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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惕两岸交流的“知陆反陆”现象 |
中评社╱题：两岸交流与“大陆形象”建构——“知陆反陆”现象解析 作者：安拴虎（漳州），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教授
随着两岸关系的不断深入，两岸间本已存在的诸多差异暴露无遗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在此背景下文化的频繁接触与意义交换的活跃化也会引发敌意的产生，从而影响甚至恶化双方已经启动的相互接近与瞭解进程。这种越是瞭解大陆越是怨怼大陆的“厌中”、“反中”、“仇中”的“知陆反陆”现象，贯穿于两岸交流的全过程。它所引发的社会后果，是“反中磁场”的不断凝聚并持续“磁化”台湾社会，对此应该予以高度警惕。随着大陆不断进步发展，一个全新的正面的亲善的“大陆形象”将会呈现并释放能量，台湾民众对大陆形象的认同也将不断增强并发生根本性变化。
一、前言
有论者认为，两岸问题的核心越来越集中表现在台湾人的身份认同上面，而认同的实质是一种态度表达。以霍夫兰为代表的耶鲁学派曾对“态度”进行过科学的实证研究，他们认为，态度是指个人或团体对某人某物、某一事情或某种观念的心理倾向；态度由三个部分所组成，即认知、情感和行为。认知部分是对态度对象的瞭解认识，情感部分是对态度对象的情绪反应，行为部分则是由态度对象所引发的实际行动。
对“大陆形象”的考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台湾人对大陆认知的集中体现与反映，是台湾人“两岸态度”的逻辑起点和情感起点。毋庸讳言，因为种种原因，自1980年代后期两岸有交往以来，“大陆形象”总体上不佳。当这种扭曲的“大陆形象”（拟像）成为台湾社会普遍认知的时候，自然会影响其对大陆的“情绪反应”（即情感）和“实际行动”（即行为）。可以说，本文要讨论的“知陆反陆”现象就其实质而言，不外乎是一种基于对大陆扭曲认知基础上的态度表达。
毫无疑问，“大陆形象”是在两岸交流交往中建构起来的。一般而言，随着两岸人员的广泛接触与交流的不断深入，彼此好感度均会呈现正向增强，两岸关系也会持续向前发展。然而也的确存在一种相反的情况，就是两岸间本已存在的诸多差异在交往中暴露无遗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在此背景下文化的频繁接触与意义交换的活跃化也会引发敌意与龃龉，从而影响甚至恶化双方已经启动的相互接近与瞭解进程，相应地，也必然会恶化对彼此的印象，伤及彼此的形象。
时代力量的崛起很能说明问题。因着反服贸运动而乘势崛起的时代力量党，与民进党沆瀣一气分进合击，他们裹挟民意，逐渐坐大，形成巨患，数年间迅速发展为一股左右时局动荡朝野的台独政治势力，其对两岸关系的破坏能量在有些方面就连民进党也难望其项背。时代力量在众多年轻人中拥有超高的人气和支持度。而这些45岁以下的年轻世代与其前辈不同，他们差不多都经历了两岸关系从融冰到热络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或多或少都参与并分享了两岸关系发展的过程与成果。扒开时代力量的几个要角的人生背景，也会发现，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均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两岸交流，有的甚至是两岸交流的巨大获利者。例如黄国昌本人不仅曾与北京大学合作出书而且其岳父在大陆坐拥上亿投资；林昶佐的母亲黄惠英女士是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多年来在大陆经营两岸谘询业务，甚至曾在大陆机构任职，其大陆政商关系堪称丰沛；社会民主党的范云更是外省人的第二代；长期持“仇中”、“反中”的“台独”言论、强烈支持太阳花学运的知名作家九把刀，靠着电影和出版物在大陆大获其利。