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从世界力量结构看问题
今天的世界紧张局势，如果说大国对抗情况近似冷战的话，也不是两大阵营或集团的对抗或对峙，可以说呈现了诸多“单练”的局面，美俄对抗、美中博弈、美朝较量、美伊斗智等等，尽管也不乏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行为体的参与，让美国多少有一个阵营或集团的样貌和感觉，但对方基本上都是孤单的对手。这就引出了一个世界力量结构的问题：当今世界格局是一超多强还是三足鼎立？或是中美G2共治或其他什么？笔者认为已不是一超多强了，美国是一超，但多强之间差距拉大了，已无群雄并趋之势，倒是中美俄三足鼎立的成分更多，而所谓中美G2共治概念本来就没有形成，现在更不可能了。所以，世界力量结构呈现更多样和分散面貌，不是清晰的对称分布结构，更多地表现为多板块结构，不存在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为分野的两大政治阵营或军事集团。如果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联盟是一个阵营的话，它也是单边的和松散的阵营，没有一个对立面即对峙的阵营。中国不当头，俄罗斯不带头，两国不结盟，所以美国及西方没有新冷战的对手。不过，这个力量结构足以让中国长期有效地实施合纵连横。
当今世界力量结构，也不以东西（社会制度）或南北（发展程度）来划分，实际上有明显的板块重迭、力量交织现象。用国际体系的主导权或霸权来观察和分析，可能更合乎实际。美国无法把某个大国排除在国际体系外，但不许它享有高位，不让它接近高位，也不许它与其他大国结伙。美国对中国就是这样做的，但它现在已经没有能力甚至资格这样做了，因为“在不断变化的地区和国际秩序中，中国已经成为日益重要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不管对美国领导力的衰退持何种看法，中国现在都是在投入全球管理，而非离开〔9〕”。中国的积极表现和行为模式让美国无法像对付苏联那样，发动代理人战争，消耗并拖垮中国。只要中国不独自挑头对抗美国的“价值联盟”，就不会打中美互为假想敌的新冷战。
（二）世界政治机理不利于新冷战
1.世界政经关系复杂
看力量结构和大国关系，不能忽视政治经济关系和站位的错位现象，行为体之间没有单一的关系，只有错综复杂的关系，例如欧盟的分裂，其成员国的政治立场不会一直保持一致，或者政治立场一致，但经济利益不一致，所以就不能说整体上一致。以经贸关系为例，美国的政治盟友欧盟也与中国一起向WTO起诉美国，日本也在与美国闹矛盾，而在中东问题上，欧美立场分歧日益明显。还有复杂的国际组织架构，如七国集团出现了在经济上美国孤立、其他六国联合，在政治上欧美裂隙扩大、安全上法德联合组军的倾向；在20国集团里中俄印等力量和影响加强；上海合作组织成为与西方七国对应但地域和人口更胜一筹的综合性国际组织；金砖国家组织因中俄印的主导地位而与上合组织有很大重迭性，但在地域上跨度更大等等。印太联盟确实足够大，但没有一个对称的集团对立面，所以在印太地区不会爆发第二次冷战，更可能形成印太联盟在海上围堵中国的局面。然而，由于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与战略掌控能力，双方可能展开持续不断的冷对抗。
2.融合决定了斗而不破
至于科技之争、贸易摩擦，有人称之为“科技冷战”、“贸易冷战”等，在冷对抗的观察视野中是新常态。也可以说，“科技冷战”不一定是“新冷战的序曲”，而是冲突对抗的常态和形式之一。从思想根源看，如果说科技冷战来自“科技民族主义〔10〕”的话，那么普遍存在的民族主义可能成为各种形式的冷对抗的思想动因。其机理在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文化、科技融合，已到了一毁俱毁的地步，而意识形态对立的负面作用仍旧推动着对抗，单一领域的冲突与斗而不破的对抗便成为常态。
