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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谋求共同理念与共同行动，将是推动两岸走向和平统一的一条可行路径。 |
中评社╱题：两岸关系中的惯例行为分析*——从行政性惯例向社会经济性惯例的转变 作者：朱润东（福建），华侨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与金融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
作者以惯例行为为研究角度，揭示了当前两岸关系中，约束两岸行为的不仅仅是法规，更是惯例。不同的惯例行为存在不同的效率特征，从而使得更高效率的社会经济性惯例会逐步替代低效率的行政性惯例。社会经济性惯例会给两岸民众带来更多的共同 “情理”，从而会促进两岸在更大程度上谋求共识与互动。尽管两岸政府对这种惯例转变抱有不同的态度，但是鼓励多元竞争和合作，以共同经历来培养共同“情理”，将是未来大陆对台工作的一项有力举措。
一、前言
中国人历来在处理日常事务时，常用“情理”来评价某种行为的合理性。中国人认为的“合情理”并不是按单一标准进行认定的结果，而是在理性与情感的中间找到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中庸”位置，谓之合理。这个位置经过多次尝试和实用后，被大家约定俗成地接受，这就是一种惯例，而按照这种惯例来从事的行为就是一种惯例行为。惯例和法律一样，具有强烈的约束性，但不同的是惯例是一种软约束。
多年来在处理两岸关系时，北京和台北之间各种类型的交往，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无论是官方的、半官方的，还是民间的交往，实质上都是遵循着各自认为适当的共同惯例方式进行的。其中，有两个规律性的结果几乎是可以确定的：一是随着交往的逐渐频繁和深入，两岸之间的共同惯例在逐渐增多；二是由于政治主张上两岸长期存在的明显分歧，不同类型的惯例行为存在不同的效率特征。
在两岸交往的历史进程来看，以政府行政干预为代表的行政性惯例行为仍居于主导，但其占比在逐渐下降；而以民间交往为代表的社会经济性惯例行为，其比重在不断上升。两岸今后的交往会逐步从行政性惯例向社会经济性惯例的转变，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么？社会经济性惯例的普及又会给两岸民众带来怎样的影响？北京和台北当局对于这种转变的态度会如何？北京在对台策略上应作出怎样的调整？
二、必然趋势还是昙花一现？
处理两岸关系中的行政性惯例行为，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缓和两岸敌对关系和寻求政治共识的一项最有效的手段；同时，也是利用经贸交往，谋求意识形态趋同的一条必经之路。所以，即便在当前，两岸关系中具有实质性变化的标志性事件大多还是一些两岸政府的行政行为。
当北京和台北在政治主张上存在分歧而各不相让时，双方都常常试图通过某种官方行政方式来向对方施压，以迫使对方来接受自己的期望。但单一的行政施压似乎越来越难以呈现出明显的效果，因为当双方进入到敏感利益区域时，外交妥协的成本往往会很高，议题越敏感，成本也会越高。这就使得行政性惯例行为的边际成本递增，双边关系陷入僵局。
与此同时，两岸在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的分歧却没有成为一个大问题，因为在这一领域，两岸一直都是按照民间交往中的社会经济惯例来运作的。直到现在，许多台湾的中产阶级都承认，ECFA的条例几乎全部是按照国际经济一体化单边关税优惠（PTAs）形式来拟定的，按照国际惯例，两岸ECFA的签署会给台湾带来巨大商机和经济增长；之后的服贸协定的内容也完全可能拟成另一个PTA。而在社会文化领域，两岸科教文体方面的交流活动不断，双边也都尽可能地给予对方一定的便利和友善。这种社会经济性惯例行为同样也存在成本，但由于社会经济性惯例行为的可重复性，使得在某一惯例方式下可以多次反复地进行运作，随着两岸经贸和社会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和深入，反复运作的惯例行为就逐步形成了行为规模，而在规模条件下，行为的边际成本会随着行为方式的增加而递减。
综合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边际成本递增的行政性惯例行为难以突破收益的瓶颈，另一方面，边际成本递减的社会经济性惯例行为却可以给双边带来可预期的递增收益。所以社会经济性惯例行为会比行政性惯例行为更具有效率。更进一步，根据市场的自然选择规律，我们有理由相信，从行政性惯例行为向社会经济性惯例行为的转变是一种必然趋势。
三、社会经济性惯例带来的共同“情理”
尽管在理论上的确可以得出社会经济性惯例行为更为有效的结论，但在实际的社会经济交往过程中却会遇到与理论“背离”的情况。比较普遍的一个例子就是台湾的泛政治化现象。无论大陆对台湾做出何种举动，台湾的部分媒体和民进党名嘴都会设法给其扣上一顶政治帽子。如果大陆的行为显示其强硬态度或秀了下肌肉，那就会从“情”字入手，突出大陆对台湾的冷酷与无情；反之大陆的行为如果展示了对台湾的友好或优惠，那就立刻换了副讲“理”的嘴脸，貌似在抽丝剥茧般地分析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实际上往往会先偷换一下概念，再根据臆想来编造某个骇人听闻的鬼故事，突出大陆“施恩后的阴谋”气氛。
台湾民众往往缺乏对大陆直接和全面的瞭解，长期以来也看到了两岸用行政性惯例行为解决两岸问题的常规方式，已经形成了“大陆的一切举动都是北京政府行政性惯例行为”的惯性思维，自然比较容易接受媒体和名嘴们对大陆的恶意抹黑，曲解大陆对台释放的种种善意。社会经济性惯例则能较好地化解这一困境。
社会经济性惯例往往能把“情”与“理”进行辩证统一，既能摆事实、讲道理，又能便宜行事，兼顾情分。例如，在讨论关于北京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台北提出的“新南下政策”之间的关系时，有人就提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大陆应不应该让台湾的“新南向政策”也搭上“一带一路”倡议的顺风车呢？直接回答的结果都是令人尴尬的：如果不应该，那么表示大陆对台湾的不友善，台湾经济未来的不景气可以全赖成是大陆的恶意打压，同时，习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倡议高峰论坛上所说的“欢迎世界所有人都来搭‘一带一路’的顺风车”就成了空话；但如果应该，那么台湾可能会解读出台湾从“一带一路”中所获得的好处是应该的，是理所当然的，之所以能获得这些好处应归功于“新南下政策”而不是大陆，从而这成为了民进党谋求连任的“伟大功绩”和推进台独的“有力证据”。事实上这个问题根本不是“应不应该”的问题，因为在社会经济性惯例中，搭便车没有应该不应该之说，只有愿不愿意和能不能够的问题，愿不愿意是于情，而能不能够是于理。台湾愿不愿意搭“一带一路”的便车？如果愿意，那就承认了台湾未来预期收益是源于大陆的善意，而不是民进党“新南下政策”的英明；如果不愿意，那么未来台湾经济的不景气自然不能怪罪于大陆的恶意打压。同时，即使台湾口头上表示愿意搭便车，还要看台湾企业是否具备搭便车的客观条件——同等条件下给予台湾企业更优惠的合作待遇是可以接受的，但与外国竞争者存在明显的条件差距，台湾企业自然不能搭便车了。因为中国企业不可能因为台湾因素而无原则地破坏市场的“三公”原则，这是比两岸惯例更大的共同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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