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个人特质符合基层选民口味。在网络时代的代议制下，岛内的大型选举越来越像是商业行销。而政治商品需要情绪性消费。韩国瑜与基层民意声气相求，通过个人政治形象的成功塑造，将今年高雄选战从蓝绿对抗，转移到以韩为代表的庶民阶层和以“政二代”陈启迈及其豪华“立委”团象征的权贵阶层的“草鞋皮鞋”对决上。其一，草根气质。选民日益厌恶虚伪谋私的旧官僚，看重魅力能力而非背景颜色。韩作风草莽海派、真实质朴，萧汉俊说他“酒一杯杯地乾”；韩讲话风趣直白接地气，郭佑诚说他“比民进党还民进党”，给人感觉会实在做事不骗票，让深绿死忠都变“韩粉”。其二，乾净选举。韩诉诸感性，也强调政治理性：直面对手攻击并逐一拆解，用“执政党不用奥步不会选举，很可怜”反击“抹红抹黑抹黄”；坚持“理念型选举，不设竞选总部、不插旗、不买票，抹黑不提告”，“用一瓶矿泉水选到尾”，期望“让乾净的选举证明高雄的伟大”，坚持以我为主的战法来破解绿营意识形态斗争。在选举后期“奥步”频出、“暗箭”四射之时，韩甚至还果断与党内争议性言论切割，要求支持者包容对方阵营，放弃追究造谣者责任，最终证明以怀柔仁义的正向选举在岛内也能同样胜选。其三，“高雄CEO”。韩任北农总经理时积极进取、除弊积余、广分红利、分文不沾，卸任前与民进党正面相抗使其声名鹊起，与其继任者吴音宁的无能和怠惰形成鲜明对比。此次韩以“卖菜郎”自许，凭藉其实务经验为自己赢得了高雄CEO的期待。这也是其相比“政治素人”柯文哲的一大不同，即便其政治主张再浮夸，选民也能看到愿景背后的历练支撑，而不只是想像的泡沫。
同时，战法不断创新，动员行销能力强。
一是网络战更扁平化、更重交互性。韩国瑜起点低、没资源，故而选择成本低、效益高但是也颇具风险的“网红行销”方式博关注。网络空战已成为岛内选举的前沿战场，民进党、柯文哲、“时代力量党”等新、旧势力都深谙此道，但韩国瑜的网络战术更加与时俱进、显得技高一筹。韩本人及其团队捕捉到近年来台湾网络生态和舆论战游戏规则的微妙动态变化，应以极富个人风格的政治行销来打开知名度、偏好度。由于信息流的爆炸让信息传输变成双向互动，网络意见领袖塑造议题能力增强而反应时间缩短。对此，韩靠5个“白纸青年”的空战团队，用更扁平、交互力更强的直播模式行销形象和政策，其新意在于：其一，网络不是为竞选增加曝光渠道，而是为建立与选民的即时对话答疑渠道，培养粉丝群体；其二，内容非精心包装的文宣，而是去眷村理发、带柴犬吃卤味等有选择的生活日常，比传统扫街活动能触及更多群体，也紧密迎合岛内政治的生活化、碎片化甚至娱乐化倾向，特别是瞄准青年选民口味，紧扣其可塑性、流动性快速累积声望。其三，韩秉着“烂命一条，乱砍乱干”的心态，才能在与网红“馆长”陈之汉访谈等直播中百无禁忌。相比丁守中既想蹭“韩流”热度，又担心韩争议言论伤及其保守立场的瞻前顾后，反差明显。另一方面，多数政客也没有韩的雄辩机变和议题制造力，很难应付不间断网络直播挑战并无孔不入地覆盖媒体，而不怕自爆其短、适得其反。
二是善于打造“形象识别”以激发认同感。韩国瑜阵营在选举中，特别是“三山”的造势场合，全方位利用“1号”手势、《夜袭》等歌曲和“秃子跟着月亮走，人民跟着秃子走”口号等元素制造个性化政治符号，与选民形成政治认同和粉丝身份的契约，在韩一呼百应之下，大批民众以“1号”手势、秃头形象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相互集结串联，加速了“韩流”“病毒式”的政治传播和认同塑造，以及粉丝群体的实体化。另一方面，有实证研究显示，“韩流”外溢的实质是激发传统泛蓝民众的投票意愿以及数年来被绿色意识形态所压抑的“中华民国认同”。有参加韩国瑜造势会的民众称，全场挥舞“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齐唱国民党军歌，事实上是在重温并强化“中华民国认同”。本质上，这是用模糊意识形态、“不打蓝绿对决”的“新形态选战”，隐性地裹挟和激荡台湾政治斗争最内核的“认同战争”，也是一种没有明言的政治偶像塑造。