从经济上看，冷战期间，军事上苏联和华约不输于美国和北约，但经济上难以抗衡，无以为继，被拖垮了。因为有苏东经互会，还有中国等独立经济体，当时的世界经济不是一个全球大屋顶的网络系统，所以经济不是主要对抗面和危机出口。今天不同了，全球化的结果是经济体的融合和利益交错，全球都在一个大屋顶下，经济关系不能一打了之，搞不好会全面坍塌。美国讲国际体系，俄罗斯讲势力范围，中国讲命运共同体。美国不能不顾及国际体系和自身在其中的利益。约瑟夫·奈指出：中美关系的某些方面将涉及正和博弈。美国的国家安全需要中国的合力，而不是对中国的控制。关键问题在于，美国是否有能力从“合作的竞争”角度思考问题〔11〕。所以，美国的各种退出与重返，都是反思甚至焦虑的体现，不是要打新冷战的深思熟虑章法。例如美国不愿接受“一带一路”倡议，但在与之相关的亚投行问题上美国改变了主意。美国可以制裁俄罗斯，对华打贸易战、科技战，但一旦美股受到冲击或国内产业受到影响，美国就会阵脚大乱。
3.地缘政治的微妙性
从地缘政治上看，当年美苏都有重大失误，军事上在局部地区陷得太深，苏联败在阿富汗战争，美国败在越南战争，也受挫于朝鲜战场。今天，要在局部地区打热战，几乎是不可想像的，所以尽管朝核危机十分严重，朝韩、朝美首脑会谈却能变成现实，美朝半岛无核化谈判不能不推进。而在更大范围，印太联盟有取代亚太再平衡之势，它有围堵中国的意图，且主要是在海上。罗伯特·卡普兰认为，随着中国回归大国地位，世界必然进入更加复杂的多极化格局。美国至少必须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为中国空军和海军力量腾出一些空间〔12〕。美国的做法实际上也确实反映了其战略认知的变化，即不可能通过像朝战或越战那样的局部陆地代理人战争遏制住中国，而得退而求其次，准备在广袤的海洋上预防中国走向世界强国地位，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公开的“海狼”战略。
但也要看到，印度和日本都与中国有着不同于美国的关系。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双边关系长期政冷经热，维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一直没有大起大落，其中日本认定须臾不可失去中国市场是关键因素，日本很难充当一只无所顾忌的“海狼”。对印度，美国的算盘可能打错了，忽略了国际政治的板块概念和东方文化的特点，实际上印度有自己的地缘环境、国家利益和外交棋盘，印俄关系的地缘内聚力是美国无法撬动的；中印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在世界政治中以合作为主，相互依存远高于相互猜忌。中印虽有边界纠纷，但也不是不共戴天之敌，印度不会拿比邻关系换取美国的帮助。从战略上看，涉及印度唯一的大问题是印度洋问题，而那里的主要力量一是印度、二是美国，中俄都无实际存在，印度对中国的防范取决于中印战略关系的性质。中国绝无从海上攻击印度的必要和可能，故印度在家门口的设防对象不可能只是中国，可能也包括美国等。美国强令禁止印度进口俄制S-400防空导弹一事就说明了这一点。经过中印领导人武汉会晤，印度已开始改变对印太战略的态度，在香会上直接退出四方安全对话，其战略姿态已露端倪。从整个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和印太海洋战略架构看，印度的战略选择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三）中美冷对抗已不可避免
1. 什么是冷对抗？
为瞭解释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冲突对抗，有人以阿以冲突为例提出了“冷和平”一词，表示和平状态下存在准战争形态的对抗，借用冷战的“冷”字来表示不是真正的和平〔13〕。1994年2月，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欧安会上指出，欧洲面临着陷入“冷和平”的危险，因而引起人们关注“冷和平”之说。他当时针对的是北约东扩，俄罗斯感到不安。这诠释了缺乏安全感的和平。不过，事情远不止没有安全感，局部冲突和对抗还很普遍。笔者观察一段时间后认为，后冷战时代的和平是有限的、支离破碎的，而对抗是普遍和持续不断的。故笔者于2002年提出了“冷对抗”一词，并简单陈述了其含义：在力量对比具有非对称性的条件下，冲突的双方不可能走向大规模战争，但严重的矛盾又使双方处于对立和对抗之中，双方的关系比较紧张，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较大。“冷对抗”既有局部性，也有整体性。