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行政院”发布《基本工资暂行办法》，将“基本工资”而非“最低工资”明定每月新台币600元，是台湾首次以行政命令规定全台一致性的“不二价工资”。历经将近廿年之后，1984年正式完成法制化实施的《劳动基准法》第21条规定：“工资由劳雇双方议定之。但不得低于基本工资。”使“基本工资”“市场薪资”两相正式“脱钩”，而且劳动方比较雇用方更有优势决策权。
1988年，“行政院”劳工委员会通过《基本工资审议办法》之后，制定“基本工资”的相关政策，并开始逐年审议调整，在今天ILO会员既有实施“最低工资”的67个国家中，迄无任何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年年审议调整”其最低工资，绝大多数国家或经济体必须要在“遭遇重大经社变动时”乃会着手“紧急采行应变措施方式”调适。惟在台湾于1997年调整至每月新台币15,840元过后，因为懔于亚洲金融风暴、台湾产业大量外移等影响，直至2007年为止，有将近十年不曾调整过“基本工资”。
依据国际劳动组织ILO的政策研究分析，联合国会员定有最低工资法制的67个国家中，绝大多数“最低工资水准”的订定准据，乃依各该国家每人年均所得水准(即市场薪资的总平均值)的若干成数，设定各该国家社会之最低工资标准，就67国家整体总合比较来看，其采取最高标的20%国家与最低标国家的差距，竟然落差相距大到21倍之多，纵观言，高标国家是以人均所得的75%水准设定，而低标国家则是以23%为设定各该国家社会的“最低工资水准”。
准此方式来参照看比台湾现况，则市场所应该准照设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应该已是介于台湾每人年均所得水准(即市场薪资的总平均值)的69%~79%之间，已经达到了相对联合国会员国的中上高位水准，倘2023年续再向上调升3%以上，则此占比将达70%~73%，直逼全世界采行“最低工资”最高标“国家定位”。
当今天政府与民间为“基本工资”喋喋不休争执不已时，从宏观经济学理则看究竟该抢救“市场薪资”还是“基本工资”，应该先行厘清：早在60年代经济起飞以前，台湾公开“市场薪资”与官定“基本工资”两者之间，就已经完全脱钩：“市场薪资”乃跟随经济成长而成长，“基本工资”则悉由政府官方决定，其状况一如台湾土地市场的“市价”与“公告地价”之不同。
争取劳动“市场薪资”水准的提升，与要求政府运作刚性公权力调高“基本工资”水准，根本是台湾经济学上的两码子事。劳工团体年年一再要求政府大幅调涨基本工资，无非是冀望用政治威势强压经济专业理则，恐怕是严重刺偏矛头的行动谬误。
事实上，近几年，即连美国尚在采行最低工资制（minimum wage mechanism）的几个州政府，也在掀动检讨“最低工资”制度强制性效能效率的良否存废问题；美国及其他西方社会的“最低工资制”，本质上与台湾“基本工资制”之作为劳动市场的市场薪资“基线价格水准”之刚性不二价铁律意涵，应该根本不相同；绝大多数学者专家都认知，采行“最低工资制度”本身是为维系“基本生活条件”的“给付工资底线水准”，其所映现的社会象征意义，其实远大于经济实质价值。原始制定最低工资的旨意，无非在于作为劳动力的基本生活水准抵抗线(buffer line)，保障其能拥有最起码的下限生活条件，但是在美国若干州政府历经整个世纪实施“最低工资”机制结果，除炮制出更多“边际劳动力”(marginal labor forces)，甚至于沦落成为“社会就业的绝缘体者”外，几乎没有任何经济社会的正向价值，也毫无经济社会正向发展意义存在，亦因此各该州政府与民间已渐普遍共识认为：“最低工资制”“废弃之，有何不可？”
年年“基本工资”调涨造成台湾严重劳资对立
2007年，在劳工团体的强势抗议与诉求下，时任“劳委会主委”李应元公开表态“支持调涨”“基本工资”，决定2007年7月1日将“基本工资”调涨9%至17280元、时薪则纳入比照“假日工时制”，从66元大幅上升至95元，这也是陈水扁政府任内唯一一次巨幅调涨基本薪资。
2008年马英九政府，因遭遇世界金融海啸危机，台湾经济不景气，许多企业祭出无薪假因应，“基本工资”的“年年调涨”惯性也就被暂停打破了。
2010年，时任“劳动部”部长王如玄表示，因为每年的“基本工资”审议都造成严重的劳资对立，因此将“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的审议成员的组成由原本的官方占多数情况，改由劳、资、政三方各7位代表议决，并将会议结果上呈“行政院”，由“行政院”核定公告后实施。
2014年8月29日，“劳动部”宣布“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将改为每季召开一次，并成立专案小组，除了劳资双方、委员外，亦将各推派专家学者，针对当前经济情势交换意见。“劳动部长”陈雄文表示，将修改“基本工资审议办法”规定，增订设置专案小组，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的专案小组，则类似“智库”角色。
