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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从开启民主化与社会多元化之后，认同危机也随之而来。 |
中评社╱题：世代冲突与台湾的国族认同 作者：萧衡锺（台湾），台东专校通识中心助理教授、博士
台湾从开启民主化与社会多元化之后，认同危机也随之而来。其中之一的力量，主要是企图透过“中国／台湾”二元划分的方式，重新确立台湾内部族群的文化和政治认同；而另一种力量，则是希望回归中华文化以作为解决国族认同的依据。
当台湾国族主义者论述台湾某种现象或发展优越的同时，自然必须以中国大陆的政权作为对照，显示其优越之处；再者，当中国对抗西方强权的霸权主义行为时，台湾对于西方国家的种种，则视为一种进步的象征，在国际政治环境的相互作用下，民进党执政下的台湾试图与西方世界紧紧绑在一起，希望被视为与西方站在同一阵线。
台湾《天下》杂志在2019年底做了一项“国情调查”显示，台湾人民在国家认同、统独倾向上，世代冲突已经超越过去的南北冲突。亦即，世代差异创历史新高，40岁以下认同台湾高于中华民国；超过40岁者，逾6成支持维持现状。这说明40岁以下的青年人更倾向于认同台湾的图腾，40岁以上比较倾向台湾和中华民国可以并存。
台湾人民的认同会造成这种世代冲突与分裂的倾向，2019年是关键年，尤其是展现在两岸关系方面。蔡英文将习近平在1月2日所提出的“两制台湾方案”，定位为“一国两制”，并等同于“九二共识”。6月又碰上香港反送中动乱持续出现，随着香港情势的对立和不安，造成台湾很多人对“统一”产生疑惧，并将“统一”和“一国两制”划上等号，而“一国两制”又等于香港现状。这对于敏感的年轻世代冲击更大，这也是他们在国族认同上会更倾向于“台湾图腾”的主要因素。
一、身份政治与认同危机的来源
台湾从开启民主化与社会多元化之后，认同危机也随之而来。其中之一的力量，主要是企图透过“中国／台湾”二元划分的方式，重新确立台湾内部族群的文化和政治认同；而另一种力量，则是希望回归中华文化以作为解决国族认同的依据。从文化的向度分析，中华文化对于华人世界的影响力，可说是非常的深远。台湾社会发展历经长久的历史演进与政治发展，一方面，政治走向民主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国家认同／族群意识问题在此发展过程中，却因为政治民主化而变得更加复杂。
这种民主化所造成的认同危机，在后殖民的论述中就以身份政治作为解释项。身份政治是以一种形式的差异为特别重要的身份标志，用它来衡量此一身份共有者生存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考夫曼（L. A. Kauffman）对“身份政治”的定义，指的是“一种关于激进政治的新原则：身份应当成为政治视野和实践的核心”，它包括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身份成为政治立场的组织动员力量；第二、发扬、表现和肯定某种身份成为政治的中心任务。
国族主义者在建构国家认同方面，尤其是在社会运动的具体实践上，往往脱离了整体思考的逻辑方向，建构出一套以本土主义式的国家认同为中心的想法，透过社会运动具体表现。国家威权体制转化，社会运动促使政治民主化，本是正面积极的意义，但是台湾的国族主义者却习惯以社会运动的手段，把国家定位与统独问题正式浮出台面，明白的说，统独问题与族群问题，往往透过新社会运动的实践而获得重视。
民进党就是习于透过新社会运动，一方面争取大众的支持，一方面透过媒介的宣传，将诉求呈现在社会大众的眼前，“统独问题”毕竟属于国家未来走向及国家认同问题之层级，但在社会运动者眼中，却是最有力的诉求。而在台湾被作为运动政治的新社会运动，基本上将动员化的因素集中在文化象征性的问题上，而这些问题则可以透过新社会运动象征符号的语言表现出来。社会运动与意识形态的纠缠，往往是政治力介入其中，除了政治性的社会运动，难免会与国家统独问题扯上关系，许多社会运动或多或少都会被政治力渲染成国家认同问题。
