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外部力量，一直是两岸关系力量博弈中的主要外部介入因素。美国的台海政策一向以美国的利益为依归，同时与中美关系形成互动。中美关系稳定，美国台海政策中的消极因素会相对收缩；中美关系对抗上升，美国台海政策的破坏性就会明显上升。近年来，美国对台湾问题的介入和干涉力度持续加大。一方面美国要利用台湾这张牌对大陆崛起进行有效牵制；另一方面也是出于阻挠两岸统一进程的需要。美国不仅连续通过涉台法案，而且深度介入台湾地区选举，支持和扶持与大陆对抗的民进党当局，有意冷落甚至抛弃认同“九二共识”主张与大陆一起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国民党。美国这一政策导向，让民进党当局深受其利并更加胆大妄为，而岛内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力量则受到沉重打击。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国民党被迫回头投奔美国，甚至准备放弃“九二共识”，凸显与大陆对抗的一面，以博得美国的欢心和认可。未来相当一段时期，美国因素将是导致两岸关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稳定的重要根源。
台海两岸以及美国因素是两岸关系力量博弈中的三支显性力量。在这三支力量之中，虽然大陆一直竭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之局面，但是，由于民进党当局与美国这两股势力密切合作，有意挑起两岸对抗，严重侵蚀了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基础，导致两岸关系有偏离和平稳定发展轨道之虞。未来的两岸关系的性质和发展轨迹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三支力量的强弱变化及其博弈。
除了上述三支显性政治力量对两岸关系发展产生关键性影响外，还有一些隐性力量也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方向和性质发挥作用。
其一是经过近40年的两岸交流融合，台海两岸高度相互依存作为一种隐性力量用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两岸关系走在和平发展的轨道上。当今两岸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不仅仅是两岸之间庞大的经贸数字，而且是实实在在影响到两岸千千万万家企业的生存发展，影响到千千万万个家庭与个人生活和福祉的现实。全球化也好，两岸命运共同体也好，两岸相互依存也好，无论人们喜欢与否，现在都已经成为一种存在。两岸间这种密切的经济社会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两岸关系稳定器的作用。两岸政治关系撕裂一旦延伸到经济社会关系撕裂，将很快对千千万万个两岸企业、家庭个人的生活与命运产生直接的破坏性影响。也正是由于两岸之间这样一种经济社会利害联动关系的存在，反过来也对两岸关系中的破坏性政治政策产生一定的约束。
其二是政策理性。在后全球化时代，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政治情绪化和民粹主义的大规模抬头和爆发，正在冲击着各个层级的社会治理，影响着世界各地的政治生活。毋庸讳言，理性化的社会治理与理性政策正在遭受极大冲击。尽管如此，当今世界处于一个更加透明的时代，也更容易使人们确认自己的实力地位与政策得失并做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政策选择。从两岸的历史看，台湾当局曾经有过一些冲动性的政策，例如陈水扁时代曾经试图搞“法理台独”。总体上看，虽然不乏非理性的情绪或政策冲撞，但长期以来政策理性一直在两岸关系中占主导地位。大陆的对台政策基于自身的实力地位和战略发展布局而呈现出高度理性，过去如此，未来也会如此。就今天台湾民进党当局而言，也面临着理性计算与情绪冲动之间的博弈。如果冷静观察民进党的发展与成长历程，不难发现，民进党不仅是煽动群众情绪的高手，更是一群精明的政治精算师。在民进党绝大多数的政治活动中，理性与精准的政治计算仍然在发挥着主要的作用。在民进党的一切政治活动中，民众的政治情绪一向是用来被煽动被利用的。民进党可谓是精明的政治实用主义者，而不是理想主义者。在权力地位和政治理想之间，民进党的各种理想、蓝图、口号都是用来动员民众投票支持民进党的政治工具，而政治权力和地位才是民进党追求的真实目标。从近期民进党操作“反中仇中”民粹也可以看出这一逻辑。
民进党作为一个追求“台独”的政党，最怕也最反对两岸统一，所以民进党当局也是目前岛内抗拒统一的领头羊。在挑起两岸意识形态冲突、制造两岸民众感情冲突以及对岛内“拒统”情绪煽风点火、引燃“反中仇中”民粹意识等方面，民进党当局可谓无所不为，无所不用其极。在此基础上，通过煽动民粹“仇中反中”政治动员，在2020年1月的选举中蔡英文以817万张选票获得连任选举的胜利。但与此同时，也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及蔡英文目前并未因这一阶段性的“成功”而冲昏头脑。一方面，民进党当局充分利用岛内民粹情绪爆发给民进党带来的选票支持和民调数位的高企以及极为有利的岛内政治局势，牢牢掌握岛内政治权力；另一方面，民进党依然牢牢把控着岛内民粹情绪流动的主导权，尚未出现民粹情绪绑架民进党政策，特别是民粹情绪牵着民进党的鼻子走的局面。
民进党追求的是权力、地位，一切操作也是围绕如何获得权力、巩固权力而开展，一切为了权力。这才是民进党的核心利益。从民进党的政策历史看，两岸关系或两岸议题也是被用来为民进党获取权力、巩固权力服务的，而不是宁可放弃这些权力地位也要与大陆干到底，搞飞蛾扑火，以卵击石，鱼死网破。在这一问题上民进党内相当一部分人尚能保持清醒的认知。也就是说，在两岸关系问题上，民众情绪是被民进党用来利用的，政治精算之下仍会促使民进党当局维持基本的政策理性。
在两岸关系的力量格局中，上述三种显性力量和两种隐性力量之间的变化互动大体规定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方向与发展曲线。
三、近中期两岸关系前景