其整体性表现为美国与一些国际力量的对立，因为美国是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任何与之有严重冲突的力量（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只能选择与之进行“冷对抗”。在以中国为包围对象的“大弧圈”上汇集了具有“冷对抗”的这两种特性的对立和冲突力量〔14〕。长期观察的结果证明确实存在着“东亚地缘政治中的冷对抗〔15〕”，这是藉助地缘战略理论建立的一种分析框架，也是对费尔德曼等人“凉战”说的回应〔16〕。“凉战”提出者的考虑是，尽管没有实际战争，看起来“战争”双方却几乎总在采取进攻行动，不停地寻求伤害削弱竞争对手；还有这种“战争”涉及最先进的技术，与冷战时期采用的手段相比，正在更大程度上改变战争的模式〔17〕。没有战争，却有战争的双方，这描述的是对抗而不是战争。在笔者看来，“凉战”在形式上也是一种战争，而“冷对抗”的形式不是战争，而是多种形式的较量、博弈或斗争。
2.中美冷对抗的原因
美国学者亨廷顿用“寒冷的世界”（cold world）形容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特别是当下的国际秩序。从贸易战到“科技冷战”等冷对抗构成的局面令人不寒而栗。但美国人不会是置身于这“寒冷的世界”之外的群体，美国愈演愈烈的霸权心态、冷战思维、文化优越感使美国外交感知度大大降低了。这都源自决策圈精英们的迷思，即对世界大势的认知迷思。世界需要什么？和平、发展、合作、协调、和谐。中国和平发展、中华复兴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外部架构和终极目标，中国不想称霸世界，无须取代美国，中美不会掉进修昔底德陷阱。但美国决策圈精英们既罔顾中国和平发展的事实，也不肯接受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他们说来，眼见中国发展势头，心里频频打鼓，美国还能不能做世界之主？更有甚者，美国朝野上下普遍酝酿着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心理，以至于开始在美国本土全面预防中国：针对中国购买高科技产品、中国投资美国敏感领域、中国留学生学习高科技专业等等。这充分表明，美国正在从心理、精神和士气上走向衰落。
3.软围剿与软封锁
中国的发展进步是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的结果，中国进步的逻辑是：和平是发展的条件，发展是和平的结果。美国的发展与此逻辑相反，所以美国学者傅高义很担心中美走向军事对抗性竞争。在新实力对比条件下，无法诉诸武力怎么办？失落心理与内心焦虑驱使美国决策圈精英们不择手段，以至美国前国家情报官公开说，遏制苏联的凯南方案，70年后适用于中国。这说的是对抗手段，在冷对抗的环境和条件下，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主要是对特定对手实施软围剿，当今的俄罗斯就是西方软围剿的受害者。我们不难从中看到未来遭受软围剿的中国的影子。在经济领域或发展领域，美国采取的是软封锁策略，采取了“依法合理”阻挠策略，不是国内法就是国际贸易法以及各种规则。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动机从表面上看，是要改变双边贸易逆差，拿回经济利益；但从深层看，实质上是剑指“中国制造2015”，要通过关税大棒、经济杠杆打击压制中国高新科技产业崛起，从而长期保持世界霸主对崛起大国的战略优势。美方的行动来自政府多个部门对中国不断增长的科技能力发出的警告〔18〕。只要中国坚持发展自己的高新科技产业，美国就会继续想方设法打压中国，以阻碍中国崛起。这就是美国手里的软封锁利刃。这就决定了以科技为核心的中美贸易战将是一场持久的“拉锯战”。中美贸易战不是纯粹的经济战，而是经济战在前，政治战在后的战略博弈。
（四）博弈加协调与国际秩序的重塑
1.美国去规则去秩序行为