这些人均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方面享受着两岸交往的和平红利，一方面反大陆、恶心大陆却不遗余力，真可谓“吃着你的饭还要砸你的锅”、“一方面赚着大陆的钱一方面支持台独”。凡此等等。这种在互动交流中产生“反感”“厌恶”等情绪，越是瞭解大陆越是怨怼大陆，“厌中”、“反中”、“仇中”的现象，可以概括地称之为“知陆反陆”现象。“知陆反陆”作为一种现象，贯穿于两岸交流的全过程，它所引发的社会后果，是“反中磁场”的不断凝聚并持续“磁化”台湾社会，论其表现，在其它政治因素的作用下，钟摆似的时强时弱时起时伏。一般而言，蓝营执政时则表现强于平时，而绿营执政则弱于平时。比如马英九当政时期发生的“反旺报中时”、反服贸、反课纲微调等等以及两岸同场竞技赛事中的反中宣泄等等；而蔡英文上台倒行逆施反而引发人们对改善两岸关系的“全民期待”，对大陆好感度反而向上扬。
无独有偶，香港“港独”势力的崛起也是与香港回归祖国相伴而生的社会现象，参加、认同和支持“港独”理念的人以青年或学生居多。据港媒报导，“香港民族党”成员平均年龄20多岁，包括大学生、刚毕业人士、专业人士等，其中学生约占一半！按理说，他们大多出生在回归祖国之后，本应享受着身为中国人的荣光，对祖国好处的感受与瞭解更胜于前辈，应该更加爱国才是。遗憾的是他们同样走上了歇斯底里的“厌中反中仇中”的“港独”不归路。如果仔细观察，其背后也同样隐藏着“知陆反陆”的问题。根据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冯应谦教授的研究报告，特区政府的青年政策以令港青认识内地、把握“中国机遇”为主轴，曾于2016/17年度推出“青年内地交流自主计画”，斥资逾一亿元，资助近两万名青年到内地交流。然而，巨额投资却带来了反效果。根据他的研究，曾到内地交流的受访者，对内地政治及经济前景的看法，都较未曾到内地交流的悲观。〔2〕
二、“大陆形象”的嬗变
前已指出，“知陆反陆”是一种基于对大陆扭曲认知基础上的态度表达。它是台湾“受众”在接触到来自中国大陆的说服性信息之后所产生的“应激反应”，换句话说，它是来自同一个信息源（中国大陆）的持续的不定期发酵的群体性心因性反应；它由文化差异所诱发，最初的情绪反应就是“不适感”，之后就是反感、厌恶、逃避等不认同行为。
两岸隔海相望，因国共内战而形成敌对态势，自1949年起至1988年台湾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之前，双方曾有长达30余年不相往来，造成深重的隔阂；1980年代后期两岸初启门扉，缓步进行接触；直到2008年之后，两岸携手推动三通、签订ECFA、开放大陆观光客及陆生来台，才算真正拉开全方位交流序幕。通过不断的接触、交流，台湾人眼里的“大陆形象”，自1949年两岸分治以来，随着时空的变化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威权时期（1987年前）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两岸隔绝对峙的局面正式形成，冷战背景下蒋氏父子一方面倚美帝为靠山，时刻不忘“反攻大陆”，一方面在台湾掀起白色恐怖，实行高压统治，镇压异己人士，一方面开动舆论工具，大肆丑化中共执政的现实。国民党政权刻意营造的舆论氛围里，在“汉贼不两立”的思维下，大陆地区为“中共‘匪伪政府’”所“窃据”，大陆同胞成了“暴行”的受害者，啃树皮吃土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正在等待所谓“国府”的救赎。“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的咒语，在1950、1960代的小朋友心中，种下了恐惧与厌恶的种子。“中国=共匪=匪区人民，共匪=十恶不赦、落后”的恒等式，在台湾风行了三十多个年头。1988年蒋经国病逝，李登辉掌权后仍沿用根据1983年订定的高中历史课纲而编写的国编本教科书，课本称中国政府为“匪伪政权”，称毛泽东为“共酋”。