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影响中间选民投票行为的关键因素是选举过程中的焦点议题
与蓝绿基本盘，以及基本支持群众的投票行为相比，决定中间选民投票行为的不是政治立场，而是选举过程中的焦点议题，也就是一定的时空背景下形成的选举主轴。
如果把2005年以来的历次选举结果与当时台湾岛内形势联系起来观察，就会发现每一次的选举主轴都是在台湾岛内特定时空背景之下形成的，选举的过程就是各个参与竞选的候选人围绕选举主轴，围绕特定时空背景下形成的焦点议题展开竞选。选举结果的大起大落是与当时台湾社会面临的内外形势紧密相联的。也就是说形势的变化对于台湾中间选民的投票行为产生巨大影响，台湾选民的投票行为更多地受到当时形势之下特定议题的影响。而不是基于传统固有立场。
2008年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以大比分赢得“大选”，2009年地方县市长选举中国民党夺得多数席次，以及2010年五都行政首长的选举，受到陈水扁执政期间的贪腐行为，以及挑衅两岸关系，导致两岸关系走到战争边缘的影响。在这段历史时期，民进党的发展陷入低迷；2014年台湾地方县市长选举中民进党以大比分夺得多数席次，2016年“大选”中民进党蔡英文高票当选，则是受到国民党马英九执政期间施政成绩不佳，两岸关系快速发展让台湾民众感到压力，最终爆发太阳花运动的影响；2018年的地方县市长选举，同样是因为民进党执政两年，施政成绩太差，以及两岸关系陷入僵局的影响。
台湾社会发展面临的特定形势产生了特定的选举议题，整个选举过程就是围绕这些焦点议题展开，而焦点议题是影响中间选民投票行为的关键因素。
二、中间选民投票行为对于两岸关系发展的重大意义
（一）台湾主体意识的上升使得“统独”议题不再是选举的焦点议题
回顾台湾的选举历史，在1996年、2000年以及2004年的台湾领导人选举中，“统独”议题一直是选举的焦点议题，“爱台湾”与“卖台湾”成为蓝绿候选人竞选攻击的口号。在统独意识形态的主导下，社会治理、经济发展议题被参与竞选的各党派候选人忽视了，选民被迫在“统独”议题上作选择。随着台湾社会的本土化与民主化转型，台湾社会本土化日渐深入，台湾意识逐渐上升，台湾主体性基本确立。同时，2005年台湾经过修宪确立了“单一选区两票制”的“立委”选举办法，推动台湾社会走向中间，极端的意识形态逐渐淡化。
随着台湾意识的逐渐上升，“统独”议题不再是台湾社会选举的焦点议题，台湾选民，特别是中间选民更关注社会治理、经济成长议题。台湾社会发展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间选民投票行为的重要依据。相较于2005年以前的选举，传统蓝绿基本支持力量的投票行为取决于国家认同与政治立场，导致台湾大选大多围绕“统独”议题进行竞争。在2005年以后的台湾选举中，台湾选民更加关注的是社会发展、经济成长议题。而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只是影响台湾社会发展与经济成长的重要因素，是实现台湾社会发展的手段与方式。
（二）台湾中间选民已经成为制约两岸关系走向极端的重要力量
台湾社会的发展正在成为台湾各项选举的焦点议题，而两岸关系，与趋统还是趋独只是实现台湾社会发展的方式与手段。中间选民对于国民党执政或是民进党执政关注的重点是不同的：2008年国民党高票当选后，马英九接受九二共识，并且严格按照“一国两区”定位两岸关系，希望藉助大陆因素推动台湾社会发展。台湾没有“独立”的问题，中间选民关注的重点是防止台湾与大陆走得太近。“太阳花运动”的爆发就是台湾民众对于两岸关系快速发展的不适应，并导致2016年民进党人蔡英文高票当选。民进党执政后，没有放弃“台独”党纲的民进党不接受九二共识，试图摆脱大陆因素寻求台湾社会的发展。民进党执政没有统一的问题，中间选民关注的重点是台湾经济发展问题，也就是不要离大陆太远。民进党仅仅执政两年，中间选民就用选票否定了民进党的发展战略，大幅摆向国民党。
2008年以来中间选民在台湾各项选举中的表现，显示出中间选民正在成为制约两岸关系走向极端的重要力量。
（三）台湾中间选民的投票意愿反映了两岸关系的内在规律
2008年以来逐步扩大的中间选民，其投票行为反映了两岸关系的内在规律。一方面，两岸之间存在的内在动力与纽带维系台湾与大陆保持密切的联系。从历史上看，台湾与大陆有共同的历史与文化，两岸民众同文同种，两岸之间有相互融合的基础；从现实中看，台湾的社会发展无法摆脱大陆因素的影响，和谐的两岸关系是台湾社会发展必然的选择；另一方面，两岸之间存在的社会差异形成了排斥的力量，阻碍了两岸社会的深入融合。1949年以后两岸分别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选择了不同的政治制度，由此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差异，导致台湾民众对于大陆心存疑虑，希望两岸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两股力量的并存决定了短时间里两岸很难实现和平统一或“独立”，两岸统一的趋势与“台独”的趋势将面临长期竞争的态势。
