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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式两岸交流模式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岛内认同两岸和平发展的主流民意趋向 |
中评社╱题：全方位透视“柯文哲现象” 作者：徐青（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作者指出，柯文哲鲜明的个人特质，符合不少民众，特别是年轻群体对政治人物政治性格的想像；其所自喻的“白色力量”，也与岛内政党认同度低落的社情民意脉动相吻合。柯文哲着意摆脱意识形态羁绊，务实走两岸交流合作之路，并向大陆抛出种种善意表达，某种程度上符合了岛内认同两岸和平发展并因此而获得两岸红利的主流民意。但“歹势风波”充分揭示了其“台独”软肋必然带来其政治上向“独派”妥协的软弱性，这是“柯文哲现象”的脆弱之处。“柯文哲现象”的未来走势，一要看岛内政治大环境和民意的变化，二要看柯文哲的主观能动性。
一、“柯文哲现象”是岛内民众对政治领袖有所寄望的一种心理投射
“XXX现象”是岛内政治人物受到明星式追捧的一种政治现象，这种现象既是岛内民众对政治领袖有所寄望的一种心理投射，也是民众对当时岛内政党政治的认知反映。“柯文哲现象”亦然。回看岛内针对政治人物的民调，民众对政治人物的要求涉及面相当广泛，综合起来，不外两个方面：一是政治道德方面，包括“形象清新”、“诚信”、“清廉”、“有亲和力”、“稳重内敛”等；二是施政能力和绩效方面，包括“有远见”、“给民众信心”、“政见最可行”、“有为敢为”、“改革能力”、“负起政治责任”、“不惧恶势力”、“用人”得宜、有“施政经验”、“重视民意”、“提升经济”等等。它点出了岛内社会评判政治人物的道德与能力指标，从中可以看到民众对政治领袖的寄望之深之切，由此不难理解为何岛内不断出现政治人物受到明星式追捧的政治现象。
站在这样的社会政治文化脉络上回看，早前的“陈水扁现象”、“马英九现象”、“蔡英文现象”可谓一脉相承。“陈水扁现象”主要肇因于民众厌恶李登辉国民党的“黑金政治”；“马英九现象”主要肇因于民众厌恶陈水扁的不清廉；“蔡英文现象”主要肇因于民众寄望其非典型民进党的“清新”形象。然而备受推崇的明星式政治人物，在岛内统“独”立场歧义、蓝绿严重对峙、民粹政治动员等因素迭加发酵造成的恶质政治文化与选票利益考虑下，不仅难施善治，更暴露出作为政治人的政治素质，特别是其政治道德、格局、政策水准、治理能力、政治性格与行事风格等方面的不同缺失，令民众一次次失望。百姓需要的不仅是人品好、站位高；还需要有格局、有谋略、有担当且性格、行事风格也适合搞政治的人。显然，上述政治人物都没能完全满足民众的高标准要求。
虽然岛内民众寻求理想政治领袖的尝试屡屡受挫，但从未停止。2014年柯文哲“素人政治”风暴以及2015年洪秀柱“小咖”旋风，尽管背后有着整体社会及其个人复杂多元的肇因，但是不能否认，其各自鲜明的个人特质，让民众对政治人物求“真”求“信”求“担当”的政治道德与政治魄力的追求，在相关选举活动中充分且鲜明地表现出来。
值得提出的是，就在柯文哲市长连任之路看似坦荡之际，2018年5月，面对年底地方选举，在民进党的强势压力下，柯文哲为寻求台北市长选举连任，对自己的“两岸一家亲”言论向绿营不爽者道“歹势”（抱歉）的做法，既引来蓝绿炮轰他滑向投机政客、亲手玷污其自身政治价值的讥评声浪，也让支持的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有被欺骗的感觉，民众对他的快速政客化格外失望。尽管柯文哲随即澄清其两岸基调未变，道“歹势”不过是出于“情感安慰”，但舆论的喧嚣已让柯文哲光环蒙尘，柯的民调支持度也一度应声而落。“歹势风波”再次彰显出民众对为官者政治道德与担当的严肃要求与严格检视。
二、“柯文哲现象”起于岛内政党认同度的低落
柯文哲以医生之身、“墨绿”意识形态色彩，之所以敢自喻为非蓝非绿的“白色力量”，并以“白色力量”为感召，进而登上政坛，正是因为他对岛内政党认同度空前低落有基本认知。
