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代表团出使之前，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直言，邵友濂在台湾巡抚任内曾悬赏日本人首级，恐怕日方难以接受。但清廷并没有重视他的意见。代表团一行人于一月底抵达广岛，但日方接待非常无礼，不仅不准使用电报，而且以张荫桓、邵友濂的“全权委任状不完善”为藉口，片面中断交涉，要求他们立即离开广岛。由此可见田贝与日本人之间，事前已有沟通。福士达随张荫桓等人转回上海，获得美金两万五千元的顾问费。当时伊藤博文曾向清朝代表团的随员伍庭芳表示，日方认为适当的代表人选是恭亲王奕欣或李鸿章，因为他们两人都倾向和议，地位和声望也足以担当割地赔款的重任。
随着威海卫、刘公岛相继陷落，2月13日，清廷改命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商定和约。出发前，李鸿章知道，慈禧太后坚持不可割地。当他拜会各国公使，商请各国出面制止日本割取清朝领土的野心，田贝反倒力劝各国公使，不要过问此事。
从东、西文明交会的历史经验来看，日本这个美国人心目中“文明开化”的“模范”，是在美国“先辈”的“循循善诱”之下，才学会如何实践其殖民帝国主义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菲律宾原本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在美国公使田贝教李鸿章“以散地为要地”，而签订“马关条约”之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美国开始扶持菲律宾境内的反西班牙游击队，西班牙战败后，立即改变态度，以武力强制将菲律宾纳为殖民地，菲律宾才发现美国原来是“装成朋友的敌人”！
夏威夷原本是一个独立王国。其后美国和日本的殖民和商业不断进入。南北战争后，美国逐渐加强对夏威夷的控制，夏威夷王室准备与日本合作，抗衡美国，两国展开争夺。1893年，美军登陆夏威夷，发动政变，废黜女王，建立了“夏威夷共和国”。1898年，美国战胜西班牙之后，顺势将夏威夷吞并，成为美国的一州，“以身作则”，教导日本人怎么搞殖民帝国主义。
三、资本主义的商业性格与美国永久的利益
美国与日本和中国之间的三角关系，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展开全面侵华战争，始终未曾改变。全面抗战爆发后，驻美大使胡适与奉命前往美国借贷的金融家陈光甫，正在拜访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Jr），恳求美国当局尽快借款，为即将崩溃的中国政府“打一剂救命针”。但这时候美国的钢铁、石油及其他战略物资仍然源源不断地输往日本。
1939年7月，希特勒进攻波兰，二战在欧洲爆发，纳粹势力席卷欧洲，罗斯福总统感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后，美国才在1941年3月通过《租借法案》，支援它的盟友。1941年12月7日，日本“不宣而战”，以六艘航空母舰装载四百余架飞机，配合其他各型船舰，组成庞大舰队，在南云忠一中将的指挥下，偷袭珍珠港，炸沉、炸伤美国各型船舰40余艘，炸毁、炸坏飞机450架，造成美军4500余名伤亡，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翌日，罗斯福总统要求美国国会对日宣战，同一天，中国政府对德、意、日三国宣战！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纽西兰、自由法国、波兰等20多个国家，也相继对德、意、日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宣告全面爆发。
在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下，12月22日，蒋介石电令国民党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编组成中国远征军，以罗卓英、杜聿明为正副司令官，进入缅甸，配合英军对日作战。这是中国军队首次反守为攻，走出国门，与同盟军队一起夹击日军。
第二天，蒋介石在重庆官邸召集中、美、英等国军事代表，对太平洋战局发表演说：“日、美开战之初，日本不宣而战，偷袭檀岛，使美国遭受重大损失……我国抗战，以后如能自强不息，则危险已过大半。往者美国限制日本，不许其南进北进，独不反对其西进。而今则日本权力侵华之危机，已不复存在矣！”
蒋委员长这一席话，听得中方人员百感交集：当时最有实力制衡日本的美国，不但隔岸观火，而且暗示日军把战火烧向积弱的中国，以保存他们在东南亚利益。在日寇步步进逼之下，中国军民已经孤军苦战长达四年半矣！
从这些历史事实来看，美国始终未变的是奉行资本主义的商人性格。对于美国而言，它在国际上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而只有永久的“利益”。在二次战后的冷战末期，他认为跟中国全面交往，可以“转化”中国成为西方式的“民主”国家，所以决定跟中共建交。可是，当中国GDP在二○一○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之后，中美已经掉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双方将无可避免地在各个领域展开斗争。川普上台后，中美在经贸、台海、南海、５G等方面的搏斗，都逐一表面化；最近，美国国务卿庞培欧（Mike Pompeo）连续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北极地区的发展、南海能源开发、华为的安全及太空领域威胁提出了严厉批评。
四、修昔底德陷阱与资本主义的价值观
2019年4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Kiron Skinner）指出，庞培欧的团队正在制定一项“基于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作战之理念”的战略，这里所谓“真正不同的文明”，指的就是中国。斯金纳说，“这是一场美国以前从未经历过的，面对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意识形态的战争”；她又说，“上世纪与苏联的那种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家族的内部斗争，而现在是我们第一次面对一个强大的非白人的竞争对手。”
