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规划和纲要”第六章“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中，提出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以便可以“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第一资源的作用”。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呢？要“加强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除了人才培养之外，“规划和纲要”还提出要“实施知识更新工程、技能提升行动，壮大高水平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队伍”。其实人才的培养，正是台湾民间真正参与、可以大大发挥、有战略比较优势的强项。如果台湾的各个大学认真地、真诚地为自己的学生未来在华人社会，乃至全世界的舞台有自己的竞争力，那就应该深入理解“规划和纲要”，针对中国大陆未来的行业所需要“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结合自己学校定位和优势，预测中国大陆的发展的方向，依此调整自己相应的课程、设计相应的内容和提供有效的学习方法。有针对性地、计划性地培养自己的学生，成为未来中国大陆现代化征程中需要的“人才”，必然提升了学生职场的竞争力。那么相对于其他国际和地区的人才竞争，台湾的学子就将有着无可取代的语言和文化优势，大学也提供给自己的毕业生有了更多的事业机会。从这样有远见的大学毕业的学生、能不感恩母校吗？
（五）另一个台湾可以发挥的优势“机会”，就在于“提升文化软实力”方面。“规划和纲要”的第十篇题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其中的第34章的第1节是“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第2节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是台湾的“机会”。有关“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台湾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就有“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讨论。如韦政通教授、杨国枢教授、胡佛教授以及黄光国教授等都是为中国社会科学努力贡献的大师，他们的经验必然可以成为如今的参考。以当年台湾的时空情境，他们的“本土化”努力就是“中国化”的努力。事实上，之后他们出版的论文集就是以“中国化”为名，即1982年由杨国枢、文崇一主编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出版），也就是要将中华文化传统和在地生活经验与现代社会科学相结合，展现更丰富的社会科学风貌。直到如今黄光国教授依然以此为职志，努力不懈。我们相信两岸的社会科学精英是可以在这一方面进一步共建平台，一起努力，建立为中华民族服务的社会科学，以便与西方的社会科学对话，共同为全人类社会的福祉作出基础性的贡献。
有关“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一样，由于中国大陆的中华文化近半世纪主要的对话对象是西方的马列主义；而台湾的中华文化近半世纪主要的对话对象是西方的资本主义。而不论对话的对象是谁，必然袛能立足于中华文化，因为这是我们“社会化”的唯一基础（顺便一说，如果两岸久拖不决，以如今的台湾基础教育的内容看，今后台湾人的“社会化”就另当别论了）。如果创造两方的深度对话，必然对中华文化的“弘扬性传承”提供意想不到的好处，因为两岸是进行一场同质异形的交锋和对话，有助丰富中华文化的现代性和创新性。创新袛有立足自己的文化底蕴，才是独存的，中华文化如能辩证地兼纳西方的资本主义，又能包容西方马列主义的现代性、对话性，必然为中华文化创造崭新的生机，支撑和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六）机会与机遇：外在条件在任何时候都在起变化，换言之，“机会”时时存在，然而被人们领会、捕捉并加以有效的利用才是机遇。在两岸关系十分严峻的时刻，台湾的青年学子、知识精英袛能依赖自己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但辩证地看，这可能既是台湾的损失，但又同时可能是有远见、有胆识的台湾人民的机会。
四、“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之机会
（一）“规划和纲要”提供了务实地建设成富强中国的战略规划，以及中国大陆可行的战术实践作为。从此一背景来瞭解“规划和纲要”中的第62章题“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就可以体会北京思考的两岸关系，并不被当前的台独当局所纠缠，而是从布局两岸统一的角度，来思考应有的对台工作。