岛内社会政党政治认同度低的主要肇因，是岛内长期以来，因历史恩怨和统“独”等重大政治分歧，造成彼此毫无信任可言，特别是为政治利益而彼此恶斗，让不少政客长期以来沉迷于恶质民粹政治，重选举动员而轻施政治理，施政口号多于治理绩效，让民众内心深处对自身与台湾发展前景充满忧虑与无望。以蔡当局为例，如果说2014年“反服贸运动”至2016年“大选”时，蔡英文还能将两岸经贸关系上升到“台湾安全”高度，成功将民众对台湾经济的焦虑感转移到两岸关系上，引发多数民众在两岸关系上的“弱势”感、“不安全”感及“被剥夺”感，使得岛内民众特别是青年在政治认同上还能随蔡起舞，激情一搏；但2016年选后以来，随着蔡当局一次次彻头彻尾的政策“发夹弯”，一波波围绕选举利益粗糙启动的改革案，一道道置国民党于死地的政治清算令（日前爆出的“东厂说”更揭露了蔡当局以“党产会”、“促转会”为政治工具剿灭国民党的政治本质），一系列“去中国化”的分裂社会的操作，不到两年就让民众看破了手脚，蔡当局民意支持度特别是青年群体的支持度急速下降。更加之蔡当局“去‘九二共识’”化的施政使岛内获得的两岸和平发展红利、涉外领域参与国际活动空间急速萎缩，民众对蔡当局的施政满意度、政策信任度也双双衰落。
再从岛内政党认同度长期走势来看，除了在陈水扁执政7个月的2000年12月时，有民调显示非政党认同者比例达到过41.6%的水准①，2002年《中时》民调显示对政党表现“不关心不信任”的民众达45%②之外，2001年后，非政党认同者比例从常态性的2-3成逐渐升至3成多的状态；到了2017年后，4成多已是常态，而2018年初甚至有民调显示突破了7成。《天下杂志》连续4年的民调显示，非政党认同者连续升高，2015年达63%③，2017年达66%④，2018年竟高达72.8%⑤。2017年12月31日“台湾民意基金会”发布的民调显示，“没支持哪一个政党”者升至41.3%，还有1.2%民众回答“不知道”该支持哪个政党；2018年4月为46.6%，6月为43.7%，7月为49.6%：与此同时，蓝绿两大党支持度均在2成多⑥。2018年2月，台湾竞争力论坛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政党的支持度，有52.8%的受访者未表态，而支持国民党的占19.1%最多，其次依序是民进党18.1%，时代力量6.2%，亲民党为2.1%⑦。2018年2月13日《远见杂志》“2018台湾民心动向大调查”民调显示，政党认同上，持“中立、其他、未回答”的民众达41.4%，比2017年多2.2个百分点，其中30-39岁青年群体中立立场上升5.7个百分点，达45.8%⑧。如此，2018年“台湾民主基金会”公布民调显示，54.4%民众对台湾民主政治未来发展感到悲观，只有36.4%乐观⑨。
继柯文哲“白色力量”之后，非政党认同者占比持续攀升，“无色觉醒”力量进而崛起，正是上述政治认同度低落的又一表征。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柯文哲“歹势风波”渐熄，柯文哲的连任看好度再次且持续重居首位。柯文哲民调支持度从应声滑落到重新占据首位的起伏变化，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相当一部分民众对岛内蓝绿政党的认同度已经“读不回”。
三、柯式两岸交流模式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岛内认同两岸和平发展的主流民意趋向
“柯文哲现象”也蕴含了岛内两岸关系上的民意因素。柯文哲长期处在社会基层，体会社会脉动，加上医生性格，因此在两岸关系上，有较为务实的思考，比较能够贴近赞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流民意。