为了凸显国民党才是中国的“法统”，教科书称大陆为“敌伪”，宣传什么“中共统治大陆以来，倒行逆施，实行共产制度，实已违反世界潮流”。这样的舆论环境下，“小心匪谍”是每个台湾人人生必修课，一时间“恐共”、“仇共”、“反共”、“污共”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在那个威权时代，甚至于到了2000年代及其以前，学生作业本的封底上，印有两行字：“当个活活泼泼的好学生，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那个时代的“台湾几乎不存在认同问题，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自己有中国人的身份，而且认识大陆的方式都是藉由政府的宣传，而非亲身体验。又加上当时的冷战背景，1970年代前，国际上普遍承认中华民国代表中国，于是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个观念是牢不可破的”。〔3〕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大陆新生的人民政权在极左路线指引下，开展了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尤其是1957年开始的“整风运动”和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不仅对传统文化摧枯拉朽，对于知识分子予以肉体与精神的摧残与毁灭。大陆内乱给了风雨飘摇的台湾天赐良机，虽然经过被逐出联合国、台美断交，却通过大力建设，逐渐迈向经济起飞，与内乱不止经济萧索的大陆形成鲜明的反差。应该说，台湾人的文化“优越感”和对大陆的习惯性“差评”其来有自。
无疑的，台湾那个时代关于大陆意象的呈现，主要由“外省人”所营造。他们一方面为丢失“大好河山”痛惜不已，一方面追怀故土，集体“怀乡”。除了那些诋毁中共的政治宣传内容之外，这个时期产生了大量的乡愁作品，诸如梁实秋《雅舍谈吃》与《疲马恋旧秣，羁禽思故栖》等散文、白先勇《台北人》作品集、张秀亚《北窗下》与《寻梦草》、琦君《髻》《想念荷花》《水是故乡甜》、郭枫《黄河的怀念》《山》《老家的树》《我想念你，北方》《寻求一窗灯火》《蝉声》、林海音《城南旧事》、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故乡编辑部编《思我故乡》、赵淑侠《故土与国家》、何寄鹏刘龙勋编《人生家国乡愁》、王大空等《离开大陆的那一天》等等这样一些怀乡之作，所呈现的大陆锦绣河山是那么美好令人神往，然而却只能隔海遥望和追怀了。
第二阶段，返乡探亲期（1987-90年代）
“‘一二三，到台湾，台湾有个阿里山，阿里山上种树木，明年反攻回大陆……’每个在眷村巷弄里嬉笑追逐过的孩子，几乎都会念这则童谣。童言稚语无心，但是浅白通俗的字句背后，又隐藏了多少离乡游子的翘首盼望。”〔4〕这首流传于眷村孩子中间的童谣恰是每一个国民党老兵的内心写照。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中美关系解冻以及两岸第一代政治强人陨落，两岸迎来和平发展的新时代，尤其是1987年之后，光复无望，蒋经国被迫开放民众返乡探亲，一时间，台湾持续掀起了“大陆热”。老兵及其家属成为两岸融冰之后互动交流的第一批参与者，无意间扮演了台湾人认知大陆的第一批“媒介”。当这些“反共一代”有机会亲身接触中共治下的那个想像中“水深火热”的大陆故土，由于“党国神话”的反共基因仍然深植其中，这个时期大陆意象，主要呈现在返乡探亲退潮之后第一批以大陆为主题的“游记”，如马森《大陆啊！我的困惑》、江述凡《酸甜苦辣怀乡行》、外省台湾人协会《乡关处处》、朱君逸《大陆去来》、孙树模《归乡惊客梦》、詹朝胜《中国情·台湾结》、张英华《回到大陆的那一天》等等。
