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体政治中，民意往往走在政策之前，或是成为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化妆师，蔡英文经常放在口中的“改革”语词，被塑造成为“进步”的同义语，“改革”是一面进步的大旗，谁是“反改革者”，就是跟不上“进步价值”，媒体成为民意塑造工具。诸如对“军公教年金改革”、“转型正义”议题，透过民意式的舆论造势，同步于立法院立法进行，达到历史记忆的清算目的。
法制政治是民主政治的同义词，但在新政府治理之下，透过立法、司法、大法官、监察等意识形态人事任命与控制，堵塞行政、司法救济管道，最后，仅留下不具法律效力的公投之路。
社团的政治目的是否成为现实，仍要在立法过程较量。虽然蔡英文政府已具有全面执政优势，但也无法排除自身矛盾的困境。非执政党的相反意见，无缘立法，仅能透过公投来表达诉求，11月24日，台湾地方公职选举，同时增加了10个公投案的民意表达就是这种现象的表征。
这10个公投案可以简化为5个概念，“平权、能源、正名、环保、食安”。这些案子，长期以来是社会政治运动的核心议题，民意表达的结果，执政党的主张完全败北，突显出以往少数民意凌驾多数民意的霸凌现象，政治精英透过少数民意操作的民粹政治，一览无遗地被暴露出来。
民意的可塑性，是民主政治的黑洞，民意的塑造，也往往是一种利益表现，强势的少数透过权力，宰制多数且沉默的意见，但当反对声量出现，权力者更想以“假消息”进一步反制舆论场，在朝在野立场互换，权力傲慢油然而生。
三、民主政治压力调节的消亡与民心
1、民主政治压力调节的消亡
民主政治理论的讨论“只谈民意，未谈民心”，肇因于民意可被观测，民心则无法测度。只是学术上不可被观测与研究，不代表现象界的不存在。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民心”是权力得失的评量根本，上位者不仅仅重视已说出的“民意”，更担心人民内心世界的活动。在《大戴礼》〈盛德〉篇中谈到，“无德法而专以刑法御民，民心走，国必亡。亡德法，民心无所法循，迷惑失道，上必以为乱无道。”
这段话阐述“德法、刑法、民心”三个概念关系，不但不八股，实具现代意义。“专以刑法御民”，在一定程度上合乎2016年新政府上台的作为，例如“促进转型正义条例”透过立法机构立法，看似具有正当性，却背离现代法理逻辑，忽视了“法治政治”的精神。强行运作，民心离散。更何况是“德法不彰”的贪腐问题，庆富案与该案相关的待监者脱逃。皆是德法腐败实例，演变成社会不满情绪，上位者却视“为乱无道”，进一步政治箝制，例如“假新闻”的入罪说，便是“杜民之口甚于防川”，止乱御民之术的循环，将造成民心迷惑失道，演变成社会苦闷的心理状态。
比较政治学者，或许会提出中国传统政治乃是封建专制体制，与今天的民主政治制度形态无可比较，民意的掌握足矣，何须借古论今高挂“民心”概念。但高雄的状态，是单一政党执政了20-30年之久，若以长期掌握政权的视角，古今对权力的使用并无不同。
民主政治本应有调节“社会政治压力”的功能，但长期执政，此功能也难存在了。长期执政的结果，形成两种宰制现象，一是政策偏好的一贯性，形成他者排斥性的现象；其二是控制性组织结构的完善构建。政策的偏好有两种，一是政策的实践，另一部分便是意识形态正确性的压力。组织控制已经从政府移转至民间社团的权力流动，成为利益的共同体。
在双重压力之下，造成多数民众心理的不满，却碍于现实政治压力，民众找不到压力纾解的出口，这些可以从民意机关采访过程，被采访者的恐惧心理，反映出“沉默螺旋”现象的存在。
民主政治重视民意，但“民心”在民主政治制度也并不虚幻。民心的汇集实来自于民主政治压力调节的消亡，“台湾最大党是讨厌民进党”是较贴近的一种民心诉求。
2、“民心与民意”选战较量的试验
民进党取得政权的利器，来自于社团组织、群众运动、与话语权掌控，在台湾南部乡民更是膜拜式追随，2004年陈水扁选举，南部乡民喊出“肚子扁扁也要选阿扁”，2016年总统选举达到了巅峰状态，民进党不但掌握民意话术，也掌握了本土民众情感与民心归向。
