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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合一选举中的民意、民粹与民心问题
http://www.CRNTT.com   2019-02-20 00:16:37


2018年台湾九合一选举,一股韩流在高雄破茧而出,翻转了民进党执政的优势。
  中评社╱题:九合一选举中的民意、民粹与民心问题 作者:张明睿(台湾),中华郑和学会秘书长、博士

  民主政治可称为“代议政治”,透过选举多数决之后,构建代议体制,形成“精英政治”的政府治理体系。民主政治也是“民意政治”,精英政策的施作与民众产生直接的关系,而多数民众可以对公共政策进行意见表达。那政策的取舍,是出自政府部门的“精英”,还是“多数民意汇集”的“公民”主张,目前学理上并无定论。①然而,政治精英组织政团、社团,透过集体的力量,取得权力与治理运作,表现主张与理念。由前述内含,可以归纳为“精英治理─政治团体─选举多数决─公民意见”等概念,本文将从这些概念的组合,讨论彼此关系。

  一、民进党“在野”与“在朝”

  “在野”与“在朝”身份的不同,对于“权力”、“治理”、“分配”具有主、被动的差异。在政治运作上,主要是“透过精英论述塑造民意、透过话题掌握主导民意、透过社会动员表现民意”。

  1、“在野”主导“民意”

  民进党长期作为一个反对党,社会组织力量的营造是主要的渠道,从70年代到今天,民进党的组织社团相当多元化,法律有人权团体、司法有司改团体,两性有平权团体、教师有台教团体、教育有教改团体、环境有环保团体、劳动有劳阵团体、其它如宗教团体、文化团体、农民团体、青年团体等等,只要有政府功能的部门,便设立相对的反对团体,除了社运功能外,也可以说是影子内阁的建构。

  除了组织的建构,对于“民意认同”的诉求上,民进党也循着两条不同的路径进行,一是扮演民主政治的在野诉求者,相对于具有“威权象征”的国民党,在属性上的不同;二是在地化“认同政治”的塑造,透过“历史悲情、族群分割、历史断代、劳农代言、中台有别、崇尚日治、台湾主体……”等政治性、社会性、文化性等多层次的论述,构建出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

  在政治活动上,秉持着人民集会结社自由与政治行为语言的极端化,透过精英诉求引导、社团组织设置、群众情感动员等方式,形成“政治精英、社团主义、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政治斗争路线。

  最显着的例子,是马政府执政时期,由于马英九奉行不争辩政策,拱手将话语权让渡给在野的政团,民进党以正义与道德教化者自居,指责执政团队的无能、腐化、买办、卖台,2014年透过太阳花学运阻却两岸服贸、货贸立法,青运成为压倒马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促成2016年中央公职选举,民进党一举取得完全执政的优势地位。

  2、“在朝”翻转“民意”

  政治理念的实现,必须取得权力为先决条件,民进党2000、2016年分别掌握了政府公权力,陈水扁执政时期,独化道路并未走远,但因贪腐,民进党再次失去政权。2016年民进党再次取得政权,为了实现长久以来的诉求,便将政策重心置于理念主义的实践,也就是朝向台独方向发展。“政治意识”取代了“经济建设”,政治挂帅成了不二选择。

  马英九执政,重心在经济建设,事实上,2008年执政初期便宣示了“五望”政治态度,人民希望“政府清廉,不要贪腐;经济繁荣,不要萧条;政治安定,不要内斗;族群和平,不要撕裂:两岸和平,不要战争”②的政治路线。

  如今民进党的政治治理方向,基本上已经完全翻转,成了以少数精英决定政策的特征。

  蔡英文政府执政之后,强化了政府组织控制,设立13个非正式的机关与300人次的职务,并在各部会中掌握副职派任官员,除贯彻党意调整整体发展道路,并作为扶正部会首长作出准备。

  在政策的转型上,松绑了社团政治性诉求,包括了同志平权、一例一休、非核家园、正名运动、年金改革、司法改革、转型正义、社团控制……,并藉由立法院优势,通过立法途径以落实政策改造社会,名曰“改革”。

  民进党权力的获得,长久以来是得利于社团组织的运作,取得政治权力之后,蔡英文必须实现社运主张,但在民进党中,不同的社团组织理念,其中不乏矛盾对立,蔡英文政府角色尴尬,没有积极扮演协调角色,任其社团之间进行竞争,如支持同志婚姻,却也激发基督教长老会推动“反同”社运;如东奥正名运动与运动员协会要求保障舞台对立;劳工团体与企业团体对一例一休的对抗;非核家园与反空污、以核养绿的冲突,形成了“以民制民”的奇特政治景观。

  更甚的是,民进党外围社团组织深具理想色彩,极端化政策的要求对他者形成排斥作用。蔡英文在野期间是透过社团“以民制官”,执政之后却造成“以民制民”的窘境。

  民进党自认掌握了平面与电子媒体的话语权,长期以来透过传媒作为价值观及角色认同的涵化(Cutivation)工具,③认为“民意”是可以控制与操作的,只要在短期内,给定长期支持民进党社团的诉求,后再寻求政治治理,便能稳定长期执政。可是民进党的判断是错误的,接踵而至的社会冲突议题,根本无法在短期中获得定纷止争效果,相反的,积累的社会政治诉求,民怨已经难以化解了。

  二、治理民粹化与少数民意裸露

  1、民主治理的民粹倾向

  民粹(Populist)在政治学理上,被放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与自由派、保守派别进行研究与区别,民粹派人士重视社会平等与社会秩序价值的维护,因此对于政府的角色具有高度期待。④

  但在一个动态的政治领域中,政治治理的“民粹主义”,却另有风貌,主要诉求对象是“平民”,而非“精英”,强调平民的利益与意见,如今更是“指动员民意、煽动民意的心态和行动”。⑤

  民粹政治反对“精英政治”直接诉诸民意与一般普罗大众,因此,在不同的国度其表现的形态不同,二战时期,民粹是民主政治发展的结果,产生“法西斯”政治治理;当今美国的川普,自诩经济民族主义者,实施反全球化的经济政策,以及对原有的精英政府进行“反建制”的斗争,川普的民粹主义,既是经济形态也是政治形态的民粹主义。

  依据黄光国教授的研究,台湾在李登辉治理之下,便已经步入民粹式民主政治的形态发展,到了今天的蔡英文政府,为了持续履行意识形态的目标,透过民意的诉求,在野形成“以民制官”的民粹社运;在朝形成“以民制民”的社会操作,更是一种深化形态的民粹政治,已经接近革命而非改革的民粹式民主政治的表现。这种表现,政治精英确是透过民意的包装,形成合法性的政治动员,但这次九合一地方公职选举,同时有10个公投案的进行,更能理解偏见民意的面貌。

  2、少数民意裸露民粹的识破

  民意是指公共事务领域内,人民对于政府当为或不当为的看法与立场。然而,民主政治是以个人为基础的哲学观,民意便有了碎片化的特征,在一个集体形制的政治社会,碎片化的民意汇集是透过组织化的社团与传播媒介所扮演,透过社会运动与舆论声浪影响政府政策的走向。这时候的“民意”已经脱离个体,转入组织化与精英化的模式,所能代表的仅能是组织立场、社会精英的民意展现。这也是民粹主义能在民主政治环境中成长的缘由。

  黄光国教授对于台湾百姓,长期受到民意控制与教化,提出他的分析,“至于群众,只不过是一种停滞不前的惰性力量……本质上却是一种由上而下的精英主义”,黄光国说出了台湾长期以来,民意是由精英塑造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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