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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30年，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发展（图片来源：网络） |
通过规划合理的城市人口规模，能最大限度地发挥“集聚效应”，显着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随着城市化推进和产业结构升级，中国城市规模在不断增长，但中国目前城市结构不合理、城市规模普遍偏低、大城市数量不足。根据城市经济学理论，每个城市都存在一个最优人口规模。在该最优人口规模下，集聚正效应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人均福利即可支配收入最高。
我们可以通过构建“城市人口规模合适度指数”（即实际人口／最优人口）来考察目前的中国城市人口规模过大还是过小，并且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2010年约88%的地级城市人口规模不到最优规模的40%，此外在绝大多数城市人口不足的同时，北京、上海、深圳、天津、重庆等5座城市的规模显着偏大。值得注意的是，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始显现出向规模结构合理的城市群发展的趋势。
在理论分析中，绝大多数城市人口不足和少数城市人口过多都会造成较大福利损失。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251元，若城市能达到最优化规模，粗略估算一半以上的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可提高1.2万元或更多。这说明未来我们通过城市规模结构的调整，将会显着提高人均收入，促进整个经济效率提升。城市规模的调整，将得益于中国正在加快深化的要素市场改革，促进生产要素比如资本和劳动力在不同城市间合理流动。此外，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土地市场的改革，都将进一步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帮助农业人口更顺利地流入城市。未来，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也可通过发展多中心和卫星城，更合理地布局规划、集约开发土地等，实现城市本身的最优规模。
城市化会拉动消费，通过本地市场效应带来贸易优势，内需驱动力日益强劲。中国具备广阔的国内市场，城市化进程特别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将带来巨大的本地消费市场。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推进，农民工将成为城市化最主要的力量。2017年新生代农民工占比首次过半，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0.5%。正在逐渐成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强烈的城市化意愿和需求。农民工的福利待遇大幅提高将促进消费支出，那时候农民工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才见端倪。更进一步，城市化会从生活方式上改变人们的消费行为，从而提升消费率。城市的“集聚效应”会带来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也将进一步推动消费。根据贸易理论，本地消费市场潜力的增加将会带来贸易优势，促进经济的增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