（二）何以北京总是在对台政策上，并不针对现状的大家认知的两岸关系，提出对策；而是坚持“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这代表了北京对自已有能力“牢牢掌握两岸关系发展主导权和主动权”的十分自信。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讲话，就是从“国家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的角度，在“规划和纲要”延续其精神，倡议“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加强两岸人文交流”。前者支持福建省为“探索试验新高地”，后者便是鼓励两岸人才的交流，以使推动两岸在制度不同之下的相互理解。这些“倡议”看似与当前的两岸关系的氛围不相吻合，实则展现了北京已经推动“和平统一”政策的战略布署。从某种意义而言，目前“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就是提供台湾人民参与“规划和纲要”的“机会保证”和“机遇保障”。台湾人民看懂了，理解了，把握了，参与了，两岸人民发展就交流了，两岸社会的融合就发展了。
（三）从当前的国际格局来看，“台独之患”本身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袛是癣疥之疾，而“中美博弈”才是心腹之患。而对抗美帝的疯狂，也袛能是中国崛起。而在中国崛起过程里，“不殖民，不兴兵”式的和平崛起，已经不足以挫败美帝的霸道。还必须提供世界各个友好国家分享中国的机会，让全球愿意参与的国家和地区，适时捉住机遇，一起发展，才是反制美国霸权的有效之道，更是积极地和平崛起的策略。两岸关系袛是地区的形势，所以必须要服从并服务于大局，服从大局则掌握趋势，不急不躁。服务大局则能稳守底限，志在必得。
五、结语
（一）由于中国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新模式，引发西方，特别是自认为“天选之国”的美国的巨大焦虑和不安，所以美国倾其全力、无所不用其极地要遏制中国，这是当今中国外在环境最大挑战。而目前台湾官方全力配合美国，这是两岸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因而也是中国“和平统一”的严峻考验。在此情况下，台湾官方必然是对台湾的“机会”，处处设障碍，时时给刁难，因而，台湾人民，特别是台湾青年必须从将来看现在，着眼自己的前途，关心自己的未来，抓住自己的“机遇”，才能赢得自己的未来。
（二）当前和平促统的政策，显然不易在岛内获得共呜。所以“机会”的提供，自然应该以赴陆的台胞、留陆的台胞、在陆的台胞为对象，以实效达到“口耳相传”的效果；但如果更积极些，在当下台湾疫情十分严峻，百姓望疫苗心切的情况下，是否思考立即出台“泡泡疫苗注射团”办法，或其他切实可行又兼顾大陆同胞安全的便宜之举措，就可实惠台湾民众，彰显两岸人民一体照顾的初心。
（三）当前两岸关系令人忧心，从战术看，和平统一的机会已经越来越渺茫；然而，如果袛有战术，则必然受制于台湾的挑衅，被台独的节奏所带动，进入美帝的圈套和陷阱。所谓“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必须表现为中华民族的战略主导和战术主动。从战略规划来看，和平统一无疑是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选项，“规划和纲要”结合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国家努力，“和平统一”的民族需要，在形势主动权和主导权有自信的情况下，提供台湾人民“解放自我”、“发展自我”和“提升自我”的机会。剩下的就要看台湾人民能否“真觉悟，善把握”此一机遇了。
（四）从中国崛起的多年论述来看，当代中国人所追求和塑造的和平，应该是不同于帝国主义的和平。帝国主义的和平袛有两种，一是把敌人消灭了，袛有统治者和不反抗的被统治者的和平；另一种是均势之下，不得不妥协的和平。此类的和平，有武力均衡、利益均衡、恐布均衡，此类和平是不信任的和平，有防备的和平，是尔虞我诈的和平，袛是僵持、袛是暂时，袛是焦虑。而中国人如今的和平是相互拥有的融合式和平，是相互嵌入、理解的融入式和平，是相互依赖、相互领悟的共同体式的和平，这应该是康德所想要的“永久和平”。这种不同思考的“和平”，是西方人不可能消灭敌人的和平并存，到转变敌人为合作朋友的和平互利，再升华至共同体的与自己心平气顺的和平的全新尝试。当然这是需要耐心、需要信心，也不保证一定成功，但是对比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所造成的乱局，有着5000年文化，正在接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人依然应该努力尝试。对世界都如此，何况两岸小局乎！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7月号，总第28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