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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文哲现象”、“双非势力”的发展，是台湾政局变化中重要的新因素。 |
中评社╱题：台湾“双非势力”及“柯文哲现象”的发展前景与影响 作者：郭震远（北京），中国海洋大学海峡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经历2014年、2018年两场“九合一”选举后，台湾的“双非势力”（即非国民党、非民进党人士总和）得到明显发展。而 “柯文哲现象”、“双非势力”的发展，是台湾政局变化中重要的新因素，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大陆应在清醒、深刻认识“双非势力”与“柯文哲现象”出现和发展前景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制定并实施切实可行的有效对策，以对之实现趋利避害，争取所用。
一、台湾出现“双非势力”和“柯文哲现象”，但并没有出现“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
2014年和2018年两次台湾“九合一”选举，虽然是地方性选举，但都对台湾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除了分别导致国、民两党较量态势重大改变，并进一步导致或可能导致台湾政权更迭外，还促成了台湾政局中一个重要新因素的出现和发展——“双非势力”和“柯文哲现象”的出现和发展，并且对台湾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柯文哲现象”影响更为重要。由此，引发人们的关注，甚至有人认为台湾政局出现重大转折，出现所谓“三足鼎立”格局。但这不符合台湾政局的实际情况，迄今台湾政局仍然是国、民两党对峙的两党格局。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时期，将继续保持这一格局，出现“三足鼎立”格局是小概率事件。
“双非势力”和“柯文哲现象”的出现和发展，不是偶然的、突发的，而是台湾政治、社会一系列矛盾变化、累积的结果。在这些矛盾中，台湾的政治、社会转型长期陷于困境，是背景性、基础性的矛盾。从上一世纪八十年代中开始，台湾进入政治社会转型期，迄今已三十多年。尽管一些人声称“台湾是转型成功的典范”，但事实上台湾的政治、社会转型已陷于困境。三十多年来，台湾社会动荡、民众思想混乱、发展停滞，无不显示了这一困境。由此，还进一步派生出新的矛盾，主要有国、民两党为争夺政权长期恶斗，罔顾治理、发展、民生，引发民众强烈不满；台湾经济、社会发展日益停滞、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明显，更加激发民众不满。这些矛盾的发生，特别是长期积累，为“双非势力”、“柯文哲现象”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基础、空间和动力。
但是，上述台湾政治、社会重要矛盾的积累，还没有达到引发社会剧烈冲突、民众情绪完全失控的临界点；台湾的经济、民生还可按照惯性发展，没有完全脱序。这是台湾政局在不断动荡中，保持大体稳定；民众的不满在持续强化中，但还不会全面爆发的基本原因。所以，“双非势力”和“柯文哲现象”不具备持续大发展的基础，难以对台湾两党对峙的政治格局形成转折性改变而形成“三足鼎立”政治格局。由此可以预料，台湾政局的“三足鼎立”格局的形成，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在可预见时期内，将只能是很小概率事件。
此外，“双非势力”迄今处于“三无状态”（即无统一组织、无共同纲领、无领袖人物），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完全不是有影响、有实力的政治势力;“柯文哲现象”则只是柯孤家寡人的表演，完全没有成为有影响、有实力的政治势力。而且，“双非势力”和“柯文哲现象”的这种状况，在可预见时期内都不会有明显改变。这直接决定了，台湾“三足鼎立”的新政治格局并没有形成，在可预见时期内也不会形成。这实际表明“双非势力”和“柯文哲现象”对台湾政治格局的影响有限，并没有人们想像、宣扬的那么强大。
二、“双非势力”处于“三无状态”，没有真正形成对台湾政局有影响有实力的政治势力，对政局和两岸关系的影响有限
所谓“双非势力”，特指台湾“非国民党、非民进党”政治人士的总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台湾历次地方性选举有越来越多的“双非”人士参选并当选。2014年、2018年的两次地方性选举，“双非”人士的参选和当选都有较明显增加，从而受到关注。为此，出现一些相关的表述、称谓。其中使用较多的有，“第三势力”、“无党籍势力”和“白色力量”等。但这些称谓从内涵到表述形式，都很不准确。实际上，这一人群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民进党人士，而且都对国、民两党不满，称之为“双非势力”，相对准确。
多年来的事实显示，台湾的“双非势力”实际上一直处于“三无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双非势力”其实不构成真正的政治势力。2014年、2018年台湾的两次“九合一”地方选举结果显示，“双非势力”人士的参选人数和当选人数都达到了新高。这受到人们的关注，成为“双非势力”明显发展的重要根据。但因此都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双非势力”发展遇到的“天花板”。首先，“双非势力”人士的当选，主要集中于乡、镇、里等台湾社会基层层次，而在直辖市和县市层次则大幅减少；其次，“双非势力”人士的当选，主要是各层次的“民意代表”和乡、镇、里长，但直辖市和县市首长中仅有柯文哲一人当选（见表1）。这种状况决定了，“双非势力”人士参选和当选对于台湾政局、对于两岸关系的影响都十分有限。所以，台湾的“双非势力”并没有成为真正有实力、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势力。
