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8月9日电／按照城镇化的发展规律，逆城镇化是继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城市扩展的郊区化之后，城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所谓逆城镇化，并不是反城镇化，而是城镇化的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是由于城市的人口密集、交通拥挤、住房昂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造成城市人口开始向远郊、小城镇和乡村流动。逆城镇化有三个规定性：一是乡村人口外流出现了逆转，但农耕者的人数可能继续减少；二是乡村居住人口的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绝大多数居民成为非农从业人员；三是乡村生活复兴，凋敝和衰落得以改变。
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
北京日报发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培林文章表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快速发展，2020年，中国按常住人口计算，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4%，但中国现在依然是一个农民大国，农村的人口总量仍达5亿多人。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仍然祗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9%。城乡之间巨大的发展差距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最大的软肋，这是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大背景。
另一个大的背景是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发展的动力、发展的比较优势、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发展的国际环境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在发展的约束条件方面，绿色发展成为一个硬约束，不可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乡村振兴也必须服务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发展大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覆强调，必须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部署，这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2020年年底，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全党务必充分认识新发展阶段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所以说，乡村振兴的难点有千条万条，最大的难点还是让农民普遍富裕起来，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生活。而要提高农民收入和改善农民生活，就要进一步减少农民，解决农村人地关系紧张的问题。2020年，农业从业人员还占就业总人口的23.6%，约1.8亿劳动力。绝大多数农民的耕作面积和经营规模较小、收入较低，难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如果在未来15年的发展中，23.6%的农业就业人口能够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再下降十个百分点，农民的生活和城乡差距都会有很大改善。这是一种经济增长放缓时期仍然可以实现的结构改进。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路径，除了促进农业现代化之外，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搞多种经营和高效农业，提高土地经营收益也是很重要的路径。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农民工资性收入比例的提高，成为农民收入提高的关键性影响因素。但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2020年，中国农民工的总量几十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现在还不清楚这是受疫情的影响，还是由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带来的转折性变化。
走出城乡分隔、一国两策的困境
文章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老所长陆学艺教授是国内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做了一辈子的乡村研究。他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就要跳出农村看农村，把乡村发展与城市化联系起来，走出城乡分隔、一国两策的困境。这是抓住瞭解决农村问题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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