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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两岸关系的最重要因素是政治和经济利益以及意识形态 |
中评社╱题：两岸关系运作方式中的谬误与迷思 作者：郝志东（澳门），澳门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
回顾与检视两岸对于《国统纲领》与“九二共识”的种种争议及后来的现实政治塑造，对于两岸关系的现实和未来发展有着借镜的作用。因此我们特编发澳门大学郝志东教授的文章，以期读者参考。
2020年7月30日，原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病逝于台湾。两岸媒体即刻开始了对李登辉的“盖棺论定”。大陆官方对李登辉评价一律负面。央视新闻评论说他是民族罪人。国台办发言人说台独是绝路，国家要统一。台湾政党对他的评价不一。民进党政府赞誉李登辉开创了台湾民主与自由之路，是“民主先生”，国民党则对李登辉毁誉参半：一方面承认他对台湾民主的贡献，另一方面认为他分裂了国民党、引入了黑金政治。
本人更关心的是两岸关系发展到今天这样势不两立，毫无回旋余地，李登辉到底有多大责任。抑或对今天的发展，大陆方面也难辞其咎。换句话说，关系不好，一定是双方都有责任。古典社会学理论的三个范式之一是社会互动理论（另外两个是结构功能和社会冲突理论），讲的主要就是人和人之间是如何互动的。其实一个政治实体和另外一个政治实体、国家和国家的互动也在遵循同样的规律。
本文将先介绍社会互动的理论。然后我们分别来看两岸在李登辉时期的《国统纲领》和“九二共识”上是如何攻防的，他们相互如何阐释、定义这些概念，并根据自己的阐释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最后我们来看互动双方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可以做哪些改进。我的主要观点是任何发展都是互动的结果，所以互动的双方都要检讨并克服自己在互动过程中的谬误与迷思，从而把两岸关系拉出目前的低谷。
一、社会互动的理论
社会互动的理论是以韦伯(Max Weber)、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布鲁默(Herbert Blumer)等为代表的阐释性社会学，或者说符号互动论或者象征互动论。如果说结构功能主义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释在双边关系中文化、意识形态、政治结构的功能，社会冲突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在双边关系中国家政治与经济的利益及其实力的作用，那么社会互动理论则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在双边关系中人和人的互动、政府和政府的互动如何促使双边关系变得和谐或者紧张。
具体来说，第一是人和人或者政府与政府之间有互动。比如大陆的学者和台湾的学者、大陆的国台办和台湾的陆委会、前者的海协会和后者的海基会、双方的媒体等等。第二是他们通过互动来定义自己面临的形势并给它赋予一定的意义。第三是这个互动的过程使他们建构起来一个社会现实，或者说这是一个“对现实的社会建构”。
对“现实”的阐释不同，所构建起来的“现实”也就不同，比如我们下面要讨论的《国统纲领》和“九二共识”就是这样。中共、国民党、民进党所构建的现实相互之间都有差别。之后这个现实对他们来说就是真实的，他们的行为便是建立在这个社会建构出来的现实之上，由此便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无论是积极的后果还是消极的后果，喜剧性的还是悲剧性的后果。
那么，如何阐释现实、构建现实、呈现现实，几乎和结构功能主义和冲突理论所处理的问题同等重要。下面我们来看两岸在《国统纲领》和“九二共识”问题上是如何解释、建构并呈现现实的。
二、两岸在《国统纲领》问题上的攻防战
在这个攻防战中，我们看到了双方如何解读当时的政治局面，如何回应对方的诉求。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回应的方式如果不同，效果就会很不相同，一些机会或许就不会在“一念之间”丧失掉。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对台政策从毛时代的“一定要‘武力’解放台湾”转到70年代末期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上来。这个方针既针对香港和澳门，也针对台湾。而中华民国政府则提出“一国良制”的方针对付“一国两制”：即“民主、自由和均富”的“良制”。
这个“一国良制”的方针继而在1991年形成了一个具体的《国家统一纲领》，我们简称《国统纲领》。其目标是“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其四大原则是⑴大陆与台湾都是中国的领土，所有的中国人都应力促国家的统一；⑵中国统一以全民福祉为依归，而非党派之争；⑶中国统一以发扬中华文化、维护人性尊严、保障基本人权、实践民主法治为宗旨；⑷中国统一应尊重台湾人民的权益，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原则下分阶段达成。
《国统纲领》提出了国家统一的三个阶段。近程是互惠交流阶段：⑴化解敌意，良性互动，不否定对方为政治实体；⑵建立中介机构，放宽各项限制；⑶大陆推动经济改革，逐步开放舆论，实行民主法治，台湾则加速宪政改革，推动国家建设；⑷和平解决一切争端，在国际上相互尊重，互不排斥。中程是互信合作阶段：⑴建立两岸官方沟通管道；⑵直接通邮、通航、通商；⑶协力互助参加国际组织与活动；⑷推动高层互访，创造协商统一的条件。远程是协商统一阶段，即成立协商机构，在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社会公平、军队国家化的原则下，研订宪政体制，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
即使在近30年之后的今天看来，这个《国统纲领》仍然是非常不错的两岸前途的选项。大陆方面当时对此是如何回应的呢？
大陆有关方面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赞成该文件一个中国应该统一以及通邮、通航、通商等主张，但是仍然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
正如时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的苏贞昌2006年在终止《国统纲领》时所说，“据当时兼任陆委会主委之行政院副院长施启扬所作‘中共对我《国家统一纲领》之反应’报告说明，中国对《国统纲领》之反应，除‘共建统一的中国’一词给予肯定外，对所揭示之目标、原则及进程，均极尽诋毁之能事，毫无采纳、商榷诚意”。于是《国统纲领》就被终止了。
时任总统府副秘书长的邱进益后来对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说当时李登辉制定《国统纲领》的确是“真心地想推进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但是李登辉在回答徐静波的问题时却说制定《国统纲领》目的不是为了与中国统一，而是为了安抚国民党内的保守势力。
或许大陆方面当时不认为李登辉真心想国家统一，或许李登辉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也只是见步行步，如他给徐静波的书签上对自己的描述，“我是不是我的我”。是《国统纲领》不是他呢，还是“台独”不是他呢？
与李登辉同龄的台独大佬彭明敏在一篇纪念李登辉的文章中说：“我常说，有两个互相矛盾的身分在李登辉的身上结合在一起。一是作为台湾人的李登辉，另一是作为中国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前者要保护和伸张台湾人的政治权利即民主化，后者则为了‘统一’中国，一些基本人权必须牺牲，他在此两种立场上挣扎，天人交战。”显然他也认为李登辉有统一或者台独的纠结。
或许李登辉的这种纠结，也影响了大陆对他的解读，从而直接影响了两岸关系逐渐恶化的走向。
但是无论李登辉当时如何想，如果大陆从正面解读李登辉，把这个《国统纲领》的球接过来，然后两岸在政治、经济、社会上都先互动起来，并承诺在这些方面的渐进改革，或许就不会有1996年台湾总统大选时的武力威胁台湾，以及李登辉全面走向台独的情况发生。
台湾方面对大陆的反应的反应，也即终止国统会与《国统纲领》的运作，继续去中国化，包括政府机构以及国营公司的改名、推动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等，继续往台独的方向走去，从而坐实了大陆对民进党是台独党的指控。于是在《国统纲领》这个问题上，由于各自的意识形态和敌对解读，两岸失去了一次共建和平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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