台湾“双非势力”的“三无状态”，是一些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三个是：首先，长期、复杂的政治社会转型过程，导致台湾社会派系众多、山头林立，从而导致利益关系错综复杂、难以协调，这是形成“三无状态”的基础；其次，台湾现行政治制度，特别是选举制度有利于“双非势力”人士参选、当选“民意代表”，但不利于参选、当选直辖市和县市首长，是形成“三无状态”的外部环境；第三，“三无状态”有明显的自身强化效应，无论无统一组织、无共同纲领、无领袖人物，它们的长期存在都将导致“三无”的更加强化，更加长久保持。由于这三个因素和其它相关因素，在可预见的时期内都不会有重大改变，所以，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台湾的“双非势力”将继续处于“三无状态”。这决定了，他们对台湾政局和两岸关系的影响，将继续十分有限。
三、“柯文哲现象”的背景与基础及其未来的不确定性
2014年11月的台湾“九合一”选举中，柯以“政治素人”面目，得到民进党“礼让”，用完全非传统的竞选方式，当选为台北市市长，形成了“柯文哲现象”。2018年11月的“九合一”选举中，柯又以0.23%的得票优势实现连任，“柯文哲现象”受到人们更大关注。
“柯文哲现象”的出现和发展，与“双非势力”的出现和发展关系密切。实际上，“柯文哲现象”的出现和发展，就是“双非势力”出现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对台湾政局形成的强大冲击，已经导致人们把它视为必须与后者并列，而且具有大为超过后者重要性的台湾政局新因素。但事实表明，柯的自身特质是“柯文哲现象”出现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柯文哲现象”对台湾政局的冲击式重大影响，主要就是柯的自身特质决定的。事实显示，柯的自身特质十分复杂。主要有：固有的“台独”理念、立场；强烈的政治野心；敢于、善于进行政治投机；政治嗅觉灵敏、擅长玩弄民粹手段、迎合“民意”，等等。总之，以自身利益为核心，既狂妄、又精于算计。柯的这些自身特质，在其2014年决定以“政治素人”身份参选台北市市长，并以完全非传统的竞选方式胜选；执政四年没有突出政绩，又失去民进党“礼让”，但却实现台北市市长连任；在没有明确表示接受“九二共识”的同时，以“两岸一家亲”化解统“独”对抗，实现续办台北—上海双城论坛等等，都充分显示了柯自身特质及其对台湾政局的冲击式影响。现在，“柯文哲现象”及其影响，已是台湾政局无法回避的重要因素。不仅已经对2014年、2018年两次“九合一”选举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可能对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产生更大冲击式影响。现在仅仅只是猜测柯是否参选，就已对台湾政局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一旦柯参选，形成的冲击可想而知。如果柯竟能胜选，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那这肯定是台湾政局的重大转折性变化，而且很可能也将带来两岸关系的重大转折。
但是，事实同样还显示，“柯文哲现象”的出现和发展，还具有十分突出的不确定性。在柯两次参选台北市市长的决策中，特别在台北市四年执政中，其政见、策略，以及人事安排等，都表现出诸多不确定。这正是柯善变、多变自身特质的表现，可以说是必然出现的。但在深层次上，柯本人和“柯文哲现象”，却面临难以化解的严重矛盾，即“柯文哲现象”声势浩大与柯政治实力十分虚弱的矛盾，柯只能以多变、善变来应对这一矛盾。这成为柯政策、策略重大不确定性的重要动因。所以，“柯文哲现象”的发展前景及其影响，始终存在不可低估的不确定性。不仅柯具体的政见、政策和策略都很不确定，而且包括2020年是否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特别是能否胜选都很不确定，即柯的政治生涯、“柯文哲现象”的前景都很不确定。长此以往，随时间推移，这些不确定性不断表现、积累，必将导致“柯文哲现象”和柯本人身上曾经的光环不断消退，乃至消失。
四、“柯文哲现象”与“台独”及外部势力的渊源
长期以来，柯一直与“台独”头面人物陈水扁、蔡英文，特别是李登辉关系密切，得到他们的支持、资助。资料显示，1994年柯就积极参与陈水扁竞选台北市长的后援会活动；2000年柯更是担任陈竞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台大医院后援会召集人。以后，柯曾进入民进党的凯达格兰学校听陈授课；2012年6月——2017年9月任陈的民间医疗小组召集人，期间经常去台中监狱和高雄陈家中“探视”，多次为陈争取“特赦”发声。柯于2011年参与蔡英文竞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援会，其后并出任“小英之友会”常务理事。柯与李登辉的交往，和其与陈、蔡交往的模式不同，但同样，甚至更加密切。从2014年柯竞选台北市市长开始，直到2018年竞选连任，柯多次“密会”李，向李“请益”，李则欣然“面授机宜”，并对柯予以鼓励。柯与李、陈、蔡交往密切的基础，是他们共同的“台独”理念。通过交往，李、陈、蔡都表示了对柯的支持，在对柯予以肯定的同时，李、陈还给予柯资金支持。蔡于2014年台北市长竞选中，做出民进党“礼让”柯的决策，促成柯的胜选，是“柯文哲现象”出现和发展以及柯政治生涯的转折点；李则在2015年1月即公开称赞柯“有魅力”，可以做台湾地区领导人，第一个公开鼓励柯未来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尽管后来柯与陈、与蔡都发生重大矛盾，但都由具体利益矛盾引发。虽然他们之间的关系生变，但陈、蔡在根本上对柯的支持不会改变，充分表现了他们对柯必将推进“台独”的信任和期待。
