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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广东和江苏的大陆台商历年投资金额增长情况（单位：百万美元）。数据来源：台湾“经济部”投审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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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台湾对大陆（不包括港澳地区）、香港和全球贸易顺差情况。数据来源：台湾经济部“主计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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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台湾对香港和澳门的相互投资情况。数据来源：台湾“海关”统计数据 |
中评社╱题：为台湾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提供跨区治理型政策安排 作者：李应博（北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台湾研究院副教授、两岸创新战略合作研究中心副主任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是国家制定的一项重大的区域发展战略。今年2月18日，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是指导大湾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的纲领性文件。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增进港澳同胞福祉，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可以说，这些政策目标展现了一幅国家富强统一的宏大卷帙。台湾藉由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重大机遇和发展空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也必将意义深远。
“港澳台”的称呼由来已久，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的统称，因为三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上有诸多类似，有别于大陆（内地）。特别行政区是中国为以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和台湾问题而设立的特殊的地方行政区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条例》（1982）指出：特别行政区（SAR）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域范围内设立的，享有特殊法律地位、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地方行政区域”。这表明了港澳台特殊的行政区属关系与地位，也体现了三个地区的相近性。
一、粤港澳大湾区是台资企业和两岸贸易投资的密集区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粤港澳湾区基本上涵盖了原来的珠三角9+2的地理范围。湾区目前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人口7000万。2017年经济总量达到10万亿元。如果比较全球其它三大湾区经济指标，除人均GDP（2万美元，排名第四）和第三产业比重（52.1%，排名第四）之外，包括人口，GDP总量及其占全国比例、货物吞度量、大学数量等几项指标均排名在第一或第二位置。
1、广东与台湾经济产业关系
在大陆台商投资地区排名中，投资金额江苏排名第一，广东排名第二。但是投资总件数，广东省仍排名第一。事实上，广东是台资企业来大陆发展得最早，也是最重要的集聚区之一。图1显示：2000年以前，广东省投资金额一直高于江苏省。2000年以后，大陆台商开始快速向长三角迁移。这与江苏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快速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布局密切相关。
2018年TEEMA报告中显示，台商对大陆城市竞争力的排名打分中，深圳、广州为第三和第四。佛山排名21，东莞排名26，惠州排名46，珠海排名49，中山排名53。江门排名64。而2018年大陆台商极力推荐的前十个投资城市中，粤港澳大湾区的确无一上榜；相反，前十劣城市中，东莞厚街和东莞长安却是榜上有名。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变化。江门、中山、东莞市区、惠州、深圳宝安、东莞虎门则在2018年台商推荐度评分上升最快。部分地反映了台商有意愿回流到广东部分地区的趋势。
2、港澳与台湾的经济产业关系
香港和澳门在台湾对外的贸易和投资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图2可以看出：台湾对大陆（不包括港澳地区）和香港的贸易顺差近些年来一直呈现出较快增长。香港对创造台湾贸易顺差贡献大约占台湾总的贸易顺差7-8个百分点。
图3显示：台港相互投资时间开始较早。在200年以前，香港对台湾的投资一直高于台湾对香港的投资。之后相互投资开始进入热络期，也有在一些年份台湾对港投资数量较大。相比之下，台湾与澳门的相互投资有些“冷清”。受制于澳门地域空间和产业结构单一，台湾对澳门投资只是星星点点，但是澳门对台湾投资在近几年也呈现出了增加态势。
二、深化台资企业和台湾同胞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渠道与机制
在《纲要》中，国家对粤港澳湾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和优质生活圈给予了高度关注。事实上，台资企业本身就一直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的重要成员。我们近期开展了在香港和澳门地区的调研，谈及对与广东地区的台湾企业对接意愿时，香港总商会和澳门中小企业协进会的众多企业表示：他们非常希望能够建立与广东台商的合作交流渠道。其原因不仅是基于产业和经济合作动机，更多的是希望能够通过与台商对接，瞭解内地营商环境，学习运营经验。