在政治极为多元复杂的当代，正如温伯格所言，世界“太大而无法得知”，任何人都无法掌握完整的政治图景，因此选民只能生活在一个由传统媒体和新形态话语生产者的文本、符号、图像所建构的世界中。基于恰当有效且因地制宜的路线、论述和策略，韩国瑜才能以“单枪匹马”之姿夺得选举主动权和话语权，成为了挑翻“绿色哥利亚”的国民党“大卫”。当韩登陆凤山、“夜袭”旗山、会师冈山时，民进党步步败退，只能苍白指责“杀气太重”。选战收官阶段，民进党高层也试图“斗狠”，泪泣下、面目狰狞地渲染对立、仇恨时，韩的造势场子却弥漫着宽容乐观、胜利在望的气氛。事实证明，希望是比痛苦更有效的政治动员工具，人民选择的是笑容而不是泪水。归根结底，当前台湾整体的社会观念和民心动向，正在从“被台独洗脑”、“被威权驯化”和“被政治绑架”的旧意识形态框架中释放出来，人民自我、自主、“自决”的“觉醒”意识空前高涨。谁看不透、不适应这一转向，必然遭到选民的惩罚。
二、“非传统政治世代”崛起
事实上，“六都”当选者均主动或被动地加入了“非传统政治人物”行列，形成了一个跨党派的政治世代。其中，韩国瑜与柯文哲、侯友宜这三位同样诉诸“超党派”的“卡里斯玛型”政治红人，成为此次选战焦点、风向标和大赢家，堪称台湾“新政治生态”下新一代“非传统政治偶像天团”。他们有清晰的共性，注重行销契合选民“非蓝非绿”想像的政治属性，以及“草根、乾净、真实、务实”的政治形象，凸显自身在政治与阶级属性上与传统蓝绿权贵的差异；同时主动适应和带动新形态选战，迎合并塑造选民偏好。但三人的政治光谱、受众群体和政治路线存在微妙区隔，他们本质上是所谓“中间选民”不同分层的代言人。
首先，在“无色觉醒”浪潮下，反贫富分化、阶层割裂和既得利益集团的社会意识成为政治正确，“非传统政治人物”往往需要在政治和阶级属性上进行模糊、修饰，除标榜“非蓝非绿”，也将自己打造为“草根代言人”，将选战定位于“基层与权贵对决”，以此抢占阶层属性制高点，吸引中下层选民产生“同温层”认同感。例如，韩国瑜17岁离家闯荡，做过警卫、接线生而后考入军校，常年与地方农会生意往来，“酒一碗一碗地乾”，不但能“穿草鞋”、接地气，更锤炼出草莽海派、老辣干练的成熟作风，与对手陈其迈“靠爸”、“贪二代”形象反差明显，赢得南部农民、劳工群体好感。柯文哲以医师、教授身份参选，用直播吃番薯、坐地铁通勤、西装配跑鞋等方式行销“自我奋斗的小市民”形象，将竞选对手连胜文形塑为“贵公子”。侯友宜也说自己是出身于肉贩家庭的“凡夫俗子”，强调自己从基层警员奋斗至警界高层的经历。
其次，岛内蓝绿政客因为谎言和贪腐而政治信用破产者比比皆是，但“非传统政治人物”在这方面则有相对优势。一是言行真实直爽，降低政治算计感。柯文哲与韩国瑜颇受选民欢迎的一大特质，是讲话行事真实率性、“金句无数”，甚至到了口无遮拦、不修边幅的地步。柯常用“白目、无厘头”的发言裹挟深意，如“陈水扁是装病变真病”、“人民素质不够选出蔡英文”、“国安会、陆委会放我一人对付中共”等，甚至称“我因讲实话成名见证台湾的荒谬”。相较而言，“韩式语言”更贴近升斗小民，如用“又老又穷又丑又秃”、“失业20年”自嘲，用“让台北去弄政治，让高雄来拼经济”的刺激性话语主导选战，用“我不是吃素的”回应绿营攻击，也抱怨吴敦义让其单枪匹马、孤军深入绿营腹地却“一碗卤肉饭都没给”，使韩国瑜摆脱了“温文儒雅”、“假掰白贼”的“国民党政客标签”。