从宏观上看，中美关系大格局对两岸关系有着直接而关键的影响。在中美关系中的合作与对抗两大主题中，对抗性近年来一直呈上升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中美关系正在陷于一种对抗螺旋。在未来的中长期内，中美合作一面何时超过对抗和斗争的这一面，目前尚难确定。这是影响近中期两岸关系性质与前景的最大外部负面因素。就两岸小格局而言，民进党作为一个“台独”政党的基本性质决定了民进党执政期间将以追求两岸分离为政策主基调，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冒出“台独”言行刺激两岸关系。这一小格局意味着未来至少在民进党执政的4年时间里，两岸关系进一步扩大分离、对抗上升会是主基调，而民进党的任何“台独”冒险言行均有可能点燃两岸危机的爆发。从这一角度看，当前两岸关系的内外环境均非常不利于和平稳定。总体而言，两岸关系大小环境在近中期难以有转折性的改变。从两岸关系的显性力量博弈结构看，两岸关系中对抗性博弈的一面会在未来较长时期占据主导地位。虽然两岸之间的理性力量和相互依存仍然是维持两岸关系基本稳定的关键力量，但是两岸之间斗争性的上升，危机风险的升高，将会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两岸关系的显性特征。
第一，两岸关系在未来4年乃至更长时间将处于下行阶段或者说下行周期，其主要表现是两岸关系逐渐趋冷，两岸交流合作的流量逐渐收缩。虽然，两岸经过40年的发展融合，已经形成了高度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但是对于民进党这样一个追求“台独”的政党而言，它希望尽可能摆脱大陆的引力，为此，推动两岸经济社会联系逐步脱钩属于民进党当局的一种蓝图和想像。这是民进党当局为抗拒两岸统一而寻求的两岸之间的一种物理隔离方式。几十年来，两岸关系有斗争、有合作；有交流、有对抗，总体看一直呈起伏波动式的曲线发展趋势。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中期，两岸关系发展处于上升期、热络期；从90年代中期，特别是从李登辉提出“特殊两国论”到2008年陈水扁下台，属于两岸关系的斗争期；经历了2008年到2016年的两岸关系高速发展的大交流大合作上升期后，2016年民进党上台后两岸关系再次掉头向下，进入交流冷却期、斗争摩擦期。民进党当局在2019年底强行通过所谓“反渗透法”就是为两岸关系的刹车而准备的。只要民进党不下台，也就是说至少在2024年政党轮替前，这一趋势都难以改变。当然，民进党推动两岸物理隔离或脱离接触政策，活生生撕裂两岸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其可能的结果就是两岸脱离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社会代价。这一可以预期的代价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民进党的两岸脱离政策形成牵制和反弹。
第二，中近期两岸关系中的高风险点。在两岸关系下行期或斗争激化期，两岸之间的斗争、对抗将会常态化。在这一时期，两岸关系将长期处于高危环境之下，极易形成或引爆两岸关系重大危机。从历史经验的角度看，极易引爆两岸危机的关键风险点有两个：一个是美台关系的突破；另一个是民进党当局搞“法理台独”。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场台海危机的爆发，就是由于美国允许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访美而引发。2018年美国通过了《台湾旅行法》为民进党当局各级政治人物访问美国打开了大门。如果未来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或相当级别的政治人物访问美国，将意味着美台政治关系的突破，两岸关系极有可能重蹈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场台海危机的覆辙。此外，美国近期通过的“台北法案”意在国际空间问题上帮助台湾当局，如果美国与台湾当局联手在国际组织或国际空间问题上严重破坏了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关系演变出重大危机的风险也是极高的。“法理台独”一直是潜在挑战两岸关系稳定，引发两岸关系危机的重大政治隐患。通过2020年台湾地区选举，民进党几乎全面掌控了台湾地区行政立法司法权力，在缺乏岛内其他党派有力制衡的情况下，民进党通过“修宪”、“制宪”、“释宪”、“立法”、“修法”等方式改变岛内现行的“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相关法律规定，推动“法理台独”的条件已经具备。“法理台独”对于岛内“台独分子”的政治诱惑力越来越强烈。特别是在知名顽固激进“台独分子”游锡堃任岛内民意机构负责人的情况下，“法理台独”的风险在未来4年将居高不下。
除上述两种情况外，两岸关系中偶发性的擦枪走火引发重大危机的风险也在升高。例如，类似之前台湾军方在澎湖海域的所谓“导弹误射”事件；或民进党当局故意在大陆军机军舰绕岛巡航中制造偶发冲突或摩擦等突发事件。一旦危机管控不当，都有可能引发重大台海安全危机。
第三，关于当前两岸关系中甚嚣尘上的民粹情绪。毋庸讳言，当前两岸关系中的民粹情绪已经到了“壮志饥餐胡虏肉”地步。这种情绪的确对两岸关系的恶化有着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但到今天为止，决定政治问题的依然是凭藉实力而不是民粹情绪。解决台湾问题这样的政治问题更需要靠实力，靠物质基础，靠理性判断。两岸关系的解决最终还是需要回到实力层面或物质层面。缺乏实力为基础的民粹情绪都是内部虚火，形不成积极有效的外部效果。如果激情或民粹情绪可以解决问题，或统一或“台独”，台湾问题都不会拖延到今天。无论岛内泛绿民粹多么仇恨大陆、反对大陆，但这种民粹情绪终究挡不住两岸走向统一的历史车轮。尽管民进党善于利用民粹在岛内政治中争夺政治权力，但是岛内民粹却不可能帮助民进党实现“台独”的目标，因为与日益崛起强大的大陆相比，民进党当局根本就不具备那个实力。
两岸关系需要理性，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偏激民粹在舆论方面的负面影响，让两岸关系回到理性空间之下进行处理。民粹情绪的消退和理性回归主导地位，有利于避免两岸关系出现重大危机。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5月号，总第26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