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规范解释与香港制度的综合转型
2022年5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来京接受任命的香港新特首李家超先生，肯定了新特首的政治品格与新选制的均衡民主品质，同时郑重确认：“中央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从没有动摇，更不会改变。”这一最新的立场陈述与邓小平所讲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也不用变的承诺具有高度一致性和政策延续性。
但是，“一国两制”是新事物，“五十年不变”是规范承诺及制度实验周期，只有在这一周期里完成“一国两制”的制度效能验证和制度体系建构，逻辑上才能推导出作为更远期目标的“五十年之后也不用变”。从“不变”到“不用变”，是“一国两制”从规范承诺走向持久性存续的历史实践过程。而上半场的正反经验及中央审时度势的垂直立法与保障，恰恰就是负责任地引导香港“一国两制”的安全有序的发展。
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这一政治再承诺具有非常强烈的时间意识和政治智慧。“五十年不变”是“一国两制”的政治承诺，也是以通常的人类政治经验给出的制度实验周期。“一国两制”是新事物，以这种模式沟通处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是一种具有深层政治智慧、想象力甚至浪漫气质的政治决断。但“一国两制”到底行不行，具体经验得失如何，又必须诉诸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估和制度检讨，以动态平衡的辩证思维与方法引导“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习主席讲话中的“从没有动摇”是对“一国两制”初心及其实践连续性的肯定，而“更不会改变”则是面向未来的政治再承诺，由此对“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作出了融贯历史与未来的政治判定。
这一政治再承诺也有效回击了香港本土极端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对“一国两制”的唱衰和污名化，进一步澄清和证明了中央在香港政策上的基本立场和方针。香港近些年的制度变化及外国势力的干预和制裁，对香港和内地共同坚持“一国两制”都造成一定的观念和政策信心的冲击甚至动摇，民间甚至出现了对“一国两制”前途的严重误解或信心不足，习主席的讲话属于一锤定音，可以统一民众认识，维护“一国两制”的民意基础和坚定的方向感。
“一国两制”上半场的实践基本面是成功的，香港繁荣稳定、法治体系、国际地位以及对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杠杆与平台性贡献是有客观事实和依据的。但“一国两制”内在的制度漏洞和面临的内外挑战也是客观存在的，甚至是严重威胁性的。中央负责任地进行制度与政策的检讨和更新，引入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全面准确落实“爱国者治港”，保障和支持香港选举产生爱国者管治团队，为“一国两制”下半场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管治能力基础。
“一国两制”是一场伟大的制度实验，从国家范畴而言是和平统一与现代化的有机结合，从世界体系而言是以和平发展为核心价值探索一条以非冷战方式沟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实践道路，幷在长期的共存发展过程中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以及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合理、科学要素的吸纳转化能力。由此奠定中国既融入世界体系、又参与和推动世界体系内在结构改良与更新的负责任世界大国地位与形象。
“一国两制”的下半场，必然是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更加有机结合的制度体系生成过程，也是香港之国际角色与特区角色以融入发展方式增量建构的过程，更是以香港为平台促进国家更高水平改革开放和更高质量创新发展的过程。这是香港制度的综合转型进程⑧。只要改革开放不变，融入世界体系不变，和平发展道路不变，社会主义主体制度及其优越性不变，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建构不变，“一国两制”在下半场的基本原则和框架就不会变。这是中央再次政治承诺和立场背书的深层次国家理性和发展理性。
“十四五规划”中关于香港“八大中心”的谋篇布局，印证了中央对“一国两制”与香港下半场发展的战略定力、想象力和基本信心。“八大中心”就是新香港的“天龙八部”，是民族复兴时代香港的全新角色和全球化定位，是对固有优势的坚守和对新发展优势的添加，是为了塑造香港繁荣稳定更完整的经济基础和竞争力体系。香港的制度改革需要与“八大中心”的新战略布局相适应，需要忠诚爱国，需要选贤与能，需要政府与社会和解团结，需要香港与国家融合互信，需要凝聚起对“一国两制”和“爱国者治港”真正牢固与坚实的认同和信心。“一国两制”下半场的“新篇章”已纲举目张，正蓄势待发。
对香港未来而言，以法治为基础的稳定压倒一切，而以创新为内涵的发展更是硬道理。唯有如此，“五十年不变”才是可行与可欲的，而“五十年之后也不用变”才是可信和可期的。
四、“九二共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一个中国”的理论澄清