同时，他们不怕被选民贴身检视，敢于主动呈现“真实生活”。这种“非传统”政治人物直白趣味的“素人感”，以及面临责任和困难时敢于投入、担当的勇气，比传统政客瞻前顾后、故作姿态的“城府感”更能呼应和舒缓选民心理，赢得“可信赖、值托付”的认同感。“宁选疯子，不选骗子”，愿意给这样呈现真性情和责任心的候选人一次改变和试验的机会。二是手脚“乾净”，取得道德正当性。相比传统政客的分赃腐败、弊案丛生，“非传统”政治人物多清廉自守，使其难以被操守质疑所击败，继而赢得选民深层次的信赖。柯文哲在“MG149帐户质疑”、“窃听案自导自演”风波中，首创性地公开个人薪资、短信等内容，让细节接受放大镜检验；也首次用网络公开竞选经费细目，并在募款金额达法定上限时关闭帐户；任内主打“五大弊案”，未出现如陈菊、林佳龙等绿营县市长藉市政图利的情形。韩国瑜在北农任内帐目清楚，让查帐人员成为“韩粉”，主打“一瓶矿泉水”和“不恶意抹黑、不提高”的“乾净选举”，小额捐款“够用即暂停，结余捐青创”，与其继任者颟顸、怠惰的“250万实习生”吴音宁对比鲜明。侯友宜则自信从警收入如实申报，虽遭绿营“文大宿舍案”猛攻但民调不降反升。
然而，这些“非传统”人物也并非真的“全素”，而是位于政治光谱和阶层金字塔的不同位置，各有其隐藏属性。例如，韩国瑜有深蓝、外省、军系背景，在卸任“立委”被国民党边缘化后，于地方农会系统摸爬滚打多年，被认为是“旧时代分配体制下的吃肉素人”，参选实为“回炉再造”；柯文哲出身所谓“皇民”士绅家庭，做医生时曾“治阿扁，不治连胜文”，有较深厚的政治意识形态，其弃医从政靠“墨绿”属性争取到“人造独”世代的压倒性支持。而侯友宜则是基于陈水扁、谢长廷的赏识而飞速提拔，其担任“警政署长”也认为是对侦办“3·19枪击案”的“奖赏”。虽然拒绝加入民进党，但在国民党内也被视为是朱立伦嫡系，缺乏广泛、深厚的情感经营。
“非传统政治人物”成世代规模的崛起，显示韩国瑜之所以引发蝴蝶效应，并不只是其个人的特立独行，而是展现了台湾选民偏好的变迁。那些或西装革履、贪得无厌，或张牙舞爪、苦大仇深的传统政治人物正在逐渐失去市场，选民是在从候选人中寻找一个更懂自己、像自己和能够改善其精神或生存状态的心理投射。这是台湾选民厌倦被意识形态、政党政治和黑金政治绑架，自主意识逐渐勃兴，投票行为独立的表现。从这些“非传统政治人物”的差异，也可以看出常被粗略归类的所谓“中间选民”、“浅色选民”或“经济选民”的不同取向。某种程度上，“柯粉”囊括了北部教育程度较高的中青年群体，他们4年来持续“挺柯”，最根本的诉求是“推倒蓝绿高墙”的政治变革，因此柯4年来纵然争议缠身，但并未真正背离这一路线。韩国瑜则更多触及到社会的中下阶层，包括长期亲绿的中南部农工阶层，他们更多寄希望于能够通过换人做获取物质上的改善。而耐人寻味也难以厘清的是双方青年群体部分，一种说法是，青年的“柯粉”、“韩粉”都自认是“觉醒青年”而将对方视为“愤青”，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社会不同阶层、族群对于如何“改变现状”的差异认知。而侯友宜根据自己的警界背景量身打造了一套“安居乐业”主张，则更契合追求平安、稳定生活的新北市民阶层的需求。选举主张回归生活基本面的卢秀燕走的也是这一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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