，使得民进党完成了一次由推翻“中华民国”到接受“中华民国”的转型。根据该决议文，“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目前国号为中华民国”。这一表述表明，“中华民国”只是“目前国号”，最终目标仍是“台湾共和国”。可以说，民进党接受“中华民国”是迫于政党选举的无奈，故其总是回避“中华民国”，经常以“台湾”偷换“中华民国”的概念，实施“去中华民国”的变相“台独”政策。③2007年，在“台独”激进派党主席游锡堃的主导下，民进党通过了“正常国家决议文”，该决议文的主要诉求是“正名”、“制宪”，落实“法理台独”。所谓“正名”、“制宪”就是废除“中华民国宪法”，重新制定“台湾共和国宪法”，并将“国号”由“中华民国”修改为“台湾共和国”。此决议文为三个“台独”文件中最极端的一个，但随着陈水扁主政时期的结束，该决议文基本上失去了政治市场。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民进党政治立场和态度经历了由“反对威权”到“反对中华民国”的转变，这一变化的动因是其政治诉求发生了变化，即由当初的“民主诉求”转向了后来的“主权诉求”。未来民进党对“中华民国”的态度是否会由“暂时接受”走向“永久接受”，尚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但就目前岛内的政治生态来预测，这种可能性较大。但是，即便将来民进党接受“中华民国”，其主张的疆界范围也仅及台澎金马地区。总而言之，对于民进党而言，“中华民国”只具有工具性、手段性意义，而不具有目的性意义，其旨在“借壳上市”，即借“中华民国”之名，达到台湾“事实独立”之实。所以，民进党对“中华民国”持有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为追求“台湾共和国”而不承认“中华民国”，另一方面又借“中华民国”之名达到“事实台独”之目的。
通过上述（一）至（三）的分析，不难发现，两岸三方对“中华民国”的口头宣示与实际作法间均存在自我矛盾或冲突之处，三方均按照政治化、工具性的手法来对待和处理“中华民国”问题。
五、两岸须共同面对所谓的“中华民国”问题
（一）大陆如何面对所谓的“中华民国”问题？
目前大陆对于“中华民国”的态度多少带有“回避”意味，但大陆的回避并非意味着大陆方面不敢或无法面对“中华民国”问题，而是因为大陆在“内心深处”坚持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倘若大陆方面直接否定“中华民国”，则有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气氛。故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局着眼，对“中华民国”问题采取模糊回避的做法。有些人士将大陆方面的“回避”态度解读为大陆在“中华民国”问题上“有所松动”，甚至误认为大陆方面有承认“中华民国”的意向，这纯属错误解读。
1、大陆不可能承认“中华民国”
大陆方面认为，中华民国已于1949年被推翻，已无所谓“中华民国”问题。大陆现在面对的是台湾当局，而不是所谓的“中华民国”。在两岸统一之前，大陆方面无法从正面来回应“中华民国”问题，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承认“中华民国”会破坏“一中”原则。在台湾社会，“中华民国”具有以下三种意涵：一是“一中”论述中的“中华民国”，强调“中华民国”是“大中国”意义上的中国，坚持“中华民国”政权的唯一“法统”地位，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合法性；二是“独台”论述中的“中华民国”，通过对主权与治权的区分及对应使用，来强调“一个中国”屋顶下存在“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互不隶属的对等政治实体，含蓄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合法性；三是“台独”论述中的“中华民国”，虽接受“中华民国”为“国号”，但将其疆界范围限定于台澎金马地区，通过“中华民国”借壳上市，达到事实“台湾独立”之目的。在上述三种意涵中，意涵二、三会直接破坏“一中”原则；意涵一虽是“一中”论述，但也会间接破坏“一中”原则，这是因为：在“一中”框架下，倘若大陆承认“中华民国”就等于否定自身的合法性；倘若在坚持自身合法性的同时，再承认“中华民国”，就会导致“一国两府”或“两个中国”。
第二，“一个中国”在台湾不被广泛认同的压力。众所周知，目前“一个中国”认同在台湾日益淡化，台湾主体意识日益增强，“中华民国共识”日渐成为台湾社会的最大共识。在这种情势下，倘若大陆一旦承认“中华民国”，台湾当局是否会利用被承认的“地位”去从事“台独”活动？这是大陆方面的忧虑和担心。如何防范这一情况发生，是大陆的首要关切。也就是说，台湾社会的主体性意识越强，大陆承认“中华民国”的可能性就越小。在此情况下，大陆必将“中华民国”问题界定为政治问题，采取“政治问题政治解决”的策略与思路，而不会将其作为纯粹的法律问题来处理。
第三，来自大陆民意的压力。在大陆的一贯政治宣传中，“中华民国”已于1949年被推翻。倘若承认“中华民国”仍存在，该如何向大陆民众交代和解释？另外，两岸在面积、人口、经济总量、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的对比如此悬殊，大陆民众很难接受所谓的两岸“对等”。尽管大陆没有实行西式民主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大陆没有民意表达的渠道，尤其在目前这样一个互联网时代。倘若大陆方面承认“中华民国”，必定会导致强烈的民意反弹，届时大陆政府将承担巨大的民意压力。
第四，来自有关公权力部门的压力。自1949年以来，大陆方面之所以能将台湾当局牢牢地控制在“一个中国”框架内，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这是大陆有关公权力部门（譬如军事、外交、涉台等）长期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可谓来之不易。一旦承认“中华民国”，则意味着大陆“自废武功”，六十余年来在国际社会的努力旦夕之间“化为乌有”，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框架被全面颠覆。这样的结果难免会引发大陆有关公权力部门的强烈反对。
第五，统一风险及模式选择的压力。往届大陆领导人邓小平、吴学谦等均曾表达过将来可以通过商讨更改国号、共同走向统一的言论，但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表态。时代发展到今天，两岸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陆已经充分掌握了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主张采用“A+A”式共同走向统一（即共同消亡，重新组建一个新的统一国家）的方式，大陆民众恐怕难以接受。况且，在两岸统一协议未签署之前，承认“中华民国”，容易导致两岸“分裂分治”的凝固化和永久化。
第六，重构法理论述的压力。自1949年以来，大陆的涉台政策均建基于“中华民国”已于1949年被推翻这一法理认知，一旦承认“中华民国”仍然存在，不仅意味着在法理上全盘否定了自身的合法性，而且还意味着大陆1949年以来基于“（完全）政府继承论”所作的法理论述和所制定的一整套涉台政策都需要重新建构。对大陆方面来说，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均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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