2014年下半年，得到日本政府资助的“日台关系研究小组”，提出报告明确称，柯比蔡更亲日，应予以大力支持。此后的几年中，日本通过多个渠道支持、资助柯，包括通过日企控制影响的台湾媒体，为柯及“柯文哲现象”大造声势，把柯塑造为台湾媒体的“宠儿”；通过日本的一些基金会，直接向柯提供资助等。2018年11月柯实现连任后，即接受日本“柯友会”邀请，将于2019年一季度出访日本。柯实现连任后，特别是出现柯2020年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重大可能后，美国开始对柯予以重视，美国重要智库已邀请柯访美，2019年3月已成行。
上述事实显示，柯与“台独”势力头面人物，以及日、美势力，一直关系密切，得到他们大力支持、资助，这是“柯文哲现象”出现与发展的最重要外部支撑。这表明，“柯文哲现象”的出现和发展 ，不是简单的偶然事件，而是得到台湾岛内“台独”势力和日、美外部干涉势力长期支持、扶持而出现和发展的严重、复杂事件，与“台独”势力有着深层次的渊源，对此，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五、柯文哲的两岸关系政策
台湾的“九合一”选举是地方性选举，两岸关系问题历来不是这一选举的热点问题。但2014年11月“九合一”选举后，柯就任台北市市长后仅半年，就面临两岸关系问题重大挑战，即台北—上海双城论坛，是否和能否续办，实际是台北、上海两市交流、合作，是否和能否持续保持。柯采取了模糊两岸统“独”问题，务实促成双城论坛续办，保持台北、上海两市交流、合作的两岸关系政策。柯坚持回避直接对“九二共识”明确表态，而代之以强调“两岸一家亲”，以及用“世界上没有人否定只有一个中国”，取代是否接受一中原则及其具体内涵的表态。总之，用模棱两可的话语，取代关于统“独”立场的明确表态，以回避与大陆在统“独”问题上的直接对抗，谋求实际的利益。从2015年夏天至今，柯一直坚持这一两岸关系政策，基本保持了台北市与上海市的交流、合作，为台北市和他本人谋求了诸多利益。可以肯定，在其第二任期中 ，柯将基本延续这一政策，不会有重大改变。柯刚实现连任，即在台北举办新一届双城论坛，并且在主旨演讲中再次重申了“两岸一家亲”，同时还再次提出了“互相认识、互相瞭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互相谅解”等“五个相互”。这些清楚显示，在其第二任期中，柯将基本延续其第一任期的两岸关系政策。
但事实显示，在2018年“九合一”选举期间，从上半年选举酝酿阶段，到2018年底选举结束，柯实现连任的全过程中，柯的两岸关系政策出现了一些调整的迹象。尽管两岸关系问题不是选举的热点问题，但柯仍然被动或主动地涉及了这一问题，微妙地反映出其两岸关系政策可能的变化。2018年3月，面对台北市民进党基层对于继续支持柯争取连任台北市长的强烈不满，蔡及一些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公开要求柯对所谓“台湾价值”表态。柯在台北市议会应询时表示，“台北市是‘中华民国’的台北市”、“台湾当前不是中国的一部分”；5月在接受绿色媒体专访时，柯为“两岸一家亲”的言论“表示道歉”。这些可看做是出于选举需要，柯被迫做出的调整。但2018年12月，在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开幕式上，接受媒体采访时柯提出，“‘九二共识’以及‘两岸一家亲’都被标签化，大家可不可以想一个新名词，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说法”。这是柯第一次主动、公开并明确表示准备改变从不提及的“九二共识”和多次重申的“两岸一家亲”。这些微妙的变化，反映了柯在深层次上的真实立场和理念，必将对其未来的两岸关系政策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可以预料，柯如果2020年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特别是如果胜选、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其两岸关系政策将会有重大调整。在柯固有的“台独”理念和立场、个人特质，以及与“台独”头面人物、日美势力的密切关系等的综合影响下，其最可能的调整方向将是，以坚持回避与大陆直接的统“独”对抗为基本策略，争取实现台湾长久不被大陆统一的目标。这一两岸关系政策走向，不同于李、陈的“急独”政策，以及蔡的“缓独”政策。如果这一政策走向得以推进，将可能导致虽然两岸直接的统“独”对抗不甚明显，但两岸统一却由于台湾方面百般回避，而被无限期拖延。显然，这是不同于“急独”、“缓独”的“台独”新模式——“隐独”模式。可以预料，“隐独”模式如推进实施，将十分利于一切反对、阻挠中国统一的势力，而损害中国的统一大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此，必须现在就予以高度重视、有效反制。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9年5月号，总第25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