以香港经验示范台湾，幷保持台湾方案的开放性与创新性，这本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但是岛内对“一国两制”及其香港经验的意识形态抵制和“民主拒统”的泛本土主义政治共识的建构，却在两岸之间逐步形成了一堵阻挠和平统一的“高墙”。国民党的“割据主义”与民进党的“台独主义”，是在不同光谱和程度内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政治拒斥和前景拒绝。经过近些年其党内思想斗争以及政治重组，新任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带领全党在观念上回到了“九二共识”，但不等于赞同“一国两制”。由于国民党身处在野党地位，党内出现了本土化思潮和新生代力量，选举民主又在促使其追随和迁就本土化论述，本就偏于模糊和薄弱的国民党版“九二共识”到底能够结出怎样的政治果实，抑或只是作为表征自身政治传统、政治遗产与两岸间要价条件的“方便旗”，还有待观察和评估。
对“九二共识”的理解，大陆必须有主场化和逐步清晰化的政治意识和宪法理性。“九二共识”是客观存在的两岸政治共识，有史为证，有亲历者见证，不容虚无化和政治抹消。⑨它本身幷没有创造对两岸关系的新颖认知，而是确认了“两岸同属一中”的法权关系。完整的“九二共识”包含了两个前后递进的核心意涵或宪制性原则：其一，一中共识，即“两岸同属一中”，这既满足了缔结共识时两岸开展“事务性协商”的政治名分确定化需求，又留有空间和余地为统一进程做铺垫；其二，统一共识，即“两岸共谋统一”，这是两岸无法回避的和平统一进程的客观要求，必须在前述共识因素的基础上同心同德向着和平统一谋求进展和实现。2019年大陆提出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就是对“九二共识”之“共谋统一”因素的激活和具体化，以有原则的开放框架发出民主协商的积极倡议，呼吁台湾各阶层、团体与人士参与到“共谋统一”的共同事业之中。“九二共识”当然不直接等同于“一国两制”，但却是“一国两制”方案展开的政治基础和逻辑前提，切断二者之有机联系和实践进程的进阶关系，恰恰暴露了台湾当局的台独本质和反统一的对抗立场。
事实上，台独与港独不仅互动密切，其背后还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建构和分离主义的政治冲动。港独甚至受到台独从思潮到行动的直接影响和指导。在香港本土主义话语建构、非法占中和修例风波的运动文宣中，我们很容易解读出港独的台独支援背景和脉络。我们很容易理解香港本土派和台湾本土派的勾结互动之动机和意图，他们将对抗中国大陆及其政治体制的本土分离行动理解为对自身“想象共同体”之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以及对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的归属过程。关于民族主义的想象共同体理论，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学术立命之本⑩。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他以美洲的“移民民族主义”或“克里奥尔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民族主义的起源和原型，作为民族共同体想象和行动的历史参照系，以此为基础，他广泛考察和讨论了欧洲的“语言民族主义”及其对应制衡性的“官方民族主义”，幷进一步讨论了20世纪的反殖民民族主义以及电子媒体时代的“远程民族主义”。安德森的理论内核在于：民族是想象的、有限的、有主权的政治共同体。这几乎是民族主义革命的“神圣纲领”了。只要敢于“想象”和行动，一切自诩的“民族”都有资格以自决方式分离独立幷获得主权。“台独公投”由此可以获得解释与合理化。当然，这未必是安德森教授的理论原意，但其理论逻辑确实包含了支持广泛的“民族分离主义”的空间与可能性。该书中文版的译者是台湾学者吴叡人先生，他本身也在理论上非常“入戏”，不仅在台湾问题论述上传播安德森理论，而且为2014年作为占中运动背景理论的“香港民族论”撰稿鼓吹⑪。而安德森教授亦曾于2000-2001年间在台湾发表关于东西方民族主义的学术演讲，对台湾民族主义及其独立运动进行历史类型的归类，将其误置为一种类似美国独立的“移民民族主义”⑫。安德森教授对其理论模型非常自信，认为东西方民族主义之间不存在本质性差异，其理论模型具有普遍解释力。他在台湾客场的演讲带有展示自身理论解释力和赢得场面积极互动的双重因素，但其理论判断和运用却具有误导性。这一理论的误用是对“两岸同属一中”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认同的侵蚀和消解⑬。当然，我的理解是，安德森幷非出于政治的考量而判定台湾问题的性质和走向，而是其理论本身存在盲点和缺陷，特别是过于依赖民族形成的美洲经验以及人类学的琐碎比较，而缺乏一种宏观的、在不同文明之间的民族史考察与比较，同时对台湾问题所涉及的中华民族的完整历史及西方帝国霸权的压制结构缺乏理论检讨和审慎辨思。
安德森教授的弟弟佩里·安德森在2004年的一篇名为《台湾之僵局》的文章中批评了其兄长对台湾问题之民族主义理论分析的错谬，提出了台湾问题的殖民主义与霸权建构的批判性背景和制度脉络，幷在文章结尾处从大历史的层面对两岸重新统一给出可能空间⑭。实际上，“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就是在创造两岸重新统一的历史与制度空间。更进一步，美国汉学家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⑮一书中同样批评了安德森想象共同体理论的经验缺失和视野盲点，提出中国的“民族”概念及其建构早于西方所谓的“移民民族主义”和“语言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共同体是坚实的，只是缺乏与西方相比的制度化的民族国家体系。我比较倾向认同杜赞奇教授的观点。中国的近代史之“救亡图存”的政治主题，幷非“想象”一个新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历史的和实在的——而是以西方式民族国家范式建立一个主权秩序严谨的民族国家体系，以对抗西方强权、实现民族解放和现代化。安德森教授误解和混淆使用了“语言民族主义”和“官方民族主义”，实际上前者是一种人类学的存在，而后者是一种政治学与宪法学的存在。台湾族群属于中华民族一分子，在“语言民族主义”意义上无需“想象”，而是一种历史的“实在”。