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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粹主义在台湾或可称为一种“大声公众”的政治 |
中评社╱题：“大声公众”的政治——台湾民粹主义的辨识、演化及其显性后果 作者：林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台湾民粹主义的辨识涉及现象与概念问题，既要放到台湾政治发展的进程中进行历史性考察，也应还原到台湾社会与政治的内在冲突中进行结构性考察，因此历史社会学的分析路径至关重要。在台湾，民粹主义或可称为一种“大声公众”的政治，它的进阶之路经历了准备、合作、争夺与更替等四个重要阶段，展现了民粹主义深嵌台湾政治生活的全过程。而在经历了近40年民粹主义政治的侵扰后，台湾社会正面临一系列破坏性后果，如民主政治出现异化、政党格局面临解构、两岸关系不确定性增加等。
民粹主义是台湾地区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面向，是观察纷乱躁动的台湾政局的独特窗口。自解严以来，台湾社会因选举与党争而高度政治化，因蓝绿分野而严重割裂，尤其是出现了一种对社会公共议题高度关注并无法停止大声争辩的“大声公众”〔1〕。在台湾，所谓“大声公众”既是自由化、民主化的产物，也是政治精英谋划、操弄的结果；它既是广场、街头与大众传媒上争先发言的具体民众，也是一种关于公共生活的政治隐喻，意味着众声喧哗的民粹主义政治的出现。民粹主义在台湾有着巨大的政治能量，不仅在野党为争取政治资源与政治机会而利用“大声公众”制造“噪音政治”，而且执政者为确保合法性和击败对手，也常常依赖民粹主义的政治策略。要认识台湾民粹主义及其与政治实践的复杂关系，有必要从一些重要而基本的问题开始。
一，台湾民粹主义的界定与辨识
一直以来，西方学界对民粹主义问题进行过非常广泛的研究，虽然仍然缺乏足够的共识，但是依托多年研究所建构的认知规范和知识体系，西方学者不仅解析了西方内部的民粹主义现象，也对非西方国家与地区是否存在民粹主义的问题进行了裁定。一部分学者（如保罗·塔格特等）专注于西方内部的政治分析，认为民粹主义现象只存在于民主成熟的西方国家，非西方世界缺乏相似的历史经验、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而不存在民粹主义。而另一些学者则将民粹主义也用于理解拉美、亚洲甚至非洲的社会政治现象，如以塞亚·伯林认为民粹主义发生于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现代化过程的不同社会之中，是指具有不同观点的人设法以大多数人的名义说话。〔2〕爱德华·希尔斯力图以民粹主义为工具推进一种明确的比较研究，认为民粹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出现了全球化的知识团体。〔3〕卡斯·穆德则认为在民粹主义的三个主要地区（北美、欧洲和拉美）之外，其他地区也可能出现民粹主义现象，“在发展中的民主政体中，尤其是东南亚、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民粹主义正在成长，虽然民粹主义者在东南亚的事业相对短暂和不成功”。〔4〕这些学者认为民粹主义现象无所不在，是一种普遍性的政治经验，任何形式的政治体系都可能出现民粹政治的情况。
毫无疑问，我们在考察台湾地区的政治现象时，首先应出的问题是“台湾民粹主义”的概念是否存在？本文认同民粹主义是一种普遍性的政治经验的观点，认为民粹主义的现象并非欧洲国家独存，“民粹政治现象只是‘程度’问题，并非‘有无’的问题”。〔5〕所谓“台湾民粹主义”的概念是存在的，它具有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的支撑，即一方面符合民粹主义的一般判定理论，另一方面产生自台湾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政治经验。
就前者而言，得益于西方学者理论成果的启示与引入，台湾学者在解读台湾的政治现象时找到了民粹主义的分析工具。例如欧尼斯特·拉克劳曾提出一种具有左翼色彩的理论，认为民粹主义是精英阶层的思想意识，当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企图建立霸权地位但又做不到时，就会直接求助于广大民众。〔6〕玛格丽特·卡农范则对民粹主义的界定和分类进行了最为经典的研究，她认为民粹主义是指被人民广泛喜爱与支持的一种政治行为，其核心价值是跳过代议政治的界线，由领导者直接诉诸民意的一种方式，她还将民粹主义运动细分为七种类型，其中三种属于以农民为主的民粹主义，四种属于政治性的民粹主义。〔7〕这类理论建构对台湾民粹主义的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两岸学者均认为民粹主义框架可以用来解释台湾解严后的民主转型，因为台湾民粹主义具备了民粹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和基本特征。