民进党为首的国族主义者，也透过新社会运动以及公民社会的力量，把一些复杂的问题化约成“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模式，台湾与中国的问题，民进党的国族主义者，认为有必要争取到对自我有利的发言地位，“非统即独”即是此发言地位最大的“表白”。事实上，在台湾民主社会的运作下，与其说政治性社会运动是为了在两岸统独议题与国家定位上争取最大的发言权与主动权，还不如说是争取政党政治下民众选票的最大“票仓”来源。社会运动间接促成主流民意，以民主的过程转化成为合理化的一种手段，“社会运动”祇不过是转化过程中的催化剂而已。
二、从中国意识向台湾主体意识的转化
在台湾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中国意识随着台湾内部政治与社会的走向而有所转变。在台湾社会的转化中，“意识”、“族群”及“认同”的问题难以单独存在。尤其是在1987年7月解除戒严后的近10年，台湾朝野对于“中国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已经逐渐被“台湾往何处去”的问题所取代。根据台湾认同问题的外部现象来观察，至少有两种形式表现出来：1、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互补紧张；2、全球认同与本土认同紧张与辨证。
华人社会中的“政治认同”常常建立在“文化认同”之上，两者之间的特殊性，正存在于“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不可分割性及其相互紧张性。“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之纠葛，在东南亚地区多元种族、国家、地域、文化与阶级的互动脉络中，形成更为复杂的关系。
而在台湾认同与中国意识之间，也是透过“本土化”而成为一种“实践”的方式。“本土化”在台湾之所以成为主流，除了历史的因素外，最重要的是，政治人物透过“本土化”与“政治认同”画上等号的做法，无疑使得本土化与“去中国化”同时在台湾进行。本土化与中国意识之间，并不一定相反或是对立，重要的是，如何在本土化与中国意识之间找到平衡点──“平衡”并不一定是二元对立的尖锐方式，可以是某种“政治手段”上的“新中间路线”。
政治上的本土化，或许是区分出“同质与异质”的差别，以获得选民的最高认同，但是社会上与文化上的“本土化”，却隐含着一种“寻根”与“回归”的意涵存在，中国意识之转化，或许有人归咎于历史因素的存在，但是真正的因素，却因政治人物操控而变得更为发酵。
中国意识从早期台湾主体意识对抗威权体制之演化、制定国家统一相关机制（国统纲领及国统会），一直到宪法的修改，甚至教育上与文化上的灌输等，无形中，中国意识在台湾逐渐转化，使“它”成为一种“想像的共同意识”，说它为“想像”还不如说它是一种“统独发酵”下“意识认同”。“中国意识”与“台湾主体意识”在“谁是正统，谁是主流”之间互相拉锯，“主流”或许是“本土化运动”最大的支持力，“正统”无形中也被统独光谱化约成为“统派”，本土化与“去中国化”无形中成为合流，中国意识在台湾的转化，正好说明了台湾在这段期间“政治意识”发展演进过程，是政治发展更加激化的主因。
三、台湾认同二元对立的出现
中国大陆对于认同的观念，在九○年代的后殖民批评中，常常被应用在解构主义理论批评欧洲中心主义与西方现代性的同时，又持有另一种本质主义的身份观念与族裔观念，把中国的民族文化与所谓的“本土经验”实体化、绝对化，试图寻回一种本真的、绝对的、不变的“中华性”，并把它与西方“现代性”对举，构成一种新的二元对立。
而把台湾与中国大陆从后殖民论述对照来看，目前台湾企图试着从西方或是以一种“非中国为中心”的定位下，去拓展国族主义的身份建构，但碍于某种内在与外在的压力，国族主义者的身份建构祇能是“想像的”，还不能实践成为具体的“图腾”。
因此，在台湾内部透过一种文化上、教育上甚至土地上的“认同建构”，重新建构跳脱新的模式，该模式却往往沦为另一种新的“台湾性”中心主义。在认同政治上，有些人对于身份认同上产生单向认同－即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或是自己是台湾人的单一选项。但这种认同选项往往具有一种相互对立的意味，而政治身份双向认同──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这样双向认同的选择，相互兼容幷包，其实是一种二元对立下的“中间选项”。