如果说中美两国能避免掉进修昔底德陷阱的话，在笔者看来，今天的现实是美国半个身子已落入金德尔伯格陷阱。以下事实提供了证据：第一，美国甩开联合国安理会，对不听话的国家搞军事打击，在联合国引发了质疑；第二，公然退出巴黎全球气候协定、TPP、伊核协议等多边合作机制，大搞单边主义；第三，“一带一路”沿线60多国的建设，美国无意参与，也不屑于作为，反而视为一种威胁；第四，中东、海湾地区长期纷争，亟需稳定，美国却一意孤行，成为新动荡之源；第五，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美国动辄拿价值说事，大棒敲打，没有帮助它们发展，反而造成长期动乱。可见美国所要维护的国际体系已然布满漏洞、立足不稳，它的破坏者正是美国自己，正如彼得·古德曼所言，“美国在亲手毁掉自己缔造的国际秩序〔19〕。”美国的所作所为远比所谓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有害得多。只有纠正上述做法，美国才能继续站在道德高地上代表国际社会说话。
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其支柱是西方价值联盟，尤其是大西洋联盟，已出现松懈甚至趋向瓦解的迹象。美国强调印太联盟，有转移焦点的嫌疑，虽没有用印太联盟取代大西洋联盟的意图。这主要反映了美国把主攻方向放到了中国，且以防范中国变成海上强国为目的，而大西洋联盟的直接目标和对手是俄罗斯。实际上，俄罗斯海上力量不对美国构成威胁，也不会威胁其他欧洲大国，基本上是以本土为主的力量，对外冲突几率下降了。所以，美国除了沿袭固有的对外战略，并不清楚该怎样建设性地优化与合理地维护既有国际秩序。
2.新国际秩序的形成机制
美国的行为和表现主观上是霸主的任性和固本的执拗，但很可能使美国丧失主导世界政治的资格，给中国提供积极参与塑造新国际秩序的机会。正如傅立民所言“美国越少参与国际外交事务，中国就会越快地重塑既有国际机构和规则，以它理解的方式处理不断变化的现实。这就是为什么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化民主联盟要在全球治理的规则制定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中国的崛起应该唤起美国，使其更积极地参与处理全球和地区事务的多变国际机构〔20〕。”美国决策圈可能还没看到或看到但不愿接受这一点，但只要它不改变现在的做法，未来这可能会成为事实。国际格局发生大变动，不等于大分化、大瓦解、大重组。全球板块出现重新拼接、交错、互动，趋势是替代极化的世界。同样，新国际秩序也可能在板块的作用下逐渐形成。这一新国际秩序的的建构过程，是从旧秩序当中生发新的秩序，是对旧秩序的改造过程〔21〕。当然不会是水到渠成的自然过程，而是先形成“势”，然后再藉势推动。这就是板块推动的国际格局大调整新机制。这个新机制，笔者姑且称之为“软改造”或“软塑造”，其内容很丰富，内涵也很深厚，在此谨提出以下几点作为思考线索：
第一，中国的基本主张是要消除国际秩序的不合理性，但办法是交流和协商，是协调而不是压制和斗争。中国宣导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要义就在其中。中国并不为此而试图“修正”既有国际体系。
第二，中国的大国外交强调“大国协调与合作”，在现实条件下，能协调的协调，能合作的合作，能协调与合作的最好是协调与合作。中美有很多可以协调的领域，也有可以合作的领域，即使双方处于冷对抗状态，也还是可以就国际问题进行协调的。中国与英法德印日等大国都有协调与合作的领域和需要。
第三，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大国协调与合作，具有更大战略意义，对欧亚大陆的稳定起到决定作用，对维护国际秩序有重要作用。
第四，上合组织奠定了亚欧和平发展架构的基础，其前景和影响不可估量。
第五，中印支撑了“新亚洲”兴起的基本格局，而日本的部分加入指日可待。
第六，中俄印共构一个巨大“新东方”政治板块，可能撬动整个政治地球，西方板块将受到挤压，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分化。新的东西方概念将因此而淡化意识形态，强化命运、道路、文明的联结。
第七，中非、中拉合作大家庭、“一带一路建设”加金砖五国的迭加共构，将产生“新南方潮”巨大力量，让发达的“北方”处于冲击和弱化之下，从而改变世界的发展观和发展面貌。这一切都不改变联合国体制，也不推翻现有国际秩序，但将从结构上和功能上和缓地改变国际秩序，并逐渐把它柔性地塑造成一个更合理的新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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