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台湾的最大自主空间只可能由平衡的涉外政策来实现。在强权之间游走并能选择与己有利的政策恰恰体现了最大的独立自主。台湾的自主性除了自身的政经实力，其自主政策选择的意志和高明始终是重要因素。两岸是战是和，是统是独，台湾的选择余地并不比大陆小，端看台湾如何处理和抉择。在处理中美两强关系里，台湾有所谓“两大之间难为小”的一面，同样也有“以小博大”的本钱和条件。蔡英文有所谓“棋手”之说，①但是如果一心谋求“台独”，则台湾始终只能成为美国的棋子。台湾成为棋手的唯一可能是采取比美国更加友好的两岸政策。因为在处理与中国大陆关系中，美台之间谁对大陆更加敌对，谁就更有可能为对方所利用。因为越是敌对，就越是需要迁就对方以争取同盟和奥援。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常常在国际关系中煽风点火、挑动他人敌对的原因，美国军舰穿越台海便是这样的居心。台湾破解棋子命运的最好办法就是维持与大陆的友善关系，让两岸化敌为友，实现和解。选择和解与合作，还会促进实现各方多赢的结果，历来是处理涉外关系的王道。
这方面最好的实例便是马英九时期的亲美、友日、和中政策。台湾既可藉此从日本获得“渔权”，又可以在中美之间游刃有余，获取最大政经实利和国际空间，并在2015年实现“习马会”。如果马英九的路线得以一直延续和发展，两岸很可能消除安全对抗，签署和平协议，实现制度化和解。可以想象在大陆“合情合理安排”下，台湾国际空间势必会有更为广阔的天地。这样的发展当然必须以“九二共识”和两岸合作为前提。一俟民进党执政，奉行一边倒的“台独”路线，无论是陈水扁时期的“急独”，还是蔡英文时期的“渐独”，台湾的外部空间立即被大大压缩，美国无论如何干预也改变不了这一趋势。必须看到，台湾外部空间的压缩不仅是因为大陆对“台独”的围堵，还因为“台独”完全依美路线促使台湾相对于美国的独立空间的根本萎缩。“台独”的主要政治后果就是立即走到台湾独立的反面，促使台湾完全成为外部强权的附庸。一旦“台独”大功告成，即是台湾独立性的完全丧失。更为可怕的是，届时台湾势将成为所有反华遏华的外部势力更好利用的砝码和工具，台湾的“乌克兰化”势将成为现实的可能，两岸之间将永无宁日。这种情景是大陆决然不会接受的。
“台独”路线的不二法门便是拉紧美台安全和外事合作，美国当前的遏华政策与“渐独”路线高度契合，相互利用如鱼得水。这两年美台在关系立法、官员往来、情报军工战略等方面的合作逐步强化和公开化。当“台独”窃喜“渐独”得计时，却不知看在大陆眼里，便是日益感到“台独”距离两岸关系红线日益接近，迫使大陆一方面千方百计迟滞两岸摊牌，一方面加紧军事斗争准备。美国数年前开始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企图利用南海纷争将中国赶出南海，其结果是中国的严厉反制和对南海岛礁更为严紧的控制。同样，台美近年来更密切的安全合作所导致的，便是大陆加紧对台形成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和开展更为迫切的军事斗争准备。大陆的外交封堵持续不断，舰机开始绕岛巡航，“武统”压力逐步升高，大陆并通过外交和国防官员当面向美国清楚传达决心和意志②。试问，“台独”经陈、蔡执政的两番折腾是更加成功了，还是更加凶险了？南海周边诸国早已看穿美国的伎俩和底牌，选择与大陆合作；整个亚太地区，独有民进党执政当局执迷不悟。“九合一”选举刚刚过去，如果民进党不能从路线上加以反思，而是继续当前的政策，就只能进一步沦为美国鹰派唾手可得的好牌。美台军事合作的逐步升级随时可能将台海带入危险局面。在经济上，台湾在上世纪蒋经国时期的经济腾飞得益于中美关系缓和与随之而来的台海和平。今天，台湾如果始终不能打破“台独”魔咒、实现两岸和解，就很难大规模吸引外资，实现经济复兴。
四、两岸合作是解决两岸问题的唯一理性选择；中华传统智慧是两岸用之不竭的宝贵源泉
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里，已经不存在絶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实体，任何政经主体都不能不受国际法和国际合作的约束。维护以主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为了防止强权对弱小的霸凌和控制。但主权独立的另一项意义，便是让主权实体可以按照自身利益和需要自由地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这样的合作总是以接受双边、多边和全球性制度安排的限制为前提。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制度合作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各类主权安排也越来越灵活。在世界贸易组织遭遇美国扺制时，各种双边和地区性制度安排纷纷涌现。美国“退群”也只是为了更为利己地“建群”。在欧洲，为了避免两次世界大战的灾祸重演，各国打破传统主权观念、交出大量国家主权结成欧盟。③其外溢的效果使欧洲某些传统的领土主权纷争也因此而消于无形。北爱尔兰的分离主义运动曾经是英国上世纪长达30多年最大的安全难题和恐怖主义根源，正是欧盟体制实施人员和商品的无边界自由流动，帮助北爱和平协议顺利落实，最终让英爱双方的纷争得以彻底化解。现在英国脱欧，北爱边界问题重新浮现（苏格兰和直布罗陀的主权问题也同时浮出台面），成为脱欧的最大阻碍，让英国人措手不及。大陆大力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提出以合情合理办法解决台湾国际空间关切，恰与当年欧盟环境下英国北爱问题的根本化解有异曲同工之妙。台湾有必要打破在主权问题上的教条思维④，接受维护现状的“九二共识”，认真探讨两岸政治谈判与两岸和解。实践证明，现实世界各类难题无论有多严重，相互包容、互利合作始终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分离、敌视、对抗只能使问题更加严重，并在问题最终不得不通过合作来解决前付出更多代价。
