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联系越来越密切，各领域交流交往持续扩大深化。两岸贸易往来再创历史新高，2018年贸易额已达2,262亿美元，同比增长13.2%；台商投资稳步增长，全年批准台商投资项目4,911个，同比增长41.8%；截至2018年底，累计批准台资专案107,190个，占实际使用外资专案总数的11.2%。2018年两岸人员往来超过905万人次，同比增长3.2%；其中台湾同胞来往大陆首次突破600万人次，“首来族”达到了40万人，皆创下历史新高；截至2018年底，台湾居民来大陆累计超过1亿人次，报考大陆高校的台生也成倍增长。
在这样的趋势下，“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如果要摆脱被污名化，就要在融合发展的大趋势下乘胜追击，更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这样的新路可从下列的治理思维方向推进：
1)继续深化融合发展，对于台湾同胞一视同仁
在民进党执政下，两岸不但官方交流中断，民间交流亦会受到限制，例如高雄市长韩国瑜到大陆所签的农产订单可能需面临检疫通关等行政阻碍；所以想要争取台湾民心的做法，就是“落实落细”两岸融合发展的惠台利民措施，让仍在台湾的民众看到大陆台胞发展得很好，相信大陆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对台湾同胞一视同仁、对台湾同胞有利，增进台湾民众对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信心。
2)听取台湾同胞心声，透过对话做出公共决策
大陆制定31项惠台措施是听取许多台胞意见才研拟而成，超过27个省区市在内的80个地方制定的具体落实举措也是如此；但是好还要更好，毕竟大陆的幅员广大，各层面需配套的事宜仍多，很多还需要“落实落细”。如果可以持续定期或者适时地听取台商、台干、台生、台青、台配等各地台胞心声，将可让立意良善的惠台公共决策，更能做实做好，营造“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利环境。
3)让民众能够且愿意投入政策选择与提供服务
有效参与是增进两岸认同的最佳方法之一，惠台措施是大陆展现照顾台湾同胞的利多，是推进“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好方法。如果进一步让利益攸关的台胞，可以参与惠台措施和落实举措的政策选择，甚至让台胞或其团体可以提供公共服务，例如台企联或是各地台协，帮助提供商业甚至医疗等服务，这对未来新增的惠台利民政策措施的正确方向、积极支持、效率效能等，都将有所助益。
4)运用治理方式以鼓励愈来愈多的人履行自身责任
政府为注重责任的公民服务，不是为只讲利益的顾客服务；政府提供服务，需要强调公平与公正；政府不是仅仅在意重视短期私利的顾客，而是应该重视那些关心公共利益的民众。同样的逻辑，大陆应鼓励重视公共利益，维护台海稳定和平，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民众，积极参与两岸和平发展的推进，其不只享受利益，更要勇于承担责任，才能让“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更有可操作性。
五、结论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不能总是如以往聚焦于“一国”的争议，而是应该认真讨论“两制”，才是争取台湾民心的重点。只要把握住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四十周年纪念会上所说：
推动两岸双方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达成“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九二共识”……
换言之，现阶段只要把握住“九二共识”的“一国”，接着全力探讨“两制”的可操作性途径，才能真真实实让人民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如此才能让“一国两制”在台湾，不再被污名化为“被并吞”的负面代名词，使得愈来愈多台湾民众愿意去思考甚至支持，则“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在台湾才有市场。
总而言之，善用治理思维，探索两岸融合发展的新路，营造两岸人民都双赢的环境，加上运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就能创造可以获得多数台湾民众同意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臻至两岸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注释：
①基金专案：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案“一国两制的行政功能研究”阶段性成果。
②G.Stoker, "Governance as Theory: Five Proposition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 50, No. 1 (1998), p.17.
③D.Garland, "Governmentality and the Problem of Crime: Foucault, Criminology, Sociology," Theoretical Criminology, Vol.1, No.2 (1997), p.174.
④T.J. Biersteker, "The 'Triumph'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Policy Convergence and Bases of Governa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n J. N. Rosenau and E. O. Czempiel eds.,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02.
⑤John Dixon et. al., "Ethics, Trust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Contending Modes of Societal Governance," in Nada Kakabadse and Andrew Kakabadse eds., Governance, Strategy and Policy: Seven Critical Essays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 6.
⑥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ur Global Neighbourhood: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4.
⑦Perri 6, Diana Lest, Kimberly Seltzer and Gerry Stoker, Towards Holistic Governance: The New Reform Agenda (New York: Palgrave, 2002).
⑧B. Guy Peters, The Future of Governing: Four Emerging Models, 2nd ed. Revised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1).
⑨Janet V. Denhardt and Robert B. Denhardt, The New Public Service, 3r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作者简介：黄清贤，曾任中国国民党主席特别顾问兼大陆事务部主任、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现任天津南开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南开大学两岸关系研究基地研究员、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9年9月号，总第26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