另外有学者提出，跳脱出一般传统的认同方式（即血缘、文化与政治的认同），在身份认同的分类上，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抗拒霸权的认同，另一种是当自我成为霸权后，也会去压迫其他弱势者或非同“我者”的一种认同。台湾目前的身份认同，无论认同自己是台湾人或是中国人，过去在国民党威权体制之下，他们以强势霸权的国家机器操控，企图“压迫”另一个与自我政治认同选择不一样的身份族群，使得这些不同身份族群产生抗拒国民党“霸权”的被压迫者角色，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民进党即扮演抗拒威权体制的角色。
同样的，当民进党执政获得霸权强势组织后，却又同样地以霸权方式去压迫另一个非同“我者”的政治弱势群体，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霸权方式，并排斥、封锁其他与“我群”不同者的政治行为，称为“封锁性的霸权认同”。这当然也会造成在野的国民党反抗霸权的动力，而韩国瑜所代表的“庶民政治”，正是这一族群反抗民进党霸权压迫的现象。
事实上，认同政治除了在解构一种本质主义式的论述外，更重要是必须避免再建构另一个本质主义式的中心论述，认同建构的本身即是一种想像的方式在进行，但矛盾的是，人们却又不得不去作这样一个“建构”。就以民进党所强调的“本土化”或“主体性”，正是透过文化、语言及所生长土地的一种自我认同，去建立出一套属于台湾特有的“机制”。
但在台湾意识建构的过程中，无形中却产生另一种本质主义式的论述，当本质主义论述与“中国意识”相对抗，进而在文化上、政治上、心理上产生一种“去中国化”的想像论述时，中国意识对抗台湾主体意识，从文化杂化的面向来解读，两者可以并行不悖，相互融合，因为文化的多元融合，才能产生台湾目前多元社会下的许多现象，这种文化融合与文化杂化现象，并非二元对立与孰好孰坏的选择方式。可是，民进党的政治人物或透过政治二元对立的分类方式，却把两者给对立起来，加上媒体的催化与商品化的包装，“本土化”竟成为了认同政治的一把量尺。
两岸政治情势特殊，台湾政治社会发展出“台湾主体意识”的变化，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此发展过程的一种转折，两岸关系彼此的互动，提供了另一个加速意识形态转变的重要关键；也因为两岸政治情势特殊，使得台湾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无时无刻以“中国”作为对照，而中国情势的兴起与衰弱，正好突显出台湾“相对性”的地位，两岸关系的维妙维肖，正在于此。
当台湾国族主义者论述台湾某种现象或发展优越的同时，自然必须以中国大陆的政权作为对照，显示其优越之处；再者，当中国对抗西方强权的霸权主义行为时，台湾对于西方国家的种种，则视为一种进步的象征，在国际政治环境的相互作用下，民进党执政下的台湾试图与西方世界紧紧绑在一起，希望被视为与西方站在同一阵线，在国际政治的现实环境中，台湾选择靠向以美国为首的第一世界国家，意义就在于此。
因此，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往往也成为台湾重要的一个遵循模式，例如人权、民主、性别政治等。当此一普世价值套用在中国大陆并作为比较之后，在某种程度上就会产生优越感，也是被台湾国族主义者视为台湾比中国大陆进步的重要指标与象征，这也是蔡英文为何时常要强调她的执政坚持的是一种“进步价值”，并以此一价值标准作为“判断”，以对应于韩国瑜的“草包”形象。
虽然，这一判准仍然无法跳脱以西方世界为量尺的那一套“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标准。但它却能吸引年轻世代的追随，这也是造成《天下》杂志所做出的台湾国族认同调查，会出现世代冲突与分裂的主因。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2月号，总第26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