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通过明确“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的基本立场，有力回应台湾方面以“制度不同”为由拒斥统一的现实挑战。20世纪90年代，随着“宪政改革”在台湾地区的展开，两岸政治制度的差异逐渐成为以所谓“自由民主”为政治正确的台湾当局和不少政治人物拒斥“统一”的藉口。早在1996年，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就曾提出，“海峡两岸没有民族与文化认同问题，有的祇是制度与生活方式之争”，首次将制度差异横亘在两岸交流之间。2008年，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也曾表示，“两岸问题最终解决的关键不在主权争议，而在生活方式与核心价值”，进一步运用价值符号淡化两岸间的“主权”争议。而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更是公然宣称，“我们祇有一个国家，就是‘中华民国’台湾；我们祇有一个制度，就是民主自由人权”，其措辞体现出强烈的以“民主”价值包装“台独”意图的政治策略。“台独”开始作为“一个追求民主化、本土化、真实化、名正言顺、名实相符的台湾”⑪出现在台湾民众眼前，其所操纵的价值话语体系对于“主权”话语的挑战在进一步加强。面对以制度差异为藉口的“台独”价值话语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藉口”⑫，强调制度问题并非影响统一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台湾民众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已形成“坚持当家做主，珍惜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的制度关切⑬，对在岛内已被污名化的“一国两制”始终抱有制度疑虑。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一方面积极明确“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⑭，另一方面，又为两岸沟通设置了较低的门槛，缩减两岸对话的实质限制，力求最大程度尊重台湾人民“当家做主的意愿”，有力回应台湾民众对其现有政治制度的关切。“两制”台湾方案的包容性设计与台湾当局藉由“生活方式与价值追求不同”而拒绝探讨统一问题的狭隘形成了鲜明对比，既驳斥了将“台独”视为台湾实现“民主自由”唯一途径的错误观点，又对岛内藉助价值性话语包装“拒统”政策的实质进行了有力的揭穿和回击，为“一国两制”在台湾地区的适用扫清了以“自由民主”制度为藉口的障碍。
三、话语意义：充分把握两岸统“独”话语争论主动权主导权
在1979年两岸暂时结束直接军事冲突后，大陆和台湾在统“独”政策表达层面的话语斗争已成为双方斗争的“主战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态发生较大变化，在此背景下，两岸话语斗争的重点也发生了相应改变。在“台独”分裂分子的鼓噪和挑衅之下，两岸话语斗争的议题重点从此前“正统之争”下的“两岸谁来主导统一”，转变为统“独”之争下的“两岸是否要统一”。在此背景下，大陆虽一直在战略层面牢牢掌握两岸关系的主动权主导权，但在话语斗争这一具体层面，仍面临不少挑战。在一个时期内，两岸双方话语斗争的“锋面”逐渐从“促统”转至反“独”议题。习近平总书记“两制”台湾方案倡议的提出，成功扭转了这一两岸话语斗争中反“独”优先于“促统”的议题设定和探讨状况，使“如何实现国家统一”重新成为两岸关系中的重要议题，因而不仅具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更在两岸话语斗争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方面，“两制”台湾方案的提出，实现了两岸话语斗争议题设定重心的转变。自台湾方面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后，尤其是“台独”分裂分子逐步掌握岛内执政权后，台湾当局便不断抛出挑战大陆底线的观点，对两岸关系造成严重危害，更让两岸话语斗争的焦点逐步向统“独”议题反向转进。以李登辉时期为例，在其执政前期，台湾当局尚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能够提出诸如“国家统一纲领”之类的统一议题，两岸话语斗争的焦点主要在于如何实现统一。但在李登辉执政后期，尤其是1999年其抛出“特殊的两国论”后，台湾地区“民主独立”思潮兴起，“一中”经典论述开始在岛内逐渐失去“听众”，⑮两岸话语斗争的主要焦点从“如何实现统一”转为“两岸是否同属一个中国”。此后，不少台湾政治人物更是不断抛出一个又一个统“独”议题，在岛内形成“拒统”政治动员，在两岸间制造各种事端，试探大陆政策底线。大陆在两岸统“独”话语斗争中开始处于被动应对的地位，反“独”上升为大陆对台政策的首要话语要素，而“促统”的重要性则有所下降。受此影响，一个时期内，在理论界甚至有不少人祇言反“独”，不讲“统一”，将“统一”视为一个次要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的倡议，一举改变了两岸话语斗争议题设定的重心，重新让“统一”成为两岸关系中的核心“关键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⑯，“统一”既是“两制”台湾方案预设的目标，更是未来两岸关系的必然走向。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当前，“促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反“独”还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都应是服务于“促统”这一终极目标的具体方式。在“两制”台湾方案引导的话语体系之下，“两岸是否要实现统一”已经成为一个没有讨论必要和探讨空间的议题，两岸双方所需要共同探索的祇能是“两岸以何种方式实现统一”这一议题。因此，“两制”台湾方案的提出已成为大陆方面突破“台独”分子设定的统“独”议题话语陷阱，重新掌握两岸话语斗争主动权主导权的关键举措。我们相信，随着大陆方面不断围绕“两制”台湾方案形成新的观点表述，“统一”议题将在两岸范围内引起更多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华儿女的思想共鸣，也必将在经过两岸同胞的充分讨论、交流之后，获得广大台湾民众的支持与认同。