修昔底德（Thucydides）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描述并分析古雅典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认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现存大国基于恐惧和自身利益，必然要回应这种威胁，双方无可避免要发生战争，最后是玉石俱焚，双方一起毁灭。
在中、美双方都已经发展出“保证可以毁灭对方”的核武器之后，中美之间的“文明对抗”很少可能发展成为双方的武力冲突。美国的战略，是援用二战前鼓动日本削弱中国的手法，俟接受西方价值观程度最深的台湾和香港作为代理人，帮他打一场“代理人的战争”。川普政府一上台就开始打“台湾牌”，为了支持蔡英文政府的联美反中，美国国会陆续通过“台湾旅行法”、“台湾安全加强法”，最近还有议员提出“台湾保证法”，近日更针对香港与新疆拟议相关法案。香港“反送中”运动延烧七个月后，今年元月中，更有“民间集会团队”以“立即民主政改，否则天下制裁”作为主题发起游行，呼吁各国实施制裁法案。
用一个比喻来说，在这场“文明对抗”的较劲中，美国政府像是在下“西洋棋”，他一定会设法鼓动“自我殖民”程度最深的年轻世代，当他们的“卒子”，挥舞“自由、民主、人权”等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步步进逼。
2020年元月21日，“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滑雪胜地达沃斯开会。此前一天，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发表报告指出：全球贫富不均的状况已经“失控”。偏差的经济体制排挤了众多的弱势群体，却放任极少数亿万富豪聚敛巨额财富。去年全球最富裕的2153人，总资产比最贫困的46亿人财产总和还多。
同时，美国公关公司艾德曼发布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虽然最近一年，许多已开发国家经济强劲成长，而且将近完全就业，但有五成六受访者认为：资本主义的坏处比好处多。“去年有30多个国家的人民上街抗议，大多是因为他们无法接受这种不平等状况。”
“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原本是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中产生出来，目的在于争取平等。如今港台地区的“反华”势力，反倒利用教育洗脑和媒体操控的手段，将年轻世代对资本主义“体制”的不满，转化成为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盲目支持，鼓动一波又一波的“反中”风潮，所以说这根本是一种“自我殖民”式的“代理人战争”。
五、“四个自信”与两岸共构文化中国
值得强调的是：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高校所传授的社会科学理论，绝大多数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它们都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预设之上，也都蕴含着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港台年轻世代的“反华”风潮，固然是“自我殖民”的结果，大陆高校盲目移植西方理论，又何尝不是在进行另一种方式的“自我殖民”？
正是因为中国社会科学界普遍只会套用西方理论，而不懂得如何建构理论来说明自己的文化和社会现象，所以习近平主席才会在2016年5月发表谈话，要求“建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他在讲话中说：中国已经解决了“挨打”和“挨饿”问题，但是我们还没有解决“挨骂”的问题。他认为：“在解读中国实践，建构中国理论上，我们应当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这种现象确实是中国社会科学界之耻。大陆虽然已经觉察到“推动儒学融合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但这样的反思主要是出自人文学界，还没有普及到社会科学界。所以习近平强调：“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在中共十九大中，总书记习近平又提出了“四个自信”的说法，希望大家要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在“文化自信”方面，他在十九大报告中说，“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大陆社会科学界要如何落实习主席一再的呼吁，仍然有待观察。作为本文的总结，在此我想说的是：任何一个学术运动，一旦找到了其哲学基础，就等于是找到自己的“道”，这个运动便已经宣告成熟。台湾的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经过四十年的论辩与积淀，最近我撰成《含摄文化的理论：一种知识论的策略》（Hwang,2019），已经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我看来，未来一个世代，华人学术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两岸学者携手合作，以科学哲学作为基础，整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华文化传统，“中、西会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逐步达成“习五条”中所强调的“心灵契合”。在我看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控制只是一时之事，将来必然很快可以获得解决，但中、美文明冲突中的社会科学本土化问题才是长久的根本之计。有识之士宜三思！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3月号，总第26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