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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都面临着古怪的特朗普的压力，都试图稳定与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的关系。 |
中评社╱题：特朗普革命、新型全球化与亚洲局势 作者：锺飞腾（北京），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室主任、研究员、博士
作者指出，全世界都面临着古怪的特朗普的压力，都试图稳定与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的关系。认识“美国优先”的特朗普革命，需要重新认识美国。目前美国对外政策有着极为重要的国内根源，特朗普的多数行为都是国内中下层利益优先，包括我们目前特别关注的中美贸易摩擦以及东亚问题等都是如此。特朗普的主要动机和目标在于，重构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之间的联系，让美国中下层更能获得好处。不过与以往的革命都是短期完成不同，特朗普革命可能是长期的。
一、前言
特朗普是美国百年来一位奇特出位的总统，他提出了颇有争议的“美国优先”政策。到目前为止，美国精英阶层中的多数仍对特朗普的政治才能和政治信仰持批评态度，认为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将失去二战后领导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能力。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西方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因而多数人将原本只是属于北美、欧洲和大洋洲等地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想像为一种覆盖所有国家的秩序，并且将冷战以来经济兴盛与全球化的发展归因于这种秩序。其他国家的很多精英也接受了这种论调，认为美国总统总是与美国精英的利益一致，将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作为首要任务。
但是，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后采取的诸多措施表明，美国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关系出现了问题。特朗普对多边主义不感兴趣，将气候变化问题扔在一边，也不接受主流经济学家对保护主义的口诛笔伐，并且轻率地试探“一个中国”的政治正确性。这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动作，以及在推特上发布重大政策的手法，一度让跟踪和研究美国政经变化的人士out了。特朗普上台本身似乎表明，美国已不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美国。
二、新美国、国内政治与特朗普革命
如果仅从外表和整体看，美国还是那个美国。例如，美国的经济总量还在继续上升。IMF资料表明，2017年美国经济总量为19.4万亿美元，净增长738亿美元。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从2016年的15.5%下降至2017年的15.3%，跌幅为0.2个百分点。如果以美国农业部提供的国际宏观资料计算，2016年美国实际经济总量为16.9亿美元，2017年上升至17.2亿美元，净增长371亿美元，美国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从2016年22.0%下降至2017年的21.8%，跌幅不到0.2个百分点。因此，从经济总量意义上说，无论是绝对地位还是相对地位，美国还是稳定的。
从军费开支看，美国也依然名列前茅，超出前十国的总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提供的资料显示，2016年美国军费开支为6111.9亿美元，比2015年增加了151.8亿美元，占全球军费开支的36.0%，比2015年还增加了0.3个百分点。特朗普上台之后，更是大幅度增加了军费开支。
在软实力方面，美国下降的幅度也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大。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研发了一个“全球存在感指数”，其中包括经济、军事和软实力三个方面。按分指数来看，2015年美国软实力得分为1738.2，2016年得分为1745.0，增长6.8。从相对角度来看，中国的软实力在2015和2016年的相应得分为452.9和461.2（列全球第三位），增长8.3，中国占美国的比重缩小了0.4个百分点。由于移民政策是软实力指标的8个组成部分之一，特朗普反对移民的政策将会减损美国的软实力，但是指标的其他部分变化幅度不大，因而整体上美国的软实力还依然强大。