另一方面，“两制”台湾方案的提出，将在话语层面为进一步夯实国家统一的台湾民意基础提供时间和空间。在“台独”分裂分子不断形塑以所谓“台湾主体性”和“反中仇中”为表现形式的“台独”意识的背景下，台湾岛内民意结构已发生悄然变化，开始呈现出“偏独化”的结构特征。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议题及相关政党的两岸政策主张的看法势必影响其在选举中的投票行为，也就直接影响选举的结果。⑰岛内主要政治力量均受制于选举压力，也或主动、或被动地实现了统“独”立场的“独”向位移。当前，在岛内，主张“统一”的声音已变得极为微弱，台湾民众对“台独”之害的容忍度日渐提升，而对“统一”之利的认识严重不足。这种情况若长期持续下去，无疑会让国家实现和平统一的民意基础大大削弱，从根本上破坏两岸和平统一的可能性。习近平总书记探索“两制”台湾方案倡议的提出，能够有效削减“台独”意识对两岸和平统一民意基础的持续侵蚀，从而为我们在夺取民意基础的话语斗争中争取时间与空间。一则，“两制”台湾方案将“统一”重新设定为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主题主线，通过在两岸交流交往中引入“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这一全新的政治观点，能够引发台湾民众对探索统一议题的关注热度，敦促岛内政治力量重新审视现有的话语体系。二则，“两制”台湾方案明确表示将充分考虑和保障台湾民众的利益、情感与诉求，其所形成的最终制度设计将以正和博弈的结果呈现，切实向台湾民众展现“统一之利”。三则，“两制”台湾方案提倡不限主体的平等协商，呼吁双方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大陆藉此掌握了两岸关系发展的话语主导权，民进党等“台独”政党则被迫以“拒绝沟通”来被动回应大陆方面的积极示好，对台湾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台独”之害在此过程中逐渐暴露。由此，在“两制”台湾方案的探索过程之中，台湾民众将获得重新思考“统一”议题的时间和空间，而其情感与利益诉求也将在“两制”台湾方案的包容性设计当中获得吸纳，两岸复归统一的民意基础将走上重塑之路。
注：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遏制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的法理依据研究”（项目号：18CGJ00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习近平：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1月3日第2版。
②参见周叶中：《“一国两制”法理内涵新释》，《中国评论》（香港）2014年12月号。
③《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1月3日第2版。
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⑤《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1月3日第2版。
⑥参见李家泉：《香港回归望台湾》，香港文汇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
⑦参见李义虎等着：《“一国两制”台湾模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页。
⑧参见段磊：《台湾地区宪制性规定法理定位研究》，九州出版社2019年版，第127页。
⑨祝捷、宋静：《历史上三次复台治理经验及对“两制”台湾方案的启示》，《台湾研究》2019年第5期。
⑩庄吟茜：《“一国两制”在台湾的污名化：剖析与澄清》，《台湾研究》2016年第1期。
⑪陈佳宏：《台湾独立运动史》，玉山社（中国台湾）2006年版，第35-36页。
⑫《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1月3日第2版。
⑬参见《两岸和战的民意与民心》，资料来源：http://www.taihainet.com/news/twnews/latq/2020-05-09/2382646.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8月15日。
⑭《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1月3日第2版。
⑮段磊：《“一个中国”话语体系的逻辑构成与理论挑战》，《中国评论》（香港）2016年11月号。
⑯《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1月3日第2版。
⑰林劲：《关于台湾民意与相关民意调查的若干观察》，《现代台湾研究》2019年第6期。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10月号，总第27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