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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断裂与异化，对台湾年轻一代的思想观念影响很大。 |
中评社╱题：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断裂与异化 作者：萧衡锺（台湾），台东专科学校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大学博士
真正的本土化应该是以合作来取代对抗，以整体来取代个体，让台湾的人民都能在一个生命共同体中彼此珍惜，相互感恩，共创和谐多元的社会。本土化应该是一股厚植本土力量、促进发展的动力泉源。因此，本土化的内涵绝不是要和任何区域或人群划清界限，而是要在自信开放的基础上，吸纳文化精华。
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断裂与异化，对台湾年轻一代的思想观念影响很大。首先，在文教领域大力推行“去中国化”，在教科书、教材和基础教育等层面，置入性行销“同心圆史观”、“东亚史观”与“台湾地位未定论”。其次，在文化政策及文化产业领域较偏重于台湾本土文化，割裂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的地位，不利于两岸文化的相互对接和交流往来。
再者，通过形塑“台湾主体意识”，以构建“多元文化”与“民主的”社会价值观，标榜与欧美社会接轨，来区隔与对抗中国文化。民进党与蔡英文政府的上述作为，让人视之为“文化台独”举措，从而导致台湾青年普遍对于中国大陆及中国文化的不认同。
一、台湾的多元文化及其国族认同
“文化”是一种概念，文化是自然、也是人为，它的始发点出自天性，发展的过程深受环境影响，结果则是人们必须不断适应环境、挑战环境，成为塑造人类不同文化的主要因素，“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其各自在经济面、文化面上属性有别，最后发展出不同的文化体系。因此，文化是人类透过后天学习、经验累积而来的，在文化不断进展的过程中由某一特定族群所共同拥有，非个人，也非自然性产物。
台湾长期以来是一个移民组成的社会，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外来族群移入。人口主体是汉人，汉人携来大量汉文化，试图与原有台湾社会族群融为一体。文化、族群冲突对整体社会性格的塑造与文化发展有莫大影响，重复的历史经验强化了宿命观的梦魇。
移民浪潮来来往往于这个岛屿上，带来语言、生活习惯、政治理念各方面的冲击，原有的文化型态必面临重新调适、学习和再出发，这过程往往是痛苦而混乱，相对要付出许多社会代价。而台湾人心理上的无根性、对乡土情感的不够根深蒂固，实肇因于以往的历史宿命。
无庸置疑的是，台湾文化经历每个时期政权的转换，具备多元化与适应性强的特质。衍伸来说，像闽粤汉文化是台湾文化结构主体之一，它与原本中国中原文化亦有较大差异；国民党政府到台湾后，各省汉文化随之进入原有闽粤文化系统，遂而逐一汇集成一新型的台湾本土汉文化。而日据时期，日本人在台湾推动的日本化、皇民化，也深深地影响台人生活习性、思想行为和语言文字，直到今日都是如此，诸如日本文化呈现在台湾日系百货公司、流行偶像日剧、居家饮食习惯、文化艺术鉴赏、政经理念等处。
另外，当年荷兰传教士曾以罗马拼音字母撰写平埔族西拉雅语，创“新港文书”，西班牙人在台湾北部留下许多具代表性的历史建筑；战后欧美文化大量输入台湾，西化蔚为风潮，台湾文化于是在此洪流中演进、蜕变，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丰富其多元化的内在精神。
故台湾近代文化生态的背景具有多元文化之性质，这也是台湾社会所呈现出来的多元文化现象，因着原住民运动与客家运动的发展，逐渐重视起来，在21世纪的开端，多元文化主义似乎已经成为台湾社会新的共识与价值。不过，“多元文化”这个名词，对台湾现今很多人来说有着不同的意涵。
在台湾，多元文化社会是一个早已存在的事实，而多元文化的存在，就正面来说，可以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动力来源；而若就负面来看，却也可能因彼此拉扯而成为向下沉沦的力量。有些人依赖它来建构台湾主体意识，也就是台湾的族群关系；有人依赖它来提倡乡土文化与社区特殊文化意识，朝向“怀旧的本土化”路径；也有人则依赖它来讨论台湾的国际化以及全球化过程，朝向“世界村”、“国际公民”与世界其他文化连结的愿景。
当然，批评的人也不少，如认为“多元文化”是欠缺“阶级冲突、族群压迫的物质基础分析”，只创造一种肤浅的价值相对的嘉年华会，反而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效果。
正因为促成“多元文化”论述等相关话语形成的政治环境复杂性，以及使用者的“政治目的”冲突对立，抑或是涉及如何建构台湾发展的系统性思维时，而有着“中华民族扩展与移垦社会的内地化”、“移民社会的土著化及外来政权的本土化”、“垦殖社会反殖民和建构独立自主性”等明显不同史观见解的出现。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台湾社会目前面临到一个两难：一方面台湾需要一个共同的国族认同，而另一方面族群差异也需要被重视与强调。因此，这意味着台湾社会“多元文化”时代的来临，并不代表过去争议不休的问题的中止，而是促使我们必需正视关于当前台湾“多元文化社会”所需面对的困境与挑战问题，1980年代的社会运动虽然开启了台湾社会更多样化的门，但“多元族群”的问题也随着社会运动的发展而越形突显，需要整合与构连不同的文化差异。
二、台湾多元文化的冲突与整体
就其大势观之，战后台湾的思想与文化发展，呈现出诸多思想或文化质素之间的冲突，包含有三类型的对立与磨合过程：首先，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较具有本质性，因而牵动其他文化冲突的发展；其次，中原文化与台湾文化之间的对抗，基本上与过去百年来台湾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过程中，政治结构与政策的变迁有其深刻的关系；再者，文化全球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抗衡与共融，则是受到战后台湾经济快速发展及其日趋国际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经济全球化正是影响台湾多元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发展。
而上述战后台湾文化的三种类型冲突，却又是在文化系统的“整体性”与“多层次性”中进行的。任何文化系统都有其“整体性”，所以上述台湾文化中的三种类型冲突常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相互连带影响的，其“整体性”具有下面几个涵义。
从内容上看，任何一个文化系统中的范畴或要素都融合成一整体，通体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文化的各部门一方面固然各有其独自的功能，另一方面却又互相协调合作，互相适应，当然，也有互相冲突的可能。
从纵剖面看，文化与时俱进而因革损益，古今通贯而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再从横切面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与文化内容的传播，使得不同空间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相互作用的整体。
最后从文化的负载者看，人在文化活动中各自扮演不同角色，如经济活动中有生产者、商贾、消费者，家族生活中则有为人父、母、子、女、妻等不同角色，所有的角色合起来，才构成了文化活动的整体。
从历史的角度看，台湾作为一个世界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中心，早自十六世纪开始即已成为近代史上西欧各国争取之基地，且与西方文化之接触甚早。在荷据时期，台湾便成为荷兰人将中国之商品输往巴达维亚、日本、荷兰及东印度各地商馆之贸易中心；明郑时代郑氏父子之兴起，主要的凭藉力量就是当时的外洋通商贸易；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台湾以外贸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更是促使台湾与世界进行最密切的往来，使得台湾的经济发展被视为东亚发展模式的亮点之一。上述各时期的多样文化交织，确实带给台湾于传统及现代文化间的文化多元杂汇，并从而揉萃出新的文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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