就后者而言，台湾民主转型的独特经历为研究台湾民粹主义提供了丰富素材。虽然几乎没有西方学者专门讨论过台湾地区的民粹政治现象，但在东南亚的广义视域下，台湾地区大体也算其中一员，卡斯·穆德关于民粹主义在东南亚地区正在成长的概括应该也涵盖台湾。相对而言，两岸学者的研究则较为充分。大陆学者郭中军参照了卡农范的分类，对台湾民主转型以来的历史经验进行梳理，将台湾民粹主义归类为政治性民粹主义甚至更具体的政治家的民粹主义。〔8〕台湾学者邓志松则根据卡农范的研究和台湾的现实，将民粹主义定义为“人民对制度化、精英统治、主流价值、既有权力结构的挑战”。〔9〕这种试图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上检视台湾民粹主义的研究，其实在更早关注民粹主义的台湾学者那里已有体现，王振寰和钱永祥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指出，直接诉求民意认可的民主观实质上就是民粹主义，它“足以动员一个缺乏固定体制形貌的‘人民’、提供‘同意’所涵蕴的民主正当性的政权”，两位学者进而用“民粹威权政体”来概括台湾政治转型后的李登辉当局，认为台湾的政治转型“会在这个阶段以召唤人民、建立民粹威权政体的方式呈现”。〔10〕他们将威权政治、“台湾民族主义”、“新国家”建构（“台独”）、选举动员、政党竞争等转型前后的重要政治面向串联起来，设定了此后的台湾民粹政治的底色。
与此同时，一些批判意识更为突出的台湾学者将台湾民主实践的品质与民粹主义直接联系起来，如黄光国认为台湾民粹政治的实质是政治人物以民主之名，行多数暴力之实。〔11〕江宜桦的观点与其相似，认为民粹主义是“以民意支持之名，行独裁统治之实的统治风格”。〔12〕彭怀恩将政治精英借用“民主”名义扩张自己权力的运作称为民粹主义。〔13〕林毓生认为台湾民粹主义利用民主形式的建立、扩张、运作来提供反民主的根据。〔14〕陈毓钧则从比较的角度指出，台湾地区所展现的民粹力量，与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民粹主义一样，都具有反智识、反精英、本土偏狭、排外情结、暴躁急进、群众民主等特征。〔15〕以上学者是基于对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台湾政治的观察而进行的批判，他们相信在台湾从威权走向民主的历程中，民粹主义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根据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逻辑，台湾在其关键性的历史转捩点所奠定的民粹政治形态，必然影响甚至主导着此后的台湾政治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为解释21世纪以来台湾政治的民粹化问题提供了历史理路。
为了进一步辨识台湾民粹主义的概念与现象，历史社会学的分析范式也极有帮助。历史社会学是19、20世纪之交出现，直到70年代才最终形成的方法论体系，它由两种研究范式构成，一种是韦伯代表的“社会科学的历史化”，即提炼或运用社会科学概念与方法，理解和阐释独特的历史过程与现象；另一种是涂尔干代表的“历史的社会科学化”，即在纷繁复杂的历史实践中发现不变的“社会事实”、因果法则和本质规则。〔16〕邓尼斯·史密斯用一个简洁的定义对这两种范式进行了概括，他认为“历史社会学是对过去进行研究，目的在于探寻社会是如何运作与变迁的”。〔17〕具体到民粹主义的比较研究中，台湾地区无疑是一个素材极其丰富的典型案例，台湾民粹主义是一个历史形成的社会/政治现象，一般来说它是一个政治学范畴内的研究问题，但它的研究范式应该借鉴历史社会学的理念，即这一政治研究需要有明确的历史学意识与社会学意识，在方法论上应融贯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
因此，对于台湾民粹主义的研究一方面应该放到台湾地区民主化进程中进行历史性考察，即关注民主化与民粹主义的相互交织。台湾民主转型的发动极大程度上依赖了省籍动员、族群政治的路径，钱永祥认为，台湾民主运动弃绝了自由主义-宪政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运动的“进步”成分，其任何诉求都局限在台湾本身的时空之中，是一套特殊主义的、地方主义的、以悲情与妒恨为基本色调的论述，〔18〕很显然，这类论述内含的不满情绪直接催生了民粹主义。另一方面，台湾民粹主义的研究应该还原到台湾社会与政治的整体形态中进行结构性考察，即强调政治/社会结构中精英与民众的互动关系以及台湾社会的冲突对抗性。王振寰认为90年代的台湾“民粹威权主义”不是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建立起来的，而是在于民进党危险而颠覆性的理念推动的（即所谓“台独”、“新国家”或“台湾民族主义”），并且“相当程度上是透过李登辉以民族-民粹的召唤，来巩固政治统治的正当性”，〔19〕因此，民粹主义首先成为“台独”分子追求其政治目的而召唤“人民”的工具。
