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中贸易战之始与其末
特朗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可说是由于他纯由美国在对华贸易亏空数据上看问题的直觉反应。单看2017（特朗普上任第一年）的双方贸易，美国赤字已达美金三千七百五十亿元。这样庞大的数目，比一个中等富裕国家（如马来西亚）一年的GDP还要多。
关于这一点，有经济学家做过专业研究：认为那导致美国偌大赤字的真正原因，主要还是“结构”的问题。譬如，美国工资过高、保险及律师费用也高，因此总的经营费用普遍居高。何况，工会势力过于强大，导致罢工事件时有发生，促使美方生产力与效力绝对无法和中国竞争。可是，特朗普却一厢情愿地认为这种“一面倒”偏向中国的怪现象，全是由两大原因所致：（一）以前历届美国总统太过纵容中国；再加（二）特朗普咬定中国贸易行为有欠“公平”。所以他要发起贸易战，用惩罚中国的办法——包括对中国进口增加关税等等措施——来平衡美国不断亏空的现象。
无论特朗普的理由是否正确，他深受“中国威胁论”的毒，使他感觉中国的崛起，已将一个原来的贸易对手转变为足以挑战美国霸权的劲敌。故自2018年6月以后，他将更凶狠矛头指向中国。因而原有之贸易战逐步扩展与升等而恶化为一个“新冷战”的局面。
四、拜登与习主席会晤后对华政策转变之玄机
与习近平畅谈三小时后，拜登最紧要的反应，如上面所引述，即是已没有“新冷战”的余地。这当然概括了许多基本项目，无须搞贸易战即其中之一；尤其考虑到以上专业经济学家的论述，美国的贸易赤字，不能一面倒归罪中国。拜登的许诺,可说是预期他对华政策的新松动。可以更具体浓缩为“五不、四无意”。
<1>“五不”是指：(1)不支持两个中国；(2)不支持一中一台；(3)不支持台独；(4)不寻求冷战；(5)不拉拢盟友反对中国。
<2>“四无意”则是：(1)无意和中国发生冲突；(2)无意同中国脱钩；(3)无意阻扰中国经济发展；(4)无意围堵中国。
我们应知道在拜登上任之初（即2021年正月以后），他的对华政策方针曾浓缩为“四不、一无意”。 如果我们将这两套口头禅相比，不难发觉这新的“五不”有两则是新的，即“不支持两个中国”与“不支持一中一台”。 其实也就是将“一个中国”的内涵拼了出来。可是，却没有重复原先“四不”中的“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这个遗漏至为值得注意。
盖自尼克松总统以来，美国与中国交往时，均希望能达到一个秘而不宣的目的，那就是希望中国人民因接触了外界 ——譬如看到美国的民主制度——会因而增加他们对（西方）民主的渴望，甚至搞到一个程度他们可能集体放弃自己的政府与它奉行的社会主义。可是尽管这次在新冠疫情与“新冷战”夹攻之下，美国人能看到的正好是相反现象。有媒体报告透露，每次国务卿庞培奥不择言辞恶意攻讦中国，反而促使中国老百姓更积极靠向政府一边。如果有人质疑这个发现是否可靠，且看“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亚希中心”在七月九日发表的13年来对《中国人民对政府满意度》观察的结果。结论是：中国人民对共产党政府的满意度，13年来有增无已。相反地，在美国，自2020年5月后民间对种族歧视（与警察滥权）抗争运动泛滥各地以来，美人民对政府的满意程度，已达历史新低。
在这方面，独立的民意调研机构的相关数据，可供我们参考。根据“皮优研究中心”（美国调研机构Pew）的数据，美国人民认可政府的支持度是35%。而在中国，人民对政府的支持度则是85%。
有鉴于如此数据的对比以及相关的历史背景，我们不难理解为何拜登对华新政策的指导原则没有继续以前美国政府企图改变中国政体的意愿。
相比习近平在中共20大后权力愈加深厚，拜登刚度过美国期中选举，其所属的民主党对国会众院的控制已输给了共和党。一般分析家相信，至少在未来两年，“以台制华”将是两党的共识。新任共和党众院议长，一般相信他必然护航“台湾政策法”过关，并且可能重演佩洛西访台先例，而民主党也不会反对。观察家作此揣测者，可以参考上次佩洛西访台经验；佩洛西在行前受到各方劝阻时，曾回言称唯有拜登总统明言反对方能使她放弃台湾之行，可是拜登始终并未如此做。
观察家认为：美国期中选举使台湾成为两党“反中”的筹码。虽然如此消息使得蔡英文心怡数日，而在台湾11月26日“九合一”选举中，她领导的民进党却遭惨败。在21县市长中，民进党仅赢得5席；国民党13席。此外，民众党一席；另有2席为无党籍。蔡英文面临如此窘境不得不引咎辞去民进党主席职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蒋家第四代的蒋万安当选了台北市长。