在主权问题上，中共历代领袖既是民族利益和民族主权的最坚决维护者，也是最为开明的思想解放者。共产党人以消灭主权国家、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观念上并无絶对的教条。大陆能以“一国两制”妥善处理港澳问题，也一定能以更为开放包容的态度探索两岸问题的解决。经历数千年的磨难和发展，现代中国人对国家统一的追求更多出自民族情感、民族尊严和民族大义，并无西方人强烈的掠夺占有式的功利心。在处理主权问题上，两岸不仅可以从全球化时代国际制度合作中获得启发，更可以从中华传统制度文化里汲取涵养和智慧。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可以从共产党人开阔的国家观念里去寻找，更需要从中华民族历史传统里去获得。
历史地看，“一国两制”的产生其来有自，并非当代中国人首创。中国历朝历代多有“一国两制”甚至“一国多制”的实例，政权制度上的丰富多元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所罕见的。古代中国所实行的管治权体系高度灵活，并按地理和文化维度由近及远逐步增强灵活性。华夏民族自夏商代即有“五服”之制⑤，诸部在贡赋服役、文教武卫等方面的权利义务均依内外远近而有区别对待；絶不像近代西方主权观念和制度，非此即彼，非敌即友。西周王朝在边陲地区即建立诸侯国，所谓“封建亲戚”，“以藩屏周”⑥。汉代实行“郡国”并行制，中央直接管辖的郡与诸侯封国并行，封国拥有极高自治权。唐代的羁縻府州也几乎享有完全独立治权。及至明代的羁縻卫所和土司，和清代的藩部及土司，依然高度自治，但中央政府对其管辖权干预逐步有所增强。“改土归流”自明末开始，至清代雍正朝才基本完成西南边疆地区政权建设，但“土司”的自治管辖权并没有被完全剥夺。一些边疆地区往往经历数百年的演变才逐步纳入完整的中央管治权之下。
这种宽松的管治权政策来自中国历代奉行的宽仁民族政策和藩属政策。华夏民族自春秋时期起就不主张以武力征伐不肯归服的少数民族。孔子明确反对以武力灭亡别人国家,提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⑦，并主张“兴灭国，继絶世”⑧。孔子的仁德主张成为历代王朝对边疆民族和藩属政策的思想基石。秦汉时期李斯、主父偃均反对秦始皇、汉武帝攻占和统治匈奴。东汉顺帝时期的尚书令虞诩在李斯、主父偃思想基础上提出“不臣异俗,羁縻而绥抚”⑨政策，基本为历代所遵循。
在经济上，历代王朝对边疆民族和藩属均奉行“厚往而薄来”⑩政策。汉朝起开始实行“朝贡册封”，皇帝赏赐的馈赠往往多于藩属的贡品。此一朝贡制度逐步发展为藩属国与中央王朝优惠性贸易往来制度。唐太宗李世民称“胡越一家”、对华夷“爱之如一”，并总结说“中国贵尚礼义，不灭人国”，“实不贪其土地，利其人畜”⑪。与近代西方国家对弱小落后民族的殖民掠夺相比，甚至与当代西方强权对待发展中国家的吝啬与自私相比，中国历代王朝显得更加慷慨和仁慈。
两岸如果以“一国两制”解决问题，当然不可能是古代边疆民族制度的复制，台湾同胞更不是边疆异族，外部环境也迥然有异。但古今“一国两制”所包含的宽和仁厚、民胞物与的精神则一脉相承。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在多次讲话中提到，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一国两制”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充分听取两岸各界意见建议，充分照顾台湾同胞的利益。显然，“一国两制”的具体实现形式是开放的而不是固定的，是一个需要两岸共同探讨、共同构建的过程，也必然会达至一个符合台湾同胞利益的结果。
注释：
①2018年5月20日，蔡英文在就职两周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世界或区域局势是一盘棋，我们当然也有资格，在这种棋局里面担任棋手、关键的角色。”
②2017年12月9日，中国驻美公使李克新在华盛顿告诉美国国会友人,“美国军舰扺达高雄之日,就是我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时”。2018年11月9日，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华盛顿出席中美第二轮外交安全高层对话会上，要求美方慎重妥善处理台湾问题，誓言：“如果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我们会像美国当年南北战争一样，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祖国统一。”
③参见基辛格《世界秩序》，2014年9月版。
④参阅拙作《“一国两制”台湾模式正解》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4年7月号；《两岸关系中的主权与治权-兼论一国两制台湾模式》，载于2017年3月31日中国评论新闻网。
⑤《尚书·禹贡》
⑥《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⑦《论语》季氏
⑧《论语》尧曰
⑨《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
⑩《礼记·中庸》
⑪《资治通鉴》卷195《唐纪11》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9年3月号，总第25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