首先，科技产业、金融是重要载体。《纲要》中明确提出粤港澳大湾区要建立现代产业体系。这其中既包括先进制造业（如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慧与传统制造业结合），也包括新兴服务业（数字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医疗卫生、教育服务和旅游休闲产业）。这些领域恰是台资企业下一步着重转型升级发展的重要目标，在一些关键领域台资企业也具备相当多的研发能力和产业运作能力。缺乏辗转型资金一直是困扰台资中小企业的难题之一。通过港澳金融资本与广东台资企业的对接，既可以继续发挥香港金融中心的作用，推动资本跨境合作；同时也可以有效帮助台资企业升级。可谓一举两得。
其次，发挥台湾文化创意优势，推动澳门旅游业发展。我们调研发现，澳门旅游资源很丰富，但旅游衍生品和旅游规划不尽人意。澳门餐饮业与旅游业的整合力度也不够。澳门相关机构向我们回馈说，澳门旅游禀赋很好，但急需专业的人才和品牌化的企业进行开发经营。因此，澳门旅游呈现出的样貌太单一。相反，台湾在这方面是颇具优势的。如果能搭建台湾文化创意人才在澳门发展的平台和渠道，势必对澳门产业多元化发展以及融入湾区总体产业生态发挥积极作用。
第三，加强港澳台高校与广东高校的合作。《纲要》中明确了教育、文化、旅游、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生活圈的定义。在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方面，要在大湾区建立教育实训基地，鼓励联合办学，加强基础教育。对此，台湾同胞可以与大陆居民以相同身份进入教育与培训体系，也可以与台湾青创园相互结合，为台湾青年人和专业技术人才提供发展平台。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港澳台文化产业基地，整合港澳台优质的文化资源，同时吸引台湾高校青年人才来湾区发展。
第四，让台湾同胞在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优质生活圈中拥有更多的获得感。我们知道，台湾在休闲养生产业方面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包括医疗照护、休闲养生等方面都有很好的经验。早在2010年我们在台湾高雄港进行调研访问时，高雄港就已经开始着手建立游艇经济和后市场化服务体系。现在澳门也在计画推动邮轮、游艇产业发展。两者恰是很好的合作伙伴，可以在开发高端旅游养生项目上加强合作。因此，可以全方位动员大陆台资，乃至台湾岛内休闲旅游企业，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寻找发展合作机会，构建多元包容的优质文化生态圈。
三、跨区治理型政策安排非常重要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的结构性政策安排。一是在制度设计上，推动“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是基本前提。二是在实践方案上，有很多精准化措施，落实到具体部门牵头执行。与此对应，在推动台湾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过程中，为台湾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设计跨区协同配合的机制和政策也相当必要。
一是建立多层次区域治理组织机构。从全球经验看，为解决政治分散化的问题，建立区域发展委员会、设置区域治理局以及建立跨区域公共政策联盟是三种不同的方式。区域委员会一般是实际问题导向的，是一个协调性常设机构。区域发展局大体类似于具有决策职能的政府部门，是一个面向发展规划的决策、执行机构。跨区域公共政策联盟是一个部门与公共智库联合的共同体，是一个为协调区内公共利益和公众福利而存在的松散型平台。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已经出台，下一步建立跨区域型治理机构势在必行。
二是跨地区利益分享机制。在粤港澳三地，目前仍部分地存在“大门开了，小门没开”的问题。这些“小门”，涉及到税收、海关、居民身份等若干项细化领域的政策衔接。2017年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38号文）规定的创业投资和天使投资的个人却仍不包括港澳台居民。这些试点地区包括京津冀、上海、广东、安徽、四川、武汉、西安和渖阳8个全面创新试验区和苏州工业园区。如此，税收分享机制在粤港澳地区无法实现，也直接制约了港澳台活跃的创新创业资本抵达广东等地。我们知道，2015年两岸签署了《海峡两岸避免双重课税及加强税务合作协议》，为两岸居民提供了税收便利。为推动跨地区创新创业融合发展，下一步需将粤港澳税务分享机制与两岸相关税务协议进行衔接。
三是身份认同问题。在我们开展的调研中，港澳地区的居民和企业很多都提出了同样的一个诉求，即：他们特别希望能够解决“身份”的问题。目前国家在税收优惠、科技中小企业、创业创新类等政策上面，都会有一条“在中国境内注册（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居民和企业”。当前，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显着增强。港澳台地区与内地的经济差距在不断缩小，内地发展空间巨大。因此，将港澳台地区纳入政策受益主体范围，会为港澳台居民融入国家发展创造更多的亲近感和主动性。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可为两岸互联互通、经济社会融合创造更多的腹地。
四、结语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推动者。“秉持同胞心、同理心、以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化育后人”，这对于两岸的当代人来说意义深远。我们需要不断深入思考台湾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机遇与制度安排，从跨区治理型的便利性、发展型政策视角出发，来考虑两岸问题，才能够于此有所贡献。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9年4月号，总第25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