笔者观察，柯式两岸道路在两岸行得通有三个因素：一是作为具有“台独”色彩的地方官员，在“双城论坛”问题上，柯文哲不仅在言辞上、态度上，更在行动上向大陆提供了三位一体的任内不搞“台独”的可信承诺。二是以增进人民福祉为着眼点。岛内民众内心深处对自我生存发展的迷茫以及对台湾经济发展前景的忧虑与无望，处在基层的柯文哲必然有所体会，这让他一再强调“对于两岸城市交流，只要有利于两岸人民的都会积极去做，只要有利于两岸和平发展，都不会拒绝”；也让他一再明确表示，两岸城市交流的“真正目的是希望台湾人民可以过好一点的生活”。三是为政思路转变，即放弃不得人心的意识形态操作，务实走两岸和平发展路线。柯文哲自称，因为医界背景，让他跟谁都可以对话，这是他的特色。医生的务实性格，让柯说出，“当台北市长，就算意识形态再强也不能加诸于他人”，因此，“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对他而言“反而是一个称赞”。一直到现在，两岸民间交流仍是维持柯支持度的强项。这样的结果，即使外界对“深绿柯”的两岸交流立场有“不过是策略操作”的质疑，但也必然让柯自省，两岸和平发展这条路还真得好好的认真地走下去。
就柯式道路的影响来看，一是从柯文哲自身，他以一个市长的位阶趟出了一条“墨绿”理念的人士与大陆相向而行的两岸民间交流与合作的务实可行之路，建立起“红绿”地方政府层级的交流渠道，不仅提高了他自身在岛内的政治地位，累积了政治资本，也为未来政途更上一层楼打下了基础，提供了可能性。二是从社会影响上看，柯在两岸交流的施政中，打破旧的标签式政治文化，敢说真话，不怕“抹红”，正是其处理两岸交流问题时展现出的政治魅力所在。与此同时，柯式道路将“两岸一家亲”善意导向绵绵传递出来，逐渐扩散并影响人心。2018年2月28日“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的民调显示，就柯文哲“两岸一家亲”言论，有10.6%非常赞同，40.1%还算赞同，换言之，在台北市有过半数的人基本上赞同柯文哲“两岸一家亲”的论调，且获得跨年龄层的多数支持。尤其在35岁到60岁之间的选民支持度高。在民进党认同者中，“两岸一家亲”有31%的人可以接受，与不赞同的33%持平。而在柯文哲的支持者中，以年轻人、高学历者为最多⑩，这与大陆惠台31条出台后，岛内年轻人对惠台31条过半数有感的民调结果相互映衬。
正因此，柯文哲霸气表示，他是“整个台湾社会最大公约数”。显然，柯文哲能成为一面“白色力量”的旗帜，正是他一定程度上把握了民意脉动的结果。
四、“柯文哲现象”未来走向
从上述岛内社情民意走向上，不难发现，支撑“柯文哲现象”的，一是民众在某个阶段对政治人物某些方面特质的集中要求，二是对岛内蓝绿两大党认同度低落的政治环境，三是民众需要真正能推动两岸和平发展且为民众带来实在利益的领军人物。这三大因素显然也是“柯文哲现象”能否持续的影响因素。笔者认为，未来“柯文哲现象”仍有继续维持的外在环境因素，但柯文哲的主观能动性对“柯文哲现象”的未来走向起决定性作用。
首先，“柯文哲现象”仍有继续维持一段时间的外在环境因素。
一是岛内蓝绿两大党认同度低落的政治环境在一段时期内难以改变。民众的政党认同是经过对政党的长期体验、认知屡被强化而最终形成的，一旦形成则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并形成其特定的价值取向和好恶取舍。加之当下岛内的蓝绿政党现实状态，蓝绿两大党认同度低落的政治环境在一段时期内难以改变。这将导致三大后果，其一，蓝绿两大党的基本盘只能萎缩至“理念支持者”群体，难再扩大。非政党认同者将维持高比例状态。其二，选举思维的改变，即“选人不选党”，民众依政绩、政策、领袖魅力而投票。实际上，岛内选举思维发生改变早在首次政党轮替后就开始了。2001年以后，表态“选人不选党”的民众占4成多已是常态。2018年4月，“新台湾国策智库”民调显示，台北市民中，50.6%的民众支持“第三势力”候选人参选2020年“大选”⑪。这意味着柯文哲“非蓝非绿”、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的“白色”标签，仍有其吸引力。其三，未来参选人选举模式也许会改变。柯文哲此次二战台北市长，不得不采行无政党奥援、依靠个人竞选团队和选举经费的筹集渠道、辅以新媒体作用为特征的选举模式。柯文哲一旦通过这一选举模式成功连任，则这一新选举模式或将对岛内政党的影响力及政党政治进一步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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