五、习主席元首外交另一层面：开辟“大国外交”新境界
习近平主席为求反制美国自特朗普以来企图孤立中国的诸多手段，特别加强推动北京“全球化”的战略。他的构思是针对特朗普的“单边主义”而来。美国人一向引为自豪的是：他们国家的经济自1872以来一直领先全世界。可是自21世纪以来却面临衰退的威胁；特朗普认为除了中国崛起之害以外，亦受到美国争为世界霸主必须津贴其他国家与地区重担之累（譬如仍须耗资大力维持“北大西洋公约”以对抗跋扈之俄罗斯）。因此，为了要“使美国再伟大”，特朗普选择了“单边主义”的方案：譬如强迫北约其他成员国增加他们维持该组织的经费与责任；同时美国拒不参加新成立的欧盟组织。其目的在减少资源耗费，以保持美国实力。
相反地，中国和欧盟则建立了融洽的双边关系，并进行各种合作。它们不但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而且双方共同支持多边主义信念，与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正好唱反调。除此之外，中国的“全球化”政策，在习主席领导下，已证明是争取盟邦和建立各种 “自由贸易合作组织”的有效途径。这方面，只需看两个例子即可显示。一是中国在2015年创建的“亚洲基本建设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到2022年已有103个国家参加为会员国（其中包括美国最亲近盟邦的英国）；另有其他20个国家尚在申请参加中。另外一例，是中国在2013年开始的“一带一路”项目，至2022年8月已经广纳149个国家（外加32个国际组织）于它的组合圈中。这些国家散布在亚、非、欧三洲。这两个项目，再加由中国发起而设立在“金砖五国”之下的“新发展银行”（旨在帮助发展中需要帮助的国家），正好是三个顶尖的具有“地缘经济”性质的项目。习主席对它们的内涵用意，乃在试求避免和美国地缘政治（强调军事竞争）的路线起冲突；冀求形成一个不相对称的磋磨关系。
这一切措施与发展，倶是习主席开辟“大国外交”新境界非常重要与独出心裁的产物。但因一般涉及他“大国外交”或“元首外交”的讨论倶忽略了这里所谈到的三个顶尖“地缘经济”项目之安排，因此我们在讨论习主席全球化“元首外交”时，必须注意他在“地缘经济”上的努力。
当然，首先我们须要知道何谓“地缘经济”。这是一个展现于后冷战时代有决定性的现象。相较于“地缘政治”（强调军事安全），“地缘经济”则着重经济安全。在“地缘经济”时代，一个大国的经济安全建筑在四项要素之上：(1)人力与科技的资源；(2)可输出的资本；(3)产出现代物品的能耐;(4)对于国际上有关经济决策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充裕地拥有了这四项要素，才能作为一个“地缘经济”时代的大国。才能为人类前途命运指引方向。才能谈创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必须认识习主席的“大国外交”，因是符合“地缘经济”的精神，所以它与“地缘政治”时代的大国争作世界“霸主”意义绝然不同。中国现今作为大国的任务，是要推进国际合作，建设世界繁荣共享。所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超过了“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构想与目的。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精神，始勘可比拟。
六、结论
在习近平主席外交思想引领下，他的“元首外交”达到了促使拜登总统领悟美中关系已无“新冷战”之余地。由于21世纪是“地缘经济”时代，所以习的“大国外交”充分带有“地缘经济”时代的精神与特色；其目的不是要争霸，而是要构建世界永恒和平与繁荣。其做法有四：(一)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二)坚持多边主义；(三)坚定互利共赢原则，促使世界共同发展；(四)深化文明交流，增进国与国之间相互信任。有这种胸襟与作为，才能说服拜登之流世间已无搞“新冷战”的余地。如此的风范，方足以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推手。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3年1月号，总第30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