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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集中力量做好自己的事，畅通国内大循环，才能更好地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作出贡献。 |
中评社北京8月19日电／2020年5月以来，中央多次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中国在“十四五”规划制订之际科学研判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作出的重大决策，对中国经济化危为机和持续健康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
直面国际新风险
经济参考报发表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郑东华文章表示，近几年，国际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有些国家推行“逆全球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遭到破坏。今年突发新冠肺炎疫情，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
第一，传统全球化难以为继。传统全球化发端于二战结束后的《关贸总协定》(GATT)。1995年1月，世界贸易组织(WTO)开始运作，次年正式取代GATT临时机构。从GATT开始时的23个成员到WTO目前的164个成员，生动诠释了全球化的成就。但无论是在全球化中获益最多的美国，还是被美国金融霸权反覆“剪羊毛”的其他国家，都期望构建一种对自己更加有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美国作为传统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国，现在以“美国优先”、“断链”、“退群”、“贸易战”等不断掀起“逆全球化”。英国经过7年酝酿、论证、公投、谈判，今年1月正式脱离欧盟。2018年以来，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及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纷纷强化外资审查政策，防范本国高科技企业被外资并购。另外，受疫情影响，各国空前重视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等涉及国计民生的产业技术保护，拒绝外资对这类企业收购。传统全球化已经难以为继。
第二，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加快重塑。“逆全球化”及新冠肺炎疫情带来国际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美国、英国等制造业相对于金融业偏弱的国家，均提出重新振兴本国制造业的计划，采取税收优惠等各种措施吸引布局海外的制造业回归和发展新兴制造业。为打压竞争者，美国政府对对其贸易顺差较大国家接连挑起贸易争端，以重新谈判签署区域贸易协定或双边贸易协定取代WTO规则，甚至推动与中国技术脱钩，肆意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造成极大破坏。疫情期间，美国允诺250亿美元、日本允诺2200亿日元，补贴本国制造企业将生产线迁回本国。与此同时，越南、印度等东南亚、南亚国家，采取更为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准备迎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带来的外商投资机遇。
此外，有关国家还企图通过挑起贸易争端、强化出口管制、纳入实体清单、进行长臂管辖、严格交流限制等，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围堵打压，全力阻止中国发展。
畅通国内大循环
文章称，疫情突如其来，但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不是偶然的，中国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只有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集中力量做好自己的事，畅通国内大循环，才能更好地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作出贡献。
一是，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供需平衡是宏观经济政策追求的目标，不仅包括总量平衡，还包括结构平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推动供需关系在更高层次上保持平衡。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适应，需求结构也应优化。2019年，消费、投资和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57.8%、31.2%和11.0%。出口虽然在GDP中的贡献率下降，但对于拉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非常重要，在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外商独资企业的份额占50.4%。投资需求稳定增长，2019年1－12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55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消费需求稳步扩大，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41万亿元，已接近美国，但消费结构不均衡。中国有1.4亿个年收入在10万元－50万元之间的三口之家，也有6.1亿人年人均收入11485元、月人均收入低于1000元，而介于这两档之间的还有几亿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没有变。应客观认识投资、出口与消费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在发展新基建稳投资、支持跨境电子商务与服务贸易稳外贸、落实《外商投资法》稳外资的同时，着力提高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拓宽劳动者就业和分享发展成果的渠道，结合中国人口众多的实际统筹处理好高质量发展与低收入者生计之间的关系，将更多内需潜力转变为支付能力，将支付能力释放为有效需求，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畅通供需良性循环。
二是，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中国目前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全部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内部产业链独立完整；又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在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循环中具有重要地位，产业综合配套能力十分强大。这是中国在要素成本比较优势降低的同时，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质量更高的比较优势。2019年，中国发明专利授权量居世界首位，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位居世界第二；全社会研发支出2.17万亿元，占GDP比重为2.19%，达到欧盟平均水平；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9.5%；创新指数位居世界第十四位，进入了创新型国家行列。尽管如此，国内产业循环存在的中低端重复布局导致产能过剩、创新能力不足致使高端布局较少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极其紧迫。应下大力气打通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中的“堵点”、接通“断点”，既补短板又锻长板，深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助推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树立“创新型企业最重要的资产是创新型人才”的理念，舍得重赏在创新中取得重大成绩的“勇夫”，宽容在创新路上跌倒的企业家、科学家、教育家、技术专家，尊重和保护创新者的创新成果，促进技术创新、基础创新良性互促，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畅通创新链与产业链良性循环。
三是，开辟中西部发展黄金期。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国发展基础非常薄弱，在前苏联援建项目和自主配套基础上，逐步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之初，由于资本稀缺、市场分割以及工业时代的资源约束，中国在区域经济发展中采取了“梯次”发展模式，把沿海沿江地区作为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建立经济特区吸引外资、积累资本，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而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2019年，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相当于东部地区的66.0%、60.8%、69.4%。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第四次产业革命兴起以及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都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根据今年5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到2035年，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通达程度、人民生活水平与东部地区大体相当。应抓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的“危中之机”，在巩固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五大国家发展战略中，国家项目优先安排中西部，国有资本积极支持中西部，绿色产业重点布局中西部，政策优惠大力倾斜中西部，全力开辟中西部发展黄金期，形成集约化的区域经济竞争模式，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畅通东中西部区域经济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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