至于两岸统一，其意义幷非在于重造一个“中华民族”，而是在已有的“中华民族”基础上构造“两岸同属一中”的整体政治存在的具体类型和方式，具有“官方民族主义”的部分内涵，幷指向了中国近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主旨和未完成的制度课题。至于以“移民民族主义”比附台湾，则完全忽视了“中华民族”的实体性和历史延续性，是一种缺乏逻辑严谨性和语境错位的概念移用。佩里·安德森和杜赞奇教授的学术理论批评是切中要害的。当然，佩里·安德森在文中也提到了台独运动以“民主”为规范理由进行内部本土主义整合与外部世界体系关联的强劲政治进程，幷对这一身份政治与分离政治的策略有效性以及两岸实质性统一的认同基础提出了关切和分析，颇具启发性。这些实际上就是民进党正在操作的“台独”戏法，其分裂两岸的共同民族基础和政治认同的危害性不容低估。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民族”是历史和实在的，其根基和脉络是清晰和有序的，中国作为“不中断文明”的民族基础正在于此；需要“想象”和建构的不是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本身，而是一种现代的民族国家法权与体系。“两岸同属一中”的“一中”既指涉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中国本身，也指涉作为政治共同体之民族基础的中华民族。由此展开，“九二共识”实际表达的是：其一，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的主权，即主权具有唯一性和恒定性，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⑯对此已有国际法上的明确承认；其二，两岸中国人同属于中华民族。所谓“一中各表”，只是在两岸之间限定范围内的默契和便利处理，而不及于国际法空间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身。因此，两岸同属于实在而连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明确与坚实的客观基础，不存在“想象”的空间和分离的余地。那么，两岸之间可以“想象”什么呢？这正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意图和使命所在：在“一个中国”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下，由两岸中国人就台湾和平统一及其治理秩序安排进行充分的民主协商和制度化。如果将中华民族“想象”为虚无，炮制错误的、去中国化的台湾民族论及其分离主义政治路线，背离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政治国家的坚实基础，那就属于中华民族的公敌，是一种必须加以批判和斗争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分离主义。民族有坚实的历史和制度基础，当然也有“想象”和建构的成分，如果脱离历史基础而任意、过度地以“分离目的”进行扭曲想象，就不是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合理化和正当化，而是一种分离和叛乱的违宪行为，需要加以严厉惩治。2005年的《反分裂国家法》为此而备，2020年的《香港国安法》也有专门的涉及台独的惩治条款。中国旗帜鲜明开展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文化斗争以及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一种“想象”行为，恰恰是对“想象”式分离主义的拒斥，以及对中华民族历史与秩序实在性和统一性的维护。从中国长期历史来看，追求统一是民族心智、民族意义和民族成就的主流和来源。⑰
在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思考中，主权问题不容谈判，当然也就不能“想象”。英国人倒是很有“想象力”，包括三个条约有效论、主权换治权、“三角凳方案”甚至试图推动香港以“新加坡模式”实现独立，但是都遭到了中国方面的否定。中华民族与国家主权的唯一性对港澳谈判适用，对台湾方案也适用。在两岸和平统一进程中，“九二共识”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对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政治确认，从而提供了经由和平发展、两岸融合及民主协商而达成最终和平统一的基础与前提。国民党模糊和抽象地回到了这一前提，但向前迈步积极回应“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意愿幷不强烈，且受到自身内部思想分化、岛内泛本土化意识形态、选举民主压力及美国霸权压力的多重约束。民进党则意识到“九二共识”向前发展演变的和平统一前景及其政治结果，从而坚决拒斥这一共识，幷采取一系列政治、法律和对外勾结的手段阻止从“九二共识”出发的两岸和平统一进程的实质性启动与落实。民进党的国安五法和反渗透法，以及倚美谋独的“一边倒”路线，造成两岸和平统一进程的严重威胁。因此，中央提出党在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⑱，除了继续坚持“九二共识”之外，还进一步明确了开展反台独、反干预斗争及主动创造两岸统一的时与势。
从理论源头上澄清“一个中国”的民族基础与政治基础的坚实性，排除掉有关分离主义理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一个中国认同基础的可能消解与侵蚀，是我们坚持“九二共识”、推进“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幷最终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必须要完成的基础性思想论证与共识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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