全球化与产业外移造成“市场薪资”更难涨
在这一彻底讨好劳动方的“非经济决策”下，台湾不但打破了ILO会员非在“遭遇重大经社变动时”不轻易调动“最低工资”机制之原则，更将审议调涨期程改为全世界无人采行的“每季调涨制”，彻底摧毁台湾投资营运环境条件。
基本工资连续7年调涨，从2016年的20008元调涨至2023年为26400元，累计调涨幅度破31%，让基层劳工获得基本工资保障，不过，直接受益可能仅2成基层劳工，因为根据“主计总处”统计显示，若考量物价因素后，2016年实质经常性薪资从39304至2023年为41538，7年来仅增加2234元，换算下来，每月实质薪资仅年增319元，以当前物价看，等于每月多出来的薪资只能多买3个排骨便当。
根据“主计总处”最新统计显示，全体受雇劳工经常性薪资为45306元，7年来累计调涨6269元、幅度为16%，不过，根据“劳动部”日前统计，基本月薪受益人数约175万人及基本时薪受益人有58万人，简言之，16%很大一部分是基本工资贡献，加上考量通膨因素，说明为何近8成受雇员工感受不到薪资成长的主因。
“基本工资”飙涨被物价飙涨完全冲销
不过参照日本智库机构的研究发现：采行“月薪制”的薪资水准每调涨4%，则事实等同于“时薪制”之调涨12%；准此推计既往七年，台湾采“月薪制”的“基本工资”累计调涨16%，相当于“时薪制”薪资调涨了极其惊人的48%。
但是台湾的普遍劳动力竟然对此“毫无所感”；细究背后的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基本工资”年年大幅调涨，对台湾物价普遍大幅涨升的带动效应的确异常显着；另一方面是，美国大印钞大撒币及疯狂超额发行美债肇致全球超级通货膨胀的波及效应使然。这两方面效应，已基本上回过头来抵销了“基本工资”调涨经济效果。
然则近2年CPI高涨，不是消费需求拉抬，而是俄乌战争、供应链失调所致，当生产成本高涨，企业经营会更辛苦，要帮员工“全面调薪”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台湾2021年、2022年经济成长率分别为6.53%、2.35%，劳工藉此质疑政府，为什么经济成长的果实，没分配到薪资调整上；但客观环境条件看，台湾薪资调涨之不易，最大症结所在是，台湾接单、海外生产模式下，生产机会都在海外，工商企业厂商就必须把部分资源分配出去。
台湾劳工高度偏好现行“基本工资月薪制”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危机之后十年，台湾“基本工资”一直没有调整过，但自2007年6月22日发布的“基本工资”调整计划，却做了一次极大突破的革命性机制变革：祇有每月及每小时“基本工资”，等同于台湾此后对本资外资企业机构都一致祇采行实施“月薪制”“时薪制”两种可选用薪资给付方式，而实质废弃了1997年之前既有的“日薪制”。
也就是说，自2007年起，台湾经济社会的机构组织的所有薪资给付机制体制，正式与世界绝大多数制定有“基本工资制”“最低工资制”基准国家所普遍采行“日薪制”“时薪制”机制者大所迥异：在全球格局中，尤其是西方先进社会，根本再也找不到哪一个国家还像台湾一样实施“月薪制”的了。
台湾劳动力高度偏好现行“月薪制”基本工资机制的根本原因：“月薪制”是劳雇之间的薪资给付本质就是“包月一次拢总整付薪资制”(lump sum pay by month)，根本不计较一月之间究竟上了几天工、上了几小时工，究竟休了几天假、休了几小时假；乍看起来好似有一点相当于欧盟等国家社会的“包工制”，但事实上，台湾现行的“月薪制”，根本没有任何“责任制”的意涵在内，尤其在“劳动部”及“劳动部”的所有部聘谘询委员之间，几乎都一致坚决反对台湾采行实施，甚至于根本刚性禁绝民间企业厂商采行“责任制”。
有薪假太多太频繁挫败台湾企业家精神
在这样情境下，“月薪制”里头，给薪与“未量化之工作范围与应负责任”间，并不存在任何函数关系机制在内，也就是说，每个月拿多少钱与该做多少事无关。这也就造成，在台湾的劳工仅祇关心“今年究竟可放多少假？”“连假有几天”“会有多少不可抗力天灾地变可休假？”而为之欢欣鼓舞？
今天在台湾，正因为刚性规定的有薪假太滥太多太频繁，正极其严重也极其严肃地挫败了越来越发稀缺的“台湾企业家精神”。
这类事，在西方社会劳雇双方因“日薪制”“时薪制”本身具有的两面刃效应，彼此利害与共；西方社会当然是绝对难以想像，类似台湾这种“月薪制”所可能存在独有的这种“祇有单方受害单方得益”的无常世界状况。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3年9月号，总第30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