但在民进党如日中天的时刻，2018年台湾选举，出现了诡谲的变化。一股韩流在高雄破茧而出，并向北部外溢冲撞，原本十分平淡的选举活动，却因“韩流”，形成热浪滚滚，并翻转了民进党执政的优势。
民进党在高雄执政已经超过20年，“政治团体、社会团体、利益团体”已经形成盘根错节，政治结构化紧密，百姓对此结构无力冲撞，只有默默承受。从民意上理解，韩国瑜在今年5月民意调查时，与民进党候选人支持度比较，根本谈不上竞争的地位。
当韩国瑜到高雄接触当地民情，指出“民心思变”，五五波的态势可见。民心既要思变，打破并超越现状，势必得冲破意识形态枷锁，唤醒高雄人内心改变的渴望，以“民心对抗民意”成为选战的途径。
“强经济、去政治、讲廉洁、不恶言”是韩流主轴，针对“中产阶层、中小企业、在地农渔民众”喊出“人进得来、货卖得出去”，针对青年“喊出北漂回流”，件件打动人心，高雄选战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民心与民意”的竞争。“韩流”虽是指选战中候选人所表现政治文化的简称，本质上却是与“民心”共鸣的政治心理反射，韩国瑜正是扮演掀开“民心”压力锅锅盖的角色。如果民粹政治是“藉由强调外在的危机，吸引民众的扈从”，韩国瑜基于民心的选战，则是“愿景与温暖”的新模式。
四、结论
民粹、民意、民心三者，共项为“民”，但其概念意义，却有不同的指向。
民粹的内涵，可以分析出“权力宰制─民意控制─改弦易辙”模式的概念意义。民意在学理上则比较明确，是一种对公共政策的看法与立场，但在现实政治中，民意具有分众化特征，民意汇流成为民意的渠道，在台湾民意溢出了公共议题领域，往往成为族群间伤害的工具。
民心则存在生活方式的底蕴，具有普遍性、隐伏存在的特征。民心的汇集来自于权力伤害的积累，受制于政治权力与舆论的控制，往往在生活讯息场中流串，形成一种集体苦闷的社会心理现象，是有待被揭开的压力锅。
西方政治理论所关注的“民意”政治，在东方政治文化中，还必须关注更广泛的政治心理与民心归向问题。不论民粹式的意识形态枷锁有多牢，民意塑造与控制有多密，一旦民心离散，意识形态、民意控制也将会随之瓦解。
从高雄选战观察“民粹、民意、民心”三者实具有竞争关系，选战的胜负来自于民意具体的计算；民粹政策的推动则是选战政治形势的基础；选战进程对民心脉动的理解与共鸣是选举策略的重心，终极影响是权力的交替，这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经验。
注释：
①一派强调公共政策应该以多数民意为依归；另一派主张应由少数精英与专家制定。
②马英九〈从感恩出发，从谦卑做起〉《马英九总统关键报告实录》(台北：华侨救国联合总会编印，97年)，10页。
③长期暴露在相同电视讯息下的阅听人，会被电视机灌输相同的观念，产生共同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角色认同，这就是所谓的涵化(Cutivation )。
④根据Hartman,Janda&Goldman的运用电脑规划政治意识形态分析的研究，以“自由─平等，自由秩序三个概念”针对四个派别，形成四个象限，研究区分的结果。民粹派人士偏爱大有为政府，视所有公共问题为政策问题，有赖政府的介入，来加以处置。余致力着《民意与公共政策─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台北市：五南出版社，91年)，18-20页。
⑤如果一个国家或政党领袖经常以直接诉诸民意的方法，利用群众的偏见，并煽动群众的情绪，达到动员与裹胁的目的，作为其政权或政策合法的基础，便可以称之为民粹主义的政治。请参阅黄光国着《民粹亡台论》(台北：商周出版，2003年)，14页。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9年2月号，总第25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