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台湾青年政治负情绪的演变模式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作者：王艺桦（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
政治情绪涵盖积极与消极两面，消极的政治情绪会导致社会冲突的加剧，更进一步合理化情绪的“非理性”。台湾政党数十年的政治社会化逐渐将“台湾意识”灌输至青年群体中，误导台青对两岸关系的正确认知。在多次“情绪刺激-情绪感知”的恶性循环后，其政治情绪以激烈的方式宣泄而出，“太阳花”学运后台湾青年的政治参与意识明显提升，政治负情绪突出，民粹之风蔓延。其影响力还体现在政党竞争上，“助力”民进党翻转局势，持续控权，助长“台独”气焰，影响两岸融合发展。就此积极正面的引导迫在眉睫。
一、引言
情绪本归属于心理学研究的范畴，“它包括生理唤醒，认知体验和行为表达。”①因具备“非理性”的特征，在西方研究领域常被边缘化。然而情绪作为人类基本的社会心理反应，会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有所反映。
以台湾地区的选举政治为例，情绪或者好恶的情感可以对选民的投票行为具备启发性作用，帮助选民应对复杂混乱的政治投票环境。在台湾的选举研究中，民众对于候选人的认知、政治认同、统“独”立场等都是影响民众投票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台湾政治生态中政党所体现出的极化现象愈发明显，尤其是在地区领导人大选期间和结果出炉之初的一段时期，各党派“不遗余力”地拉取选民，主要的反对党会对执政当局的各项政治行为“紧密审视”并“大力抨击”。在政治极化的“撕拉”之下，台湾地区的青年政治情绪发展也进入一种“情绪刺激——情绪感知——情绪发泄”的运行模式之中。其中，岛内蓝、绿两大阵营在统“独”议题上的分歧最为明显。青年一代的政治认同正在形成，本就处于易受影响的意识“薄弱”时期，加上受到绿营多年“去中国化”教育的浸染，在面临政党投票选择时，民进党越发明确的“独”派宣传一方面刺激到台湾青年的政治情绪，一方面迫使其形成对“台湾本土意识”的深层认知。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对香港“修例”风波的反应、2020年蔡英文竞选地区领导人的民意反弹等等事件中台湾青年一代的政治情绪被党派高度提抬，且造成了政治“情绪发泄”后的系列影响。厘清台湾青年政治情绪变化的运行机理及其政治情绪变化对两岸关系的主要影响何在，以期对改善两岸关系有所助益。
二、台湾青年政治情绪负面化的演变模式
联合国于1985年首次将青年定为15至24岁之间的人，后修改至15-44岁。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台湾青年的政治情绪，威权统治时期的台湾民众缺乏政治参与，政治情绪的波动性不大，因此本文把研究范围划分至台湾“解严”时期（1987年）到2020年，其中尤其关注的是2000年陈水扁上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到2020年这段时期，饱受“台独”党纲影响的青年一代正好成长为具有投票权力的公民。对于他们的政治情绪变化观察，可以归结为“情绪刺激-情绪感知-情绪发泄”这一历程。
（一）情绪刺激：台湾青年政治意识觉醒
“从心理学角度，情绪的产生源于外界对本体的刺激，政治情绪也不例外，政治情绪产生于个体对政治的渴求与需要。”②政治意识的觉醒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政治民主化塑造青年世代政治参与意识。1995年后政论节目开始走向人们生活，政治广告的出现使得政治和民主更像消费品，它标志着台湾进入了一个政治消费时代。台湾民众逐渐发现自己所拥有的选票可以成为监督和敦促政党执行自身意愿的砝码。“自己的一票真的有用”引发了积极的政治参与。在此阶段成长下的台湾新世代具备民主化色彩，对自身的投票权益有所认知，当成长为具备投票权的选民时，倾向于使用自己的合法权益。