三、2020年“大选”过程能否延续“九合一选举”时的政治生态是影响选举结果的关键因素
（一）台湾地方选举与领导人选举的关联性
观察地方选举和领导人“大选”的关联性可以从两个不同的层次分析，一是从选举的焦点议题分析。台湾地方县市长选举和领导人选举处于不同的层次。因此，选举的焦点议题是存在差异的。地方选举更多的是关注地方社会治理，关注经济成长；而在领导人选举中还会加入两岸关系这个重大议题。从选举的焦点议题观察，两者的关联性不是必然的。另一个层次从民众对政党的好恶程度分析。由于地方选举和领导人选举相隔时间只有一年多时间，使得民众在短时间里不会快速改变对政党的看法。因此，从这个基本面上观察，两次选举具有相当的关联性。
从历史上看，由于陈水扁的贪腐以及在两岸关系方面的极端行为，导致民进党陷入低潮。国民党不仅赢得了2008年的“大选”，而且顺势赢得了2009年、2010年的地方选举。同样，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给国民党带来沉重打击，国民党不仅在2014年的地方选举中大败，而且在2016年的“大选”中以大比分落败。值得关注的是，2018年国民党在“九合一选举”中的大胜是否能够延续到2020年的“大选”？答案取决于2018年“台湾最大党就是讨厌民进党”这个政治生态能否延续下去。如果2020年1月“大选”投票前，台湾社会或是两岸之间发生重大事件，改变了2018年台湾的政治生态，国民党要再次赢得“大选”的胜利存在变数。
（二）“九合一”选举结果显示出当前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社会治理与经济成长
2016年的台湾选举让民进党赢得了从行政到立法的全面执政。然而，蔡英文执政当局在两年多时间里施政表现与台湾民众的期待存在巨大的差距。从社会治理方面观察，民进党利用手中的权力，强力推动《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坚持提出备受质疑的《反渗透法草案》。民进党以社会改革为藉口，从意识形态出发，打击异己政党，图利特定集团，施政过程相继得罪了劳工、青年、农渔民、中小企业主及军公教等多个阶层民众。从经济成长方面观察，民进党执政后企图摆脱大陆，以“新南向政策”寻求台湾的经济成长，不仅违背了台湾经济成长规律，也与民众“求稳也求快”的愿望产生冲突，广大民众没有感受到经济成长带来的生活改善。从两岸关系方面观察，民进党执政后拒不接受“九二共识”引发两岸的对立，让两岸关系陷入僵局，进而导致台湾经济受到冲击。
民进党执政后的两年多时间里，蔡英文当局施政满意度已经降到三成以下，不满意度超过六成。“台湾最大党就是讨厌民进党”，这个现象成为台湾政治生态变化的突出特点。经过民进党执政的两年多时间，专业的社会治理，有感的经济成长，以及和谐的两岸关系成为台湾民众，特别是中间选民的追求与诉求。而民进党擅长操弄的“安全与主权”问题得不到民众的回应。这样的民意诉求延续下去，将对2020年的“大选”产生重大影响。
（三）违背中间选民意愿的强势干预将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
在2018年台湾“九合一”选举陷入胶着的关键时刻，围绕高雄市长的选举，出现了值得关注的现象。以前美国在台湾地方选举中一般都是作为旁观者的角色出现，但这一次却公开介入，直接拉抬民进党。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莫健在媒体专访时表示，有外在势力试图改变台湾风向，散播不实讯息。两岸使用相同语言，台湾讯息渠道便利且有言论自由，使得假消息泛滥，“这是非常危险的”。 “美国在台协会（AIT）”前高雄办事处处长杜维浩公开声称，高雄“又富又漂亮”。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在有意拉抬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对冲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的高雄“又穷又丑”说。但让杜维浩始料未及的是，韩国瑜成功翻转，让民进党执政20余年的高雄“绿地变蓝天”。铁的事实证明，美国虽然明目张胆地介入，但其实客观效果微乎其微，岛内民众并不买帐。
事实证明台湾选民，特别是中间选民已经逐渐培养出独立思考的能力。台湾人民需要一个从庶民的角度来发展经济的政府或者政治人物，而且对于废死跟同性婚姻都有自己的定见，不受所谓普世价值操作的影响。台湾人民有自己主体性的思考能力，让美国在选举前许多操作都失去了作用力，美国的过度介入反而会起到相反的作用。正如中评社发表评论指出，“美国已经逐渐从趋势的掌控者变成跟随者。”
结论：台湾社会已经成为选举社会，经历了多次不同层次的选举，形成了台湾特有的规律。研究台湾的选举规律，瞭解台湾选民，特别是中间选民的投票行为以及影响其投票行为的因素，有助于大陆在制定各项对台政策的过程中，遵循客观规律，循序渐进地推动两岸的和平统一进程。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9年9月号，总第26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