返乡探亲活动持续有年，无疑地一方面有助于增进两岸人民的感情，但另一方面也无疑地把两地的差异曝露无遗。由于两岸尚未三通，需要转道香港等第三地，虽然近乡情怯，却也一路乘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从香港等这样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转进内陆地区，亲历亲见亲闻，虽有亲人相见难得的心灵慰藉，也有难以述说的各种遭遇和感受。那时候大陆改革开放虽已启动有年，然百废待兴，基础建设还相当落后，而且整个社会经过三十多年的自我封闭，贫穷、愚昧、价值失范、人文素质也实难夸口。毫无疑问，返乡探亲让两岸的中国人血浓于水的亲情得以延续和升华，然而返乡探亲带来的并不总是愉快的记忆，那么，返乡探亲给台湾社会留下的是怎样的集体记忆呢？且看邱彰的记述：
两岸接触是从“探亲”开始，一波又一波的荣民，作为先头部队，首先抢滩，把自己当作圣诞老人，四十年在台湾辛苦的积蓄，全部挥洒一空，以补偿时空相隔的怀念。
但是，真情并未如预期换来真意，大陆人需索无度，不能相互体谅的做法，让人吃惊。而以后的探亲人潮，在大陆却像碰到拦路虎，非把你洗劫一空不可。到现在，对台湾人来说，探亲如一场梦魇。
台湾人到大陆做生意也一样，在过了蜜月期之后，大陆人好像吃定台湾人，无所不用其极，弄得台湾人不得不步步为营。〔5〕
把探亲描写成“如一场梦魇”，邱彰的说法无疑是片面的。返乡探亲运动的积极意义当然不容抹杀，但是在受众选择性心理机制的作用下片面的认知往往会经过集体鼓噪之后成为社会记忆。从一个侧面也说明，这种甫一接触所产生的对大陆的片面认知，在普遍怀有敌意的环境里极易形成扩散，对“大陆形象”建构无疑是莫大的伤害。它形成的效应，“许多想家想了四十年的外省人，在梦想实现后，可能会发现他们最终要回的家竟是台湾。”〔6〕
第三阶段，深入交流期（90年代-2008年前后）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两岸社会向着不同的方向演进。台湾通过开放报禁党禁，迈向政治民主化，虽然在统独矛盾指引下陷入无休止的蓝绿恶斗，但对民主的坚持却也坚定不移；与此同时，中国大陆也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期间虽有“六四动乱”的干扰，但是改革开放的进程得以继续与深入，经过三四十年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为世人所瞩目的巨大成就。而两岸关系方面，互动交流在经贸文化宗教教育新闻等各领域里逐步展开。台商和“台干”、“台生”、“台记”以及到大陆深度游的台湾观光客纷纷涌入，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长的时间在大陆生活，有深度接触大陆社会的机会。他们把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逐渐产生了一批反映大陆社会现实的作品，如台湾时报副总编辑张自强（外号“张郎”）《大陆妙事多》、赵怡《千里如斯赵怡两岸札记》、万瑞君《欲望中国——你应该瞭解的新中国人》、方木几《浪尖上的台商——一个台湾人十年目睹大陆司法之怪现状》、林志升《从中国大陆出逃》、米兰《上海怎么待啊？》、傅主席《去他的北京》、王铭义《北京·光华路甲9号驻京采访札记》、赵慕嵩《台湾人在北京》、陈彬《移民上海》、吴建华主编《新台湾之子在大陆——台校人跨两岸的生活故事》。
1990年代之初，台客的四万台币月薪约略是大陆市民收入的一二十倍以上。于是，腰缠十万贯的台湾客，在大陆各省博得了“呆胞”的浑名。当他们回到台湾，也带回了“阿陆仔”的搜奇轶事。大陆厕所没有门、大陆人上厕所不关门、大陆人上厕所不用卫生纸、大陆人偷鸡摸狗……。总之，大陆物质匮乏、生活水平低落、素质低下，成为台湾社会的口碑和“共识”。这些看起来一点都不“政治”的日常故事，仍旧散发着反共神话的光芒。“阿陆仔”、“死阿陆”之名，在以福佬人为主体的台商、台干之间流传多年。这些带着歧视的戏谑“黑话”，一直停留在口耳相传的次文化群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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