其次，网络政治传播提增台湾青年的政治负情绪。相比其他年龄阶段的选民，青年选民更倾向使用网络获取政治信息。选举得益的政治生态加剧了政党对选票的争夺，青年选民对于政党政策的执行信度和效能都有提出质疑，表示时常出现“选后不管”的尴尬境况。选民认为自身利益的诉求得不到回应，政党竞争阶段的承诺只是为了获取选票。故而，青年选民对于政党认同的情况一直持续低迷，表现出对党派竞争的“厌恶感”。台湾学者林聪吉在2013年通过电话访谈的方式针对台湾年满20岁的台湾民众关于其政党偏好的调查显示“年龄轻、教育程度高、白领阶级、居住城市者，会倾向具有较高的反政党情绪”。③
第三，“台湾主体意识”的持续强化。民进党多年在台湾社会中深耕“去中国化”思维，培养青年“台湾主体意识”，利用新媒体，采用多手段、新方式持续刺激青年选民的政治情绪。从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的结果看，青年世代对民进党的支持度不减，这自然与民进党数年的“台湾主体意识”推进不无相关。政党通过强化“台湾主体意识”，转移青年选民对政党执政效能的负面感应，抬高政党的民主支持度。
（二）情绪感知：重复刺激提抬两岸青年认知差异
情绪刺激后个体会对此有所感知，情绪刺激被感知的过程被视为情绪感知。在此过程中，个体的认知会因感知到情绪而不断强化。需要说明的是情绪刺激到情绪感知不一定会直接发展到情绪发泄，有可能形成持续的双向循环。即“情绪刺激—情绪感知—情绪刺激—情绪感知……”。
1、乐提统“独”：刻意培育两岸政治认知差异思维
纳粹党徒戈培尔总结称“重复是一种力量，谎言重复一百次就会成为真理”。当民众不明真相时，通过虚假的重复性宣传以得到民众的认可，继而“弄假成真”。
多年来，奉行“台独”党纲的民进党利用民众的模糊性身份认知力图将台湾青年群体吸引至党派的支持群体中，达到其政治目标。通过修法，修教材，控制大众媒介，数十年持续推送大陆“威胁”论，营造“亡国感”，哄抬仇陆气焰。不断扭曲台湾民众的政治认知。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在2020年7月3日公布的三份民调调查结果显示在两岸关系方面“维持现状”仍占据主流，但是有下降趋势，且“偏向台湾独立”有27.7%的支持度，是该研究中心近30年的最高数字。④
2、强化感知：政党对青年选民选票的高热争夺
台湾政党从一党发展到两党对抗、小党林立的过程中，各政党势力角逐，争夺政权。无党派的中间选民在台湾社会中占比高达40%，其中，青年选民比重逐步增大。争取青年选民的投票逐步成为台湾政党竞争的主要方面。民进党相继推出切合青年世代需求的政策来吸引其投票。用人方面任用受过高等教育的本省精英、参与学生运动有一定号召力的大学生，优化网站页面，采用年轻化的交流方式与青年构建沟通桥梁，同时培养了大批网军来引导舆论风向，利用“网红”散布假消息抢年轻人选票。青年的选票价值被政党的高热竞争逐步拉抬，青年世代的选票意识也在隐性提升。
3、多方刺激：西方强国“协防”与大陆“威胁”认知的泛化
中美贸易战“台商回流”、美国国会出台“台北法案”、新冠疫情蔓延之际，特朗普政府无视中国的警告，接连批准对台武器军售，指派官员访台，军机舰巡航，打破美台关系的民间交往性质，给台湾以被“协防”之假象，蓄意制造台海危机，坐收渔翁之利。对内方面，2020年蔡当局刚刚赢得连任，势头正盛，更是不加避讳地营造大陆“威胁”氛围，阻断两岸民间往来。藉疫情不许陆生返台，藉势整肃岛内高校，引发岛内教育界“寒蝉效应”。
当下，岛内民众尤其是与时代接轨的青年群体既感受到作为“台湾人”的特殊性，又对自身经常性陷入困境的境遇深感无奈。民主所赋予的参政热情在低“政府执政”效能面前被反复拷打，持续压抑的政治负面情绪一触即燃。
（三）情绪发泄：“理性”与“非理性”的激烈碰撞
“政治负情绪最初只是一种心理状态,逐渐发展就可能变成行为。负情绪的爆发—激烈行为的产生，游行、示威、集会、闹事。”⑤
事实上，经过数十年的政治民主化，台湾并未走出想像般和西方一样的民主道路，相反，民粹主义⑥在整个台湾社会渐渐蔓延开来。极端的政治文化会影响社会稳定，这与台湾政治体系结构性缺陷以及“民主政治”恶质化发展不无相关。台湾政党从一党独大走向多党并存，现在主要体现在蓝绿两大阵营的政治对抗。两大势力在对抗的过程中不遗余力地“出谋划策”拉拢群众。在这个过程中，台湾民众的政治心理也在发生变化。政治文化极端分布的社会,公民行为往往具有极端化对立倾向,这样的社会往往是最不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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