如此一来，仅从美国整体地位的变化来讨论特朗普的政策是非常不够的，甚至具有误导性。美国重量级国际关系学者杰夫·科尔根和罗伯特·基欧汉在2017年5/6月号《外交》发表《被操纵的自由主义秩序》一文，他们认为前几年在讨论美国对外政策时，问题的焦点是美国是否应该扮演领导角色，但从2016年以后，美国精英普遍认识到，问题的性质发生了转变，美国对外政策的挑战主要不是国家间问题，而是来自美国国内。这个重大思路在美国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哈斯的《外交政策始于国内》一书中有更为深入的论述。在中国，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内政决定外交，这么简单的道理还需要专门写书强调吗？是的，如今的美国似乎还没有就此达成全国性的共识，特别是白人精英与中下层之间分歧严重。
自二战以来，美国白人精英主导的很多对外政策，并非只是立足于国内利益，而是基于这些人广泛分布的全球利益。通过将美国的整体利益拓展至境外，美国白人精英的财富、权力和地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为了拓展和保卫这种利益，白人精英采取了两种战略，对外是霸权，控制关键的资源和通道，在海外驻军，将美元转变为国际货币等。对内是“内嵌式自由主义”，即把他们从海外扩张获取的利益部分转让给中下层，以求得他们的支持。美国二战后的对外战略之所以获得成功，主要是摆平了国内势力的干扰。在此之前，美国白人精英曾多次品尝失败的苦果，最显着的例子就是一战结束之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没能说服参议院批准加入国际联盟。而二战后帮助美国奠定全球地位的那一代人，多数人的年轻时代就曾生活在威尔逊治下的美国，由于经历了大萧条、二战等重大的历史性巨变，这批人拥有非凡的战略远见和政治能力，既有能力规划未来，也有意愿跟中下层搞好关系。这甚至让美国战略界的第二代——如布热津斯基等，都甚为敬佩和羡慕，布氏将其最后的著作取名为《战略远见》。
由于美国的对外战略是如此的成功，甚至最终以和平的方式赢得了冷战，我们便接受了对外战略这一个向度的逻辑，即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对美国一定有利，因而美国将维护这套秩序，防止他国冲击。比如小布希时期的“战略竞争者”、“利益相关者”，奥巴马时期的“中美两国论”等，都是白人精英对美国与中国关系的一种定位，核心是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以往，我们假定当选的美国总统总是能代表美国的整体利益，推进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维护美国霸主地位，这符合白人精英统治集团所认知的美国国家利益。很多研究美国的国际问题专家，通常也是从美国白人精英口中瞭解美国政府的政策主张，双方讨论的是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框架下，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可能有的发展空间。大多数专家到美国调研访学，也主要是走进大城市，如华盛顿的智库听听“旋转门”的人怎么看，然后将这些谈话写成分析报告。很少有学者能获得机会到美国的乡镇调研，更不用说与特朗普的支持者面对面交流一下。
2016年11月特朗普胜出之后，基本上宣告了这种精英认知模式的破产。特朗普上台表明，美国国内问题比国际问题更为严重而紧迫。如果不对美国内政有深入的瞭解，恐怕不能认识美国对外政策的变革。认识特朗普时代的新美国，需要的不只是国际问题专家，而更多的是美国国内问题专家。以往，全球多数国家的美国问题专家被巨大的惯性牵着走，以为只要瞄准了美国精英阶层的对外政策，就可以和美国周旋，却丧失了将美国白人精英的对外战略和对内战略关联起来考虑的意识。
特朗普的上台显露出，美国白人精英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主导这个国家，他们有时候也不完全能推选出喜欢的政治代言人。特朗普执政一年多，解雇了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等执政层的核心成员。据说被解雇的这些要员，是白人精英群用来制衡特朗普的。显然，美国内政的斗争相当激烈，白人精英集团对特朗普不满意，但又不能打破民主制度，因为特朗普是民选的，而民主制度也被白人精英所认可。民主制度选出了一位不被白人精英所认可的总统，这是民主的悖论吗？要知道，二战时期，德国的希特勒也是民选的。
这需要我们重新认识新时代美国的政治体制的性质。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理论上都应该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代表某一阶层的利益，一种是代表整体的利益。后者显然并非是常态，需要相当大压力的外部竞争环境、更为复杂的政治制度设计和更为高超的统治艺术。如果特朗普并不代表白人精英的利益，而是代表了其他阶层的利益，那么我们就不能把二战结束以来所总结的一套经验用来认识特朗普。
这一点有些类似于十月革命前后的俄国与苏联，苏联替代俄国帝国，事实上是一场革命性的政权变更，苏联要维护和巩固的国家利益，完全不同于俄国时代，尽管有些目标也是一致的。但由于大萧条和二战，美国精英阶层对苏联的认识相当矛盾和复杂，直到二战胜利后，美苏双方要划分势力范围时，终于发现摆不平国际事务了。1946年2月，长期观察、研究苏联的美国驻苏联代办乔治·凯南发回一封长电报，美国精英阶层才确认将苏联当作是美国的最大敌人。今天的美国是否也是如此呢？特朗普上台是否意味着美国发生了一场革命性的政权变更？以往我们看到的政权和体制变更，通常都是美国人搞其他国家，这次好像是白人主导的美国被国内普通中下层搞了一把，换了个总统来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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