将以上历史维度和结构维度的考察整合起来，大致可以建立一个关于台湾民粹主义的历史社会学分析范式，其现实价值在于揭示了这样一种事实，即台湾以选举为中心的所谓民主政治是一个延续至今的历史性进程，对抗冲突是这一进程中的基本面貌，民粹主义是台湾不断走向对抗冲突的选举民主的必然产物。
二，“大声公众”的政治效应：民粹主义在台湾的进阶之路
自解严以来，选举与党争为台湾社会带来了普遍的政治化和过度的政治动员，这一政治过程导致了“大声公众”的不断涌现。“大声公众”的政治是一种民粹政治，它使得台湾社会混乱冲突、喧闹浮躁，政治被功利和算计包围，社会充满戾气与怨气。时至今日，民粹主义已经深深嵌入当代台湾政治，人们通过历史社会学的观察视角，可以探知台湾民粹主义的政治进阶之路，以及它与台湾政治结构变迁之间的内在关联。
1，台湾民粹主义“前史”：党外反对运动的政治遗产
民粹主义一词在台湾公共舆论中出现，最早是黄纪在1980年发表的“无党籍人士的竞选言论策略”一文中，该文批评无党籍政治人物制造议题形成媒体事件，走民粹主义道路。〔20〕在台湾的戒严时期，虽然蒋介石和蒋经国曾誓言要追求民主或坚守民主阵营，虽然国民党当局自五十年代初已经有限开放了地方选举和“中央民代”、“立法委员”的增补选，但是戒严令解除之前的台湾并无民主政治的真正实践，民众在政治、社会等诸方面是缄默无声的，大众政治的时代远未到来，因而民粹主义还无从谈起。事实上，在威权主义的政治高压之下，党外反对运动的挑战极其软弱，更无法提供民粹主义所需要的持续、深入而广泛的社会动员。
然而，要理解台湾社会何以在解严之后迅速进入“民粹主义狂飙期”〔21〕，并且直到进入21世纪也难以摆脱民粹主义的纠缠，应该探析党外反对运动的历史源流。台湾民粹主义不仅是“美丽岛”事件后党外力量集结与动员的结果，更是继承了整个戒严时期党外反对运动的政治遗产。这份遗产包括三个重要的方面。一是自下而上的抗争方式。戒严时期的党外运动称不上是一种广泛意义的民众运动，充其量只是一种自由派知识分子运动，但它的反抗性是极其鲜明的，自下而上的运动路径也十分清晰。国民党威权统治的封闭性与排斥性造成了“外省人vs本省人”的纵向等级架构，党外反对力量站在体制外和本省人的立场上，自下而上地提出民主诉求，这种抗争方式在解严之后发展为自下而上动员中下层民众的竞选模式。二是从乡土意识、台湾意识到“台独”意识的民粹议题。“国民党的威权控制、大中国体制、限制民众参与政治的政策，使得反对运动的民主要求，同时含有了台湾化（台湾人参与中央级政治）与民主化的双重意义。”〔22〕为了反对国民党的威权体制，反对运动人士利用“台湾人”的政治符号，“透过有限开放的制度管道或体制外的非制度性抗争，对抗‘外省人’政权”。〔23〕民进党继承了反对运动的本土主义衣钵，但更为激烈极端，它将台湾意识发展为“台独”意识，使得“统独”争议成为台湾民粹政治的核心议题。第三，发掘了大众政治参与的实践场所。党外运动较多地通过杂志、书籍等文化渠道传播理念，但街头政治也同时出现。“1970年代为因应一个出口导向的经济而大力新建或更新的都市街道，意外地提供了新政治发展的行动舞台”，〔24〕而80年代随着各类选举的逐渐增多，选举场合成为许多民众表达政治见解的唯一场合，国民党对反政府活动与言论大加镇压，但是对选举场合的一些批判政见却无法全部打压。台湾学者庄雅仲认为，“选举场因此成为民主学习的街头教室，多年来隐藏于党外杂志批评文字之后的民主运动，开始在街头出现”。〔25〕循此路径，90年代的民进党为了与国民党竞争政治资源，十分依赖以游行、示威、静坐为形式的街头政治形式。
2，台湾民粹主义的“1.0”时代：国民党与民进党合打民粹牌（1988-2000）
台湾民粹主义是随着民主化进入政治场域的。80年代初开始，台湾政治自由化程度不断上升，社会议题日益公共化、普遍化和政治化，而民进党成立以后，社会改造运动逐渐与政党政治交织。〔26〕民进党有长期的草根政治经验，国民党在围堵党外反对运动过程中也见识到了大众政治的威力，再加上李登辉为了巩固其党内权力地位，急切地需要直接从民众那里获得合法性支持，因此解严之后，民粹主义同时获得了体制内外的实践机会，迅速进入了国民党与民进党合作共打民粹牌的狂飙时期。所谓的合作共打，是指在90年代的政治博弈中，民进党和国民党的李登辉不仅在“台独”理念上开始接近，而且在行动策略上也有共识，在利用民意方面互有呼应，民进党的民粹操作有经